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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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到唐初,福建的文化教育虽然落后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书院发展上,邵武却保持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甚至略为领先的水平。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明朝中叶。得益于众多的书院,邵武人才辈出。据粗略统计,从唐至清,这里曾出了2名宰相、8名尚书、298名进士与217个举人,还有5名总兵以上武官。南宋名相李纲、吏部尚书黄履、兵部尚书杜杲、文学评论家严羽、元代田园诗人黄镇成、明代山水画家上官伯达等都是历史上名闻遐迩的邵武人。
邵武最早的书院是“和平书院”,由弃官返乡的黄峭,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创办,系闽北最早的三座书院之一。和平书院初创时是一座黄氏宗族自办学堂,专供族中子弟就学,开创了和平宗族办学的先河。邵武南部各姓氏宗族竞相效仿,宗族办学自此相沿成习。自宋以后,和平书院逐渐成为一所地方性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历史上著名人物到书院讲学。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程门立雪的杨时都曾到和平书院讲学布道。和平书院东面门上的“和平书院”四字就是朱熹题写的。伫立其下,犹闻那铁勾银划弥漫的墨香。和平历史上文化教育的发达,营造了和平千余年读书求学的氛围,文风炽盛,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才人杰。宋代大理丞黄通,司农卿黄伸,榜眼龙阁侍制上官均,元代国史编修、文学家黄清老等,都是身着青衫从和平书院走出,跨入峨冠博带的人臣之列的。
和平书院居于古镇一隅,留存至今,尽管不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名满天下,但它教化一方子弟的操守却不打半分折扣。它将儒学的思想浸染进古镇的每一条街巷,绵延千年。至今民居中遗存的“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世间只两样事耕田读书,天下第一等人忠臣孝子”的竹木刻楹联,仍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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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代至清代,在邵武这块土地上官办和私办的书院到底有多少?据现有资料统计,创办了23所书院。宋代邵武出现了樵溪书院、蒙谷书院、台溪书院,其中樵溪书院最为有名。樵溪书院位于邵武城东行春门外,为方澄孙所建。方澄孙(1214-1260年),字蒙仲,又字行,号乌山,福州侯官(今福州)人,南宋著名诗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曾任邵武军教授。景定元年(1260年),方澄孙被委以主管邵武军的重任,在此期间创办樵溪书院以祭祀李纲,并期以李纲为楷模教化士兵。只可惜方澄孙在书院建成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书院被多次迁徙、重修和扩建,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同知官万不花将书院迁到樵溪五曲之上。书院设有礼殿,祭祀先圣孔子;还建有先贤寺,祭祀李纲和其他本乡贤士。朝廷还派设院长一名,主持书院工作,并置学田若干亩用于维持师生膳食。元泰定三年(1326年),书院在总管西达的主持下得以重修。元后至元四年(1338年),监察郡县浚都王子哈剌虎台又重修书院,修有崇文门、咏沂亭,并请翰林编修黄清老为之作记。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专门祭祀李纲的“李纲定公祠”移入书院。书院进一步扩大。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通判章文旭、府学教授林必忠以邵武府学规模过小,地基太窄为由向朝廷请示,要求扩建府学,后来,在樵溪书院的旧址上改建了邵武府学。
明代虽说邵武府仅有四县,是全省最小的府州之一,进士及第的人数也是全省末位。对此,邵武的官员十分不安,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并从加强书院建设入手,投入较大的热情,邵武书院迎来了井喷的喜人局面。正德十五年(1520年),邵武知府张羽将一些寺庙改建成书院,即福山书院、矩墨书院、白渚书院;嘉靖十二年(1533年),邵武知县曹察再次将廨舍与寺院改建书院,即崇贤书院、养正书院;嘉靖二十年,邵武推官丁湛建孤山精舍;二十一年,知府邢址建邵阳精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推官赵贤意建九曲书院;万历三十四年,邵武诸生共建凤鸣书舍。万历三年(1575年),知府许天增建崇正书院。书院正中祭祀朱熹,配祀理学诸儒。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提学王世茂将书院改为朱文公祠,配享朱熹六位门生,由官府主持春秋祀事。此外,还建起了东山书院、西山书院。但这些书院都未能延续到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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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清代,邵武书院再现繁荣。乾隆年间(1736-1795年),邵武建起了崇仁书院、樵川书院;道光五年(1825年),建起了集义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起了元峰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起了西垣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起了连萼书院。
尽管邵武书院曾经没落,起起伏伏,还是为邵武的文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它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正规使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古代称“正音”,又叫“官话”。连康熙、雍正二帝都说,他们可以听懂绝大多数汉方言,唯独闽粤二省官员乡音最重,几乎听不懂。于是,雍正皇帝第一个发出“雅言正语”式的修正命令,要在福建、广东推广普通话。雍正六年(1728年),皇帝亲自发布圣谕,下令设立正音学校,并规定学期为8年。如秀才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参加乡试,学政不准取送科举;举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参加全国会考。于是,邵武的正音书院,雍正七年(1729年)于北门宝严坊创建,书院“延师教习”,即延聘语音正确、学问宏博者担任教官,教授当地士子规范的官话,为当地士子能够顺利应试铺路,也为本籍士子培养今后出省做官通晓官方语言、顺利办理公务的相应能力。
邵武正音书院创办初期因其是“奉文设立”,动用官银维持日常开销,国家每年按师生名额核拨“膏火”费,也就是办学经费,成绩斐然。然而到了乾隆后期,建阳、浦城、延平、武夷山、政和等地的正音书院,纷纷裁撤。这种裁撤之风也影响到了邵武。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时的邵武官员和乡绅邑民们,在“膏火”、修缮费用紧缺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邵武的正音书院不断注入生命力,使之一次一次地起死回生、延续命脉。至道光年间,福建省各县的正音书院均已相继停办,唯邵武的书院尚存,但也已改为教习诗文了。“正音”名存实亡。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攻陷邵武城,正音书院遭到焚毁。太平军走后,书院虽得以重建,然而办学经费却极其短缺,无法恢复教学。至光绪三年(1877年),县令王金城从全县税契中以每契价1两提取1.2钱(即12%)的办法筹集办学经费,再度将书院扶起。光绪十九年(1893年),知县高淑勋还捐助了自己的薪俸。邵武正音书院历180多年的兴衰坎坷,一直坚持到清王朝的最后一年,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为全国最后裁撤的正音书院。
在邵武办书院过程中,十分注意选择书院的山长,选任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不是什么读书人都能够担任的。山长是书院的“校长”、总负责人。它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宋代,主要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校长、教授、教务长全由一人兼任,工作任务繁重。因此,山长的人选历来备受重视,一般应有进士头衔,最低也应该是举人,再不济也该是正途的贡生监生之类,同时在地方上有点声望,极少例外。凡此种种,其主旨皆在于从制度上保证山长的资质,使书院在一个道德、学问双优的舵手引领下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仅举一例:曾经任樵川书院山长的高澍然。此人是光泽县人(1774-1841年),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他自幼敏而好学,读书常亲自查阅数据加以佐证,力争精益求精,治学严谨而追求新义,还注重修身养性,三省吾身,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良好品质修养的人。清嘉庆六年(1801年),高澍然被选为拔贡,又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嘉庆十年(1805年),经过礼部会试选拔,在内阁中书任职,后又调任侍读。但他认为做官与治学不能两全其美,于是辞官回乡潜心治学,后担任邵武樵川书院和光泽杭川两书院的山长。作为两院掌教,高澍然不辞劳苦在两院间往返讲学。他启发学生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用朱子学规劝勉学生自强意识和能力,教育学生要潜心治学,淡泊名利。高澍然一生都在读书究理,除了参与《福建通志》和《光泽县志》的纂修之外,还废寝忘食地研究唐代韩昌黎的文章,写成《韩文故》一书,成为古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师。
邵武书院承载着文明,承载着历史,也承载着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