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十万卷藏书

周铁钧

郑振铎在书房

郑振铎，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出生在浙江温州，杰出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发表反帝反封建作品，曾在上海主编宣传抗日、反对专制的《公理日报》、《民主周刊》等。新中国建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为传承民族文化，他热衷藏书，保存珍典古籍，且40多年不懈坚持，共计藏书10万卷，谱写了中华个人藏书史上隽永的传奇。

立志保存民族文献书籍

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掀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然而，他没有泄气，他在《求书目录》扉页上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从此，一旦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他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目录》上。北平读书3年多时间，他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4800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

爱书的郑振铎

与此同时，为了力所能及地购买一些古书，郑振铎利用业余，创作、编译文稿，拿去发表，赚取稿费，再去购书。1920年，他将翻译出版的《俄国戏曲集》所得稿费，买下明代散曲《词林逸响》、版画集《彩笔情辞》等80多卷古籍。他的稿费收入毕竟有限，见到好书又不能放过，怎么办？决定抄书。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时。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走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罕见的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80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他想买下，但书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被允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1960年，中华书局就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出版了《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1927年，郑振铎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从朋友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口中得知，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就决定去看一看。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其中许多是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这时，他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忍耐的酸楚，眼含泪水，暗下决心要把这些被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带回祖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但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这样往复不断操作。后来，他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抄录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他们抄得10多万字珍贵孤本，回国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以及明代初刻《南北宫词记》8部，《昭明文选》33种，《玉台新咏》8种等孤本。

据统计， 1928年至1937年，郑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十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

倾家购善本

1938年3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3年多，手抄剧目242部，集成《甲编》、《乙编》2套共64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店主杨寿祺的这一套是《甲编》。郑振铎立即与他讨价还价，最终以1000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足款项，最终购得此书。他的行为深深感动了书店店主，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没几天，书店店主杨寿祺捎来话，说：“你要打听的《乙编》一书有了着落。32册的《乙编》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来找孙伯渊，对方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5000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1万元，买我的《乙编》”。尽管对方漫天要价，为了志在必得，郑振铎一口应承出资1万元购买《乙编》。这样，《甲编》与《乙编》终于收集齐了。然而，书资1万元可是一笔大款，哪里筹集？郑振铎决定卖掉自己的价值2万元的房宅。但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的住宅一时无买主，只好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5000元贷款，全部交了定金，并与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1个月内付清。为了还欠款，此时的郑振铎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好友们有的拿积蓄，有的借公款，终于凑足了5000元。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非常得意，动笔撰写了《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跋》中说：“得《古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

大隐隐于市

1941年12月，日寇攻陷上海。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革命圣地虽是他多年向往，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决定留了下来。

留上海的郑振铎住在哪里？1942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来了一位身着长衫礼帽，戴着圆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这位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后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这位“陈先生”就是被日伪特务四处搜捕的“抗日分子”郑振铎。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郑振铎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

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有一次，郑振铎外出回来，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盘问，因拿不出证件，特务推推搡搡要把他带走。恰好房东马阿婆买菜回来，一见特务纠缠“陈先生”，连忙从弄堂叫出七八个正在聊天的街坊，上前掩护，假意叫道：“欠我们钱什么时候还？走！警察局说去！”另外几人则围住特务不让他纠缠“陈先生”。“陈先生”趁乱逃离。就这样，郑振铎在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4年多，彰显出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泯初心、赤子情怀。

卷藏蕴传奇

1953年的一天，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来郑振铎家做客，郑振铎激动告诉他：“1922年3月，我与鲁迅先生在北平会面，谈起善本收藏，我说已收集到明代小说《西湖二集》上卷，共17册，下卷找了好多年，始终不得。先生听了记在心里。过了半年多，我在上海突然接到鲁迅先生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17册原版《西湖二集》下卷，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郑振铎用特制木箱将这整套古籍珍藏，且每次打开都要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阅，细心呵护，并对家人说：“这是我最难忘，最宝贵的善本。”

1958?年1月，郑振铎来上海调研，利用闲暇浏览古旧书店，发现一套明代万历年间刻本《玉簪记》，他越看越爱不释手，就决定买下。当他手捧古书，眼前闪过30年前一幕：一个旧书摊里摆着一部扉面破损的《玉簪记》，虽经讨价还价，还是拿不出足够的钱，只好跑去向好友胡愈之、唐弢、叶圣陶等人求助。借到钱后再赶到旧书摊，不料《玉簪记》已被卖出。郑振铎久久伫立书摊前，仰天长叹。时隔30年，重见《玉簪记》，如同见到久别的故友，他即向随行人员讲起与这套书的情缘。大家啧啧称奇。

郑振铎收藏的每一部古籍几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面对这浩瀚藏书，他常常捧卷凝神，视若珍宝。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阅读藏书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对家人说：“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幸飞机失事罹难，享年60岁。他去世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藏书，有的出价高达40万，但家人遵照他生前“这些书全是国家的”的遗愿，把珍藏的94400多卷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