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武书院

从先秦到唐初，福建的文化教育虽然落后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书院发展上，邵武却保持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甚至略为领先的水平。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明朝中叶。得益于众多的书院，邵武人才辈出。据粗略统计，从唐至清，这里曾出了2名宰相、8名尚书、298名进士与217个举人，还有5名总兵以上武官。南宋名相李纲、吏部尚书黄履、兵部尚书杜杲、文学评论家严羽、元代田园诗人黄镇成、明代山水画家上官伯达等都是历史上名闻遐迩的邵武人。

邵武最早的书院是“和平书院”，由弃官返乡的黄峭，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创办，系闽北最早的三座书院之一。和平书院初创时是一座黄氏宗族自办学堂，专供族中子弟就学，开创了和平宗族办学的先河。邵武南部各姓氏宗族竞相效仿，宗族办学自此相沿成习。自宋以后，和平书院逐渐成为一所地方性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历史上著名人物到书院讲学。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程门立雪的杨时都曾到和平书院讲学布道。和平书院东面门上的“和平书院”四字就是朱熹题写的。伫立其下，犹闻那铁勾银划弥漫的墨香。和平历史上文化教育的发达，营造了和平千余年读书求学的氛围，文风炽盛，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才人杰。宋代大理丞黄通，司农卿黄伸，榜眼龙阁侍制上官均，元代国史编修、文学家黄清老等，都是身着青衫从和平书院走出，跨入峨冠博带的人臣之列的。

和平书院居于古镇一隅，留存至今，尽管不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名满天下，但它教化一方子弟的操守却不打半分折扣。它将儒学的思想浸染进古镇的每一条街巷，绵延千年。至今民居中遗存的“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世间只两样事耕田读书，天下第一等人忠臣孝子”的竹木刻楹联，仍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芬芳。

从五代至清代，在邵武这块土地上官办和私办的书院到底有多少？据现有资料统计，创办了23所书院。宋代邵武出现了樵溪书院、蒙谷书院、台溪书院，其中樵溪书院最为有名。樵溪书院位于邵武城东行春门外，为方澄孙所建。方澄孙（1214-1260年），字蒙仲，又字行，号乌山，福州侯官（今福州）人，南宋著名诗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曾任邵武军教授。景定元年（1260年），方澄孙被委以主管邵武军的重任，在此期间创办樵溪书院以祭祀李纲，并期以李纲为楷模教化士兵。只可惜方澄孙在书院建成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书院被多次迁徙、重修和扩建，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同知官万不花将书院迁到樵溪五曲之上。书院设有礼殿，祭祀先圣孔子；还建有先贤寺，祭祀李纲和其他本乡贤士。朝廷还派设院长一名，主持书院工作，并置学田若干亩用于维持师生膳食。元泰定三年（1326年），书院在总管西达的主持下得以重修。元后至元四年（1338年），监察郡县浚都王子哈剌虎台又重修书院，修有崇文门、咏沂亭，并请翰林编修黄清老为之作记。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专门祭祀李纲的“李纲定公祠”移入书院。书院进一步扩大。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通判章文旭、府学教授林必忠以邵武府学规模过小，地基太窄为由向朝廷请示，要求扩建府学，后来，在樵溪书院的旧址上改建了邵武府学。

明代虽说邵武府仅有四县，是全省最小的府州之一，进士及第的人数也是全省末位。对此，邵武的官员十分不安，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并从加强书院建设入手，投入较大的热情，邵武书院迎来了井喷的喜人局面。正德十五年（1520年），邵武知府张羽将一些寺庙改建成书院，即福山书院、矩墨书院、白渚书院；嘉靖十二年（1533年），邵武知县曹察再次将廨舍与寺院改建书院，即崇贤书院、养正书院；嘉靖二十年，邵武推官丁湛建孤山精舍；二十一年，知府邢址建邵阳精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推官赵贤意建九曲书院；万历三十四年，邵武诸生共建凤鸣书舍。万历三年（1575年），知府许天增建崇正书院。书院正中祭祀朱熹，配祀理学诸儒。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提学王世茂将书院改为朱文公祠，配享朱熹六位门生，由官府主持春秋祀事。此外，还建起了东山书院、西山书院。但这些书院都未能延续到清代。

进入清代，邵武书院再现繁荣。乾隆年间（1736-1795年），邵武建起了崇仁书院、樵川书院；道光五年（1825年），建起了集义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起了元峰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起了西垣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建起了连萼书院。

尽管邵武书院曾经没落，起起伏伏，还是为邵武的文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它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正规使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古代称“正音”，又叫“官话”。连康熙、雍正二帝都说，他们可以听懂绝大多数汉方言，唯独闽粤二省官员乡音最重，几乎听不懂。于是，雍正皇帝第一个发出“雅言正语”式的修正命令，要在福建、广东推广普通话。雍正六年（1728年），皇帝亲自发布圣谕，下令设立正音学校，并规定学期为8年。如秀才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参加乡试，学政不准取送科举；举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参加全国会考。于是，邵武的正音书院，雍正七年（1729年）于北门宝严坊创建，书院“延师教习”，即延聘语音正确、学问宏博者担任教官，教授当地士子规范的官话，为当地士子能够顺利应试铺路，也为本籍士子培养今后出省做官通晓官方语言、顺利办理公务的相应能力。

邵武正音书院创办初期因其是“奉文设立”，动用官银维持日常开销，国家每年按师生名额核拨“膏火”费，也就是办学经费，成绩斐然。然而到了乾隆后期，建阳、浦城、延平、武夷山、政和等地的正音书院，纷纷裁撤。这种裁撤之风也影响到了邵武。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时的邵武官员和乡绅邑民们，在“膏火”、修缮费用紧缺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邵武的正音书院不断注入生命力，使之一次一次地起死回生、延续命脉。至道光年间，福建省各县的正音书院均已相继停办，唯邵武的书院尚存，但也已改为教习诗文了。“正音”名存实亡。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攻陷邵武城，正音书院遭到焚毁。太平军走后，书院虽得以重建，然而办学经费却极其短缺，无法恢复教学。至光绪三年（1877年），县令王金城从全县税契中以每契价1两提取1.2钱(即12%)的办法筹集办学经费，再度将书院扶起。光绪十九年（1893年），知县高淑勋还捐助了自己的薪俸。邵武正音书院历180多年的兴衰坎坷，一直坚持到清王朝的最后一年，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为全国最后裁撤的正音书院。

在邵武办书院过程中，十分注意选择书院的山长，选任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不是什么读书人都能够担任的。山长是书院的“校长”、总负责人。它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宋代，主要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校长、教授、教务长全由一人兼任，工作任务繁重。因此，山长的人选历来备受重视，一般应有进士头衔，最低也应该是举人，再不济也该是正途的贡生监生之类，同时在地方上有点声望，极少例外。凡此种种，其主旨皆在于从制度上保证山长的资质，使书院在一个道德、学问双优的舵手引领下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仅举一例：曾经任樵川书院山长的高澍然。此人是光泽县人（1774-1841年），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他自幼敏而好学，读书常亲自查阅数据加以佐证，力争精益求精，治学严谨而追求新义，还注重修身养性，三省吾身，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良好品质修养的人。清嘉庆六年（1801年），高澍然被选为拔贡，又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嘉庆十年（1805年），经过礼部会试选拔，在内阁中书任职，后又调任侍读。但他认为做官与治学不能两全其美，于是辞官回乡潜心治学，后担任邵武樵川书院和光泽杭川两书院的山长。作为两院掌教，高澍然不辞劳苦在两院间往返讲学。他启发学生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用朱子学规劝勉学生自强意识和能力，教育学生要潜心治学，淡泊名利。高澍然一生都在读书究理，除了参与《福建通志》和《光泽县志》的纂修之外，还废寝忘食地研究唐代韩昌黎的文章，写成《韩文故》一书，成为古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师。

邵武书院承载着文明，承载着历史，也承载着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