·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5.谭峭与《化书》
谭峭是唐末五代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虽出身官宦，然少小即绝意仕进，雅好黄老、诸子之学。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归炼泉州清源紫泽洞。虽以学道自隐，但十分关心世道治乱与民生疾苦。所著《化书》上承道家根本，下开内丹之学，是道教理论的一次重要发展，在中国道教思想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全书“文词简畅，义理粲然。其中虽有长生、太上等语，而无龙虎刀圭伪妄之术、恍惚之语”。其治国经世之思想，更是在道教思想家中个性凸显的闪光点。
《化书》六卷，（五代）谭峭著。
谭峭（生卒年不详），字景升，道号紫霄真人，唐末五代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明代何乔远在《闽书》卷七《方域志》关于清源山的记录中有载：“紫霄，名峭，字景升，本州人，唐国子司业洙之子。” 清源山原在福建泉州境内，谓之“本州人”，当为泉州人。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谭紫霄传》亦称：“谭紫霄，泉州人也。”谭峭生逢乱世，自幼聪颖，虽出身官宦之家，少小即被其父训以进士为业，但一直雅好黄老、诸子之学，常披阅神仙传记，最终以游历终南山为借口，辞父学仙，一去不返。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数。尝醉游，夏作乌裘， 冬衣葛衫， 或卧霜雪中。又云游天下道教名山，入南岳炼丹。南唐后主李煜曾召至建康，赐号“紫霄真人”，又授其“金门羽客”，颁赐紫金阶和大量财产，他拒而不受。复归泉州后，修炼于清源紫泽洞。谭峭曾自云得张道陵《天心正法》，闽王王延钧奉为“正一先生”。谭峭虽以学道自隐，但十分关心世道治乱、民生疾苦。约在宋开宝年间无疾而终。
谭峭著有《化书》六卷，凡一百一十篇。书成之后，求南唐大臣宋齐丘为序，齐丘遂夺为己有而序之，题名《齐丘子》。后经陈抟揭露，始得纠正。全书篇章依次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中“道化”卷论修道原理，“术化”卷论修行法术原理，其余四卷则论治国原理。《化书》内容较为驳杂，或祖黄老，或本儒释，宋人陈振孙《郡斋读书志》和清《四库全书总目》都将其列入杂家类，但就其主要思想而言，当属道教的著作。此外，书中又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社会的发展演化，揭示兴衰治乱的原因，进而提出治国的对策。
《化书》开宗明义，第一篇便道出了全书的宗旨：“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化书·道化》）在此之后，不论是讲修道，论治国，还是谈自然之化，都是从这个宗旨而来，皆不离这个宗旨。因此，其内容虽涉及修道、法术和治国原理，但其理论实质仍应归结为道教的内丹之学。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是只盯着字面，专以其他末端为宗，皆不免于舍本逐末，不得其神。除此之外，谭峭还取“道法自然”之意，从自然万物和社会现象出发释道，并以“道”论治国，以治国喻“道”，同情广大人民的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者的无情剥削和奢侈无度，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的建议，以期君民之间能够共利互助，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无为而治，进而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该书卷一《死生》篇指出，世界起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进而生成万物，最后又死而复归于“虚”。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可见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化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卷二《动静》篇则进一步将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原因归结为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谓“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谭峭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化书》，表明“化”的哲学范畴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最核心的地位。
谭峭一生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三个战祸绵延、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在云游四海的过程中，目睹了民众的悲惨遭遇，深知民间的疾苦，并能指出民众的苦难源于统治者剥削太重，“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食化·七夺》）农民除了经常遭受上述“七夺”之外，丰年的谷价低，用钱交税，又遭到一次剥夺；荒年的收成减少，更是要遭到剥夺。所谓“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食化·七夺》）由于统治者采取欺罔、鞭挞、掠夺、刑戮等手段对待民众，使得“民腹常馁，民情常迫”，不得不被迫铤而走险，结果是“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御贼盗，贼盗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德化·弓矢》）
关于治国之道，儒道两家向来意见相左。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而儒家则强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度下，以道德仁义、礼义刑罚来治国。在《化书》中，谭峭却能吸收儒家的观点，将五行相生相克与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结合起来，提出“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发生之谓也，故君于木。义，救难之谓也，故君于金。礼，明白之谓也，故君于火。智，变通之谓也，故君于水。信，慤然之谓也，故君于土。仁不足则义济之，金伐木也。义不足则礼济之，火伐金也。礼不足则智济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则信济之，土伐水也。始则五常相济之业，终则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性也”。（《仁化·五行》）但谭峭又以儒家所说的五常太过繁琐，容易使人们无所适从，认为不如将其归之为“一”，以达到“忘其名则得其理，忘其理则得其情，然后牧之以清静，栖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气，符我心灵”（《德化·五常》）的境界。谭峭还进一步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指出禽兽亦“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乌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反而是自诩为民众的教导者和仁义礼智信化身的统治者“教之为纲罟，使之务畋渔。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夺其亲爱，非义也；以斯为享，非礼也；教民残暴，非智也；使万物怀疑，非信也。膻臭之欲不止，杀害之机不已”。（《仁化·畋渔》）
显然，作为道教理论家的谭峭，站在道教哲学的立场上，还是认为儒家的道德、仁义、刑礼的作用有限，不得要领，并不能真正解决治国的问题。所谓“道德有所不实，仁义有所不至，刑礼有所不足，是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趋民为盗贼。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道化·大化》）最终只能像“醉者负醉，疥者疗疥”一样，“其势弥颠，其病弥笃，而无反者也”。（《道化·稚子》）因此，谭峭指出，要解决治国中的根本问题，还是要靠行大“道”。因为“道”才是万物的根本，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都是从“道”中生发出来的，是“道”的一种退步，故治国必须循用道化的法则，通过“忘”的办法，逆而化之，使“五常”重新回复于“道”，以达到“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大和”社会。
另一方面，谭峭又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提出了“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的观点，将“食”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与社会秩序的保障，要求统治者首先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故曰：“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细，其化尤大，是谓无价之货。”（《食化·鸱鸢》）
鉴于“食”对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以及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谭峭提出了“均食”、“行俭”的主张。他说：“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俭化·太平》）“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食化·奢僭》）“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俭化·悭号》）由于一定时期内的物质财富总量有限，要想天下太平，防止天怒人怨，统治者就必须做到平均分配，厉行节俭，以此来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在此意义上，谭峭也将“俭”作为五常之本。“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俭化·损益》）因为有俭的约束，才能使五常之道长存不坠，民生日用皆有所本。“所以议守一之道，莫过乎俭。俭之所律，则仁不荡，义不乱，礼不奢，智不变，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赖。”（《俭化·御一》）当然，谭峭所说的“俭”范围很广，不仅指理财，还包括养生、修道、为政等各方面内容。“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俭化·化柄》）
谭峭在提出治国的原则之后，并未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探讨了治国中应当采取的种种具体方法。他认为，治国不仅要有“道”，还要有正确的“术”。如果在“道”的指导下，运用合理的“术”治国，就像“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样，“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术化·转舟》）从而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反之，如果在治国的过程中不重视“术”，只是空谈义理，就会出现“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术以至于获罪；廉洁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术以至于暴民；财辩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术以至于罹祸”（《德化·常道》）的恶果。
至于“术”的使用，谭峭从道家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一要慎施恩赏。因为恩赏虽可激励部下，但无度的恩赏却可能适得其反。“侯者人所贵，金者人所重，众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众人分玉而得金者不乐。是故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当也，犹为争夺之渐；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故我自卑则赏不能大，我自俭则恩不得奇。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以为也。”（《德化·恩赏》）二要施恩勿望报，虽不望报，自然有报。“救物而称义者，人不义之；行惠而求报者，人不报之。民之情也，让之则多，争之则少；就之则去，避之则来；与之则轻，惜之则夺。是故大义无状，大恩无象。”（《仁化·救物》）三要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有容人之量，无疑人之意。“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贷其死者乐其死，贷其输者乐其输。所以民盗君之德，君盗民之力，能知反复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职。”（《德化·酒醴》）四要与民众疾痛相关，同甘共苦。“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仁化·蝼蚁》）
总之，在谭峭看来，社会的矛盾和动乱都是由于统治者的“有为”造成的，“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盗而怨使之防盗”，（《德化·养民》）“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雠；不有赏动，焉得斗争”。（《仁化·大和》）因此，根本上还应行“无为”之术，“济民不如不济，爱民不如不爱……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盗不如防我盗，其养民也如是”，（《德化·养民》）“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乱；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动而自清，民易变而自平”。（《仁化·止斗》）只有顺天应时，谨守“无为”之道，“不逆万物之情”，“夺其机，藏其微，羽符至怪，阴液甚奇”，才“可以守国，可以救时，可以坐为帝王之师”。（《术化·帝师》）
后世学者对谭峭的《化书》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如明人谢肇淛就说过：“谭景升《化书》一百一十篇，文词简畅，义理粲然。其中虽有长生、太上等语，而无龙虎刀圭伪妄之术、恍惚之语，《道德》、《南华》之后，此其翘然者也。”（《文海披沙》卷四）。
《化书》的刊本存世颇多。早在宋代就有刊刻，后编入《道藏》；元代有秦升家塾刊本；明清时期主要有：明天顺年间王府本、明弘治十七年（1504）刘达翻刻本、明正统年间《道藏》本、《宝颜堂秘笈》《四库全书》《墨海金壶》《榕园丛书》《说郛》等刊本。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丁祯彦、李似珍点校本《化书》，可便读者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