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2 11:00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周铁钧

 

郑振铎与十万卷藏书

周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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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书房

郑振铎,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出生在浙江温州,杰出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发表反帝反封建作品,曾在上海主编宣传抗日、反对专制的《公理日报》、《民主周刊》等。新中国建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为传承民族文化,他热衷藏书,保存珍典古籍,且40多年不懈坚持,共计藏书10万卷,谱写了中华个人藏书史上隽永的传奇。

立志保存民族文献书籍

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掀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然而,他没有泄气,他在《求书目录》扉页上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从此,一旦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他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目录》上。北平读书3年多时间,他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4800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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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的郑振铎

与此同时,为了力所能及地购买一些古书,郑振铎利用业余,创作、编译文稿,拿去发表,赚取稿费,再去购书。1920年,他将翻译出版的《俄国戏曲集》所得稿费,买下明代散曲《词林逸响》、版画集《彩笔情辞》等80多卷古籍。他的稿费收入毕竟有限,见到好书又不能放过,怎么办?决定抄书。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时。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走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罕见的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80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他想买下,但书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被允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1960年,中华书局就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出版了《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1927年,郑振铎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从朋友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口中得知,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就决定去看一看。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其中许多是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这时,他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忍耐的酸楚,眼含泪水,暗下决心要把这些被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带回祖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但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这样往复不断操作。后来,他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抄录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他们抄得10多万字珍贵孤本,回国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以及明代初刻《南北宫词记》8部,《昭明文选》33种,《玉台新咏》8种等孤本。

据统计, 1928年至1937年,郑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十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

倾家购善本

19383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3年多,手抄剧目242部,集成《甲编》、《乙编》2套共64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店主杨寿祺的这一套是《甲编》。郑振铎立即与他讨价还价,最终以1000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足款项,最终购得此书。他的行为深深感动了书店店主,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没几天,书店店主杨寿祺捎来话,说:“你要打听的《乙编》一书有了着落。32册的《乙编》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来找孙伯渊,对方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5000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1万元,买我的《乙编》”。尽管对方漫天要价,为了志在必得,郑振铎一口应承出资1万元购买《乙编》。这样,《甲编》与《乙编》终于收集齐了。然而,书资1万元可是一笔大款,哪里筹集?郑振铎决定卖掉自己的价值2万元的房宅。但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的住宅一时无买主,只好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5000元贷款,全部交了定金,并与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1个月内付清。为了还欠款,此时的郑振铎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好友们有的拿积蓄,有的借公款,终于凑足了5000元。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非常得意,动笔撰写了《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跋》中说:“得《古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

大隐隐于市

194112月,日寇攻陷上海。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革命圣地虽是他多年向往,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决定留了下来。

留上海的郑振铎住在哪里?1942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来了一位身着长衫礼帽,戴着圆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这位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后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这位“陈先生”就是被日伪特务四处搜捕的“抗日分子”郑振铎。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郑振铎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

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有一次,郑振铎外出回来,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盘问,因拿不出证件,特务推推搡搡要把他带走。恰好房东马阿婆买菜回来,一见特务纠缠“陈先生”,连忙从弄堂叫出七八个正在聊天的街坊,上前掩护,假意叫道:“欠我们钱什么时候还?走!警察局说去!”另外几人则围住特务不让他纠缠“陈先生”。“陈先生”趁乱逃离。就这样,郑振铎在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4年多,彰显出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泯初心、赤子情怀。

卷藏蕴传奇

1953年的一天,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来郑振铎家做客,郑振铎激动告诉他:“19223月,我与鲁迅先生在北平会面,谈起善本收藏,我说已收集到明代小说《西湖二集》上卷,共17册,下卷找了好多年,始终不得。先生听了记在心里。过了半年多,我在上海突然接到鲁迅先生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17册原版《西湖二集》下卷,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郑振铎用特制木箱将这整套古籍珍藏,且每次打开都要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阅,细心呵护,并对家人说:“这是我最难忘,最宝贵的善本。”

1958?1月,郑振铎来上海调研,利用闲暇浏览古旧书店,发现一套明代万历年间刻本《玉簪记》,他越看越爱不释手,就决定买下。当他手捧古书,眼前闪过30年前一幕:一个旧书摊里摆着一部扉面破损的《玉簪记》,虽经讨价还价,还是拿不出足够的钱,只好跑去向好友胡愈之、唐弢、叶圣陶等人求助。借到钱后再赶到旧书摊,不料《玉簪记》已被卖出。郑振铎久久伫立书摊前,仰天长叹。时隔30年,重见《玉簪记》,如同见到久别的故友,他即向随行人员讲起与这套书的情缘。大家啧啧称奇。

郑振铎收藏的每一部古籍几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面对这浩瀚藏书,他常常捧卷凝神,视若珍宝。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阅读藏书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对家人说:“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19581017日,郑振铎率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幸飞机失事罹难,享年60岁。他去世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藏书,有的出价高达40万,但家人遵照他生前“这些书全是国家的”的遗愿,把珍藏的94400多卷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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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