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徽因”

——参观“林徽因主题馆”后的随笔

陈元邦

林徽因先生在我心底里，是如“谜”一般的存在。这种感觉，始于我的青年时代。上师专时念的是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她及其诗歌，讲到《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那种神情，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脑海。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多才又浪漫的奇女子；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先生的名字如同种子般在我心底萌芽。后来，听说她的故乡在福州，心里又多了一层“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曾有一段时间，买了林徽因作品集以及张清平的《林徽因传》、姜雯漪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传》，废寝忘食地读了起来，仿佛徜徉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姜雯漪在传记的前言中写道：“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作家，一个建筑学者，一个传奇。她是林徽因，最令人怀念的民国女子。”李筱懿在《心若向阳，无畏伤悲》一书的序中写道：“在灿若星辰的民国女性中，恐怕她是被误读最多的女子。”我很赞同这句话。不论我自己，还是周遭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曾经对她有些“误读”——把她误读成了“众人熟知的诗情滚滚和剧情滔滔的‘客厅太太’”（《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前言语）。“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梁再冰语），年轻时我认识的徽因先生，多少带有一些“小资”情调，多少带有一些浪漫的色彩。但梁先生多次强调，即便是全世界误会，林徽因依然是心中最伟大且正直的母亲“

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被误读最多的女子”，是因为“她是一个时代的一道风景”。如果一百个人同时欣赏一道风景，一百个人可能会有一百种解读。梁从诫先生《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中写道：“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而在从诫先生的眼里，“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消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替代对孩子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不同的人，崇拜的因由有些差异。徽因先生之所以会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津津乐道，在欣赏她的才华的同时，还因为她的美丽以及关于她的“情事”，很容易引起年轻的心底的“共鸣”。误读也是读，我更愿意把这种“误读”视作一种善意的“误读”，当作一种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如同“盲人摸象”般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徽因先生而产生的“误读”。

在我的心底，徽因先生就是一本书，时常翻一翻、读一读，读读关于她的传记，读读她的作品。越读，越读不透，越增添了心底的“谜”一般的感觉。

一

丙午春节，福州三坊七巷开了“林徽因主题馆”。开馆之时，不少人慕名而来，有的甚至专程从外省赶来。为了保证观展效果，主办方不得不采用网上预约方式，扫码进馆。即便如此，展馆门口仍挤满了人。有的游客说：“好不容易来一趟，让我们进去吧！”三坊七巷本身就是福州最热门的景区，那段时间，主题馆成了热门中的热门。在福州这座城市，林徽因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按过去的话说，这里聚集了许多关注她的人；按今天的语言说，来了许多徽因先生的“粉丝”。在展厅里，有人与同伴窃窃私语，交流着、品味着；更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义务当起了导游，向游客们讲解。如果按照诞辰来算，徽因先生已经124岁了；如果按照逝世来算，她离开我们也有70余载了。可人们谈起她，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淡忘，相反地更加记住她的名字。

“林徽因主题馆”入口处

那段时间，我也多次去了主题馆。走进展馆，一种清新柔和的感觉迎面扑来。淡紫色墙贴上书写着《人间四月天——福州古厝走出来的林徽因》，直接把三坊七巷与徽因先生勾连起来。我久久地站立在这面墙前寻思：选择在三坊七巷办这样一个主题馆，特别有意义。林徽因从古厝走出去，如今又在古厝中办主题馆，有一种“先生回家”的感觉，让我能够从她走出去的地方来看这样一位民国的女子，来表达对她爱的赞颂。这让我想起风筝，飞得再高，走得再远，它的绳头总攥在手中。福州的古厝，就好像是攥住风筝的那个点，不管你走得多远，心里总是牵挂着她。而对于一个观展者来说，在她走出去的地方来读她，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于本土人来说，多了一份亲近；对于那些从异地而来的“粉丝”们，有一处可以因徽因而相聚的地方。这就好比徽因先生在上个世纪她家中的那个“太太的客厅”一般，这里也如一个“客厅”。走进徽因先生，谈论徽因先生，可以在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中与徽因先生进行着心灵的交流。

穿过走道，便是天井。我站在天井里望着挂在壁上的玻璃屏。这是一张图，以三种色彩标识，介绍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欧洲之行的路线、1924—1927年林徽因美国求学之旅的路线以及1928年欧洲游历的路线。徽因先生生于1904年，16岁起开启了8年欧美游历。这8年，应当说是她开眼看世界的8年，是她人生转折的关键，不仅奠定了她作为建筑学家与诗人的双重基石，更在游历过程中，她不仅萌生了“用科学方法保护中国古建”的念头，形成了“理性与感性交融的独特文风”。我以为，不止于此，她不论是随父游历，还是美国留学，或是蜜月旅行，她所接触的人物可谓是当时的翘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浸染，渐渐内化于心。如果说，上个世纪30年代展露了她的才华和魅力，那么这游历的8年，可谓是她的气质和才华的涵养期。这也可以算是徽因先生独有的际遇。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子中，能够拥有这样三条游历路线的，毕竟凤毛麟角。

走进展厅，整个展厅分为“福州女儿”“壮怀家国”“人间四月天”“百年归来”等篇章。我读每一行文字，端详每一幅照片，走进了徽因先生的世界，心生一番感动。我在展厅中，看到了一位情感丰富的女子。这种情感，正如她的诗歌中表达的，有着《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的爱，也有《八月的忧愁》里“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牵连”的愁楚；有着《莲灯》一样的心，“情愿化成一片落叶”的淡然；在《仍然》中“永远守望住美丽的梦”，《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她《静坐》着，相信“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她咏叹《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她的诗，很唯美，很婉约，但在这唯美与婉约中透着她的坚韧、她的刚气，她纯洁的本心。

当我走出主题馆的时候，展厅里的每一张图片、每一行文字都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我记住了展厅前言对她的评价：“她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女建筑学家；她是诗人和作家；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图案的设计者之一；她是中国古建筑、景泰蓝艺术设计工艺等文化遗产的伟大守护者。她是福州的女儿。”尤其是我在展厅里摘下话筒，听到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先生的评价，特别是用“极赞欲何词”来表达他的高度评价和深切怀念时，我突然感到，用任何语言来赞美徽因先生似乎都顶不上这句话。

“极赞欲何词”是对徽因先生评价的高度浓缩，可以说已经到了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来表达的地步。支撑这评价的是她的令人折服的才华与她所取得的成就。当我听到金岳霖的话语时，我的脑海瞬间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徽因？

世间许多长得漂亮的人，因为缺乏内养，让我觉得浅薄；世间许多有才华的人，又因为勤奋不够，才华不得展露，在世间没有留下痕迹，让人眷念。而我看林徽因，在她的身上展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外在的美丽与内在气质的结合。林徽因是一个公认美丽的民国女子，她的美丽，不止于容貌，更在于内在气质的外化所给人的独特韵致；才华与勤奋的结合，她的才华横溢，但她的勤奋让人不可企及，她的勤奋让她的才华转化成了一项项成果，让人们为她而折服。1924年徽因随梁思成赴美留学期间，因学业压力、过度劳累及环境不适导致免疫力下降，初步出现肺结核症状。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写道：“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纵观徽因先生一生，一直都是这样“带病”地忘我工作着；三是情商与智商的结合，形成了独有的人格魅力，她有才华，同时又有人格魅力。

站在这幢老厝前，仰望那面标注林徽因三条游历路线图，引起了我对“圈”的联想。徽因先生的家族圈、交往圈、事业圈，如同一颗石子投进江湖，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每一圈都相互关联。徽因就如同投入江湖中的石子，泛起了属于她的斑斓涟漪，影响并浸润着徽因独特的性格、气质与品性。

二

走进展厅，第一个部分以“福州女儿”为题，介绍了林徽因的家庭以及家风。徽因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在家人的期待中来到人世间的。她的家庭、家风对徽因先生的成长起到了润泽作用。但是，我站在这座老厝，想到徽因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是她“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关键时期，我以为对徽因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

展厅内景

一个就是她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使得还是年幼的徽因就知道了世间冷暖，在她细小的心灵中就萌生了不能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的念头。梁从诫先生在《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写道：“外祖母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从此更加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梁从诫先生在文章中写道：“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形成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姐真挚的感情，爱着自己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这一切，后来她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梁从诫先生的这些文字，可以窥见这段经历对徽因先生的影响：她深刻地从母亲身上吸取了教训，她害怕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避免重蹈母亲的覆辙。这一点，在李庄时期，徽因先生曾写信给费慰梅说：“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孩子，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能耐的人……”在徽因先生的心底里，一直有一种避免自己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的强烈愿望。她要做一个有能耐的人。

另一个就是她的父亲林长民先生。这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深刻影响、也可谓传奇性的人物。作为父亲，长民先生曾经这样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件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费慰梅在《林家掌上明珠》一文中写道：“林长民是个艺术家和浪漫才子，这两种气质也影响了林徽因的性格。”他的言行对徽因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徽因先生的性格形成。长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为与影响，表现出了他的正直刚正，不畏权势，有着革新思想，胸怀家国情怀。在上个世纪初叶的动荡社会中，他努力地参与社会的变革，随社会动荡沉沉浮浮，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徽因先生的童年及少年，是在国家发生深刻变革中度过的。父亲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是让徽因“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徽因先生心灵“格局”的第一人，是在徽因心底里种下“家国情怀”种子的第一人。父亲在徽因16岁时，之所以带她远游，林长民说：“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作为父亲，不仅传给了她优秀的基因，更在后天对徽因先生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对于徽因先生来说，长民先生可谓亦父亦师。

这也许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父母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任导师。当然，徽因有幸，她不仅拥有了一个好父亲，同时还拥有了一位真性情的政治文化泰斗——梁启超，梁思成的父亲。他对徽因先生如同慈父般关爱。

家族对徽因先生的影响，还有林家“满门忠烈”的民族气节。家族多位男性成员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抗战中为国捐躯：叔父林觉民与堂叔林尹民同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与妻书》；父亲林长民是民国著名政治家、五四运动幕后推动者，1925年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被敌军流弹击中身亡，以身殉道；弟弟1941年3月在成都空战中，击落敌机后不幸被击中坠毁，壮烈殉国。徽因也因此结识了8名空军学员并成为他们的“名誉家长”。8名学员均在抗战中相继牺牲，她为此写下了泣血长诗《哭三弟恒》，诗一改她的婉约风格，五次出现“时代”一词，百感交集却又超越了个人感情。家族的满门忠烈，培养了她的家国情怀，坚定了她“读书担责、宁折不弯”的精神底色，坚定了她的文化坚守。在徽因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大义和铁骨铮铮，与她的家族门风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

我的眼睛，再次盯着门口的那块玻璃屏上的三条线路图。从16岁到24岁，8年时间，开启了她的游历生涯：先是随父亲考察，再是与梁思成赴美求学，学成之后，又与梁思成开启欧洲蜜月之旅。望着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线路图，我浮想联翩。如果以建筑来联系，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16岁时，父亲林长民怀揣让徽因“增长见识”“领悟我胸次怀抱”“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的心愿。在伦敦时，林徽因从一位女性友人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建筑不是简单地盖房子，它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这次游历让“林徽因定下了一生志向”，从此，学习建筑成为“她选定的‘改良社会’的途径”，而且这个志向直接影响着梁思成。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写道：“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赴美留学时，他与梁思成皆选定建筑，虽然她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而改注册美术系，但“她几乎选修了所有建筑系学生的专业课程”，她不仅接受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最初训练，而且实现了价值的突破，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至多只在于作为她家庭的象征。在这里，有一种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而第三次游历则是他们的新婚之游，也是他们的建筑考察之游。三次游历，从初识，到学习，再到深入，反映出了她与梁思成对建筑的热爱和对古代建筑大师的尊崇：他们选择宋代为李诫立碑的日子作为自己的结婚吉日，他们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亦为“从诫”，以此来表达对《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深深敬意和对儿子的殷切期许。

进展厅右侧，一面玻璃墙上写着一系列名字，右上角标注“朋友”二字：卞之琳、常书鸿、胡适、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金岳霖、李健吾、周培源、梁思永、张奚若、徐志摩、泰戈尔、费慰梅、沈从文、费正清、萧乾、梁思庄、傅斯年、李济、陶孟和、朱光潜。望着这一墙的名字，不禁让人肃然起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谓皆是各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每个人都可以冠以“著名”二字，而且学界牵涉面广。对于这个群体，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一些中国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群。”在徽因的朋友圈中，还有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见到林徽因，称赞她如洁白的茉莉般美好，就是他心中那朵最初的茉莉花。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这两个美国人，“1932年，在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与一对新婚的美国夫妇不期而遇，一见如故。梁思成和林徽因给他们分别取了个中国名字——费正清、费慰梅。”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友谊。相聚时，无话不谈；天各一方时，书信不断。从他们相识起，直至李庄时期，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注视着三条路线图和她的朋友圈，它们之间是相关联的。三次的游历让徽因先生从认识建筑到夯实基础，而她的社交圈中展开的哲学、文学与建筑的对话，推动了学术视野的跨界融合，搭建了她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为她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撑，使得她在动荡年代里仍然保持思想活力。在梁思成、林徽因合作的《平郊建筑杂录》中，首创提出了“建筑意”的美学概念：“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徽因先生作为建筑师与诗人的双重敏锐，将理性的结构分析与感性的文化洞察完美结合，成为了中国建筑美学的重要基础。

四

行走于展厅之间，望着一张张图片，读着一段段她的同事、她的学生关于她的文字。徽因有幸，她的身边有了这样一群志同道合者。最重要的志同道合者，当然是她的丈夫梁思成先生。张清平先生在长篇传记文学《林徽因》中这样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家庭背景相当，两人志趣相投。金岳霖在肯定他们结合得好的同时，非常简要地对梁思成与林徽因进行了比较：“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寸，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且不说夫唱妇随，也不论妇唱夫随，他们是因爱携手，理念相同，志趣相投。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共同赴美留学、共同参加古建筑的考察，共同创办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共同撰写中国第一部建筑史，共同参加国徽的设计，共同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他们共同成为了“中国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古建筑保护者”。我有时这样想，如果没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结合，没有他们志同道合地、同甘共苦地携手，“何以徽因”呢？林洙说：“梁思成与林徽因不可分。”常沙娜说：“他们从事业到生活都已融为一体。”

站立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周围，还有一个又一个同样热爱着事业、肯于投身事业的杰出人才，形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事业圈。在古建筑考察中，有刘敦桢、莫宗江这样一帮肩负寻找历史重任的学者。在兴办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有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陈植、童寯、蒋方荫等的加入。在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成立了一个团队，而徽因“当然因为她的学识、她的能力足以担当起团队灵魂人物的角色”。在抢救景泰蓝中，有常沙娜、钱美华、高庄、莫宗江等人的加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又一个优秀人才组成的事业团队，让徽因的才华通过团队转化成了一件件可触可观的作品。

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荀子·劝学》篇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何以徽因？我以为，徽因先生是一个天生丽质、秀外慧中的可塑之人，这是造就徽因先生的内因。徽因先生又是有幸的，她的成长土壤是优渥的，也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的家族圈、朋友圈、事业圈在潜移默化着她，影响着她，成就着她。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中内化于心，又在内化于心后外溢为气质，展现于让人叹为观止的一项项成就，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如《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前言所言：“实际上，林徽因的内美更在于她的学识素养。建筑界的后辈们，都说她秀外慧中，锦心绣口，才华横溢，思想奔放；事事独具慧眼，性格争强好胜。”不仅如此，还外化出了她的民族情怀与她的坚韧。

五

在展厅里，我仔细地看着每一幅照片，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最感动的是她深通中外文化，执着守望传统的本心与情怀。在自己的婚礼上，她“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全盘西化’的思潮，年轻的林徽因并没有受这种偏激思潮的影响。她对于吸取西方文化精华，又能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林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她第一次随父亲欧洲考察，之所以萌生学习建筑的梦想，是因为“现代西方一流的壮观激励了我，充满我心中的愿望是将其中的一些带回我的祖国。我们尤其需要建造的理论，因为这能够使你的建筑物屹立许多世纪。”（林徽因语）她有着“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窗子以外》句）的清醒，既“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又坚守中国传统。1926年1月17日，美国《蒙大拿报》刊登一篇采访她的文章。她在采访中说：“西方国家在中国修建的建筑，搞的是西式装饰，是对东方建筑的亵渎，是对中国本土和特有艺术的粗暴剥夺”，主张“学习所有艺术的基本原理，用以设计建造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时，徽因先生只是一个学生，但她说：“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当收到梁启超先生寄给思成和她的宋代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时，面对这本“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的巨著，他们由此下决心要写一本自己国家的建筑史，将“弥补中国建筑史的空白，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正如费慰梅在《中国建筑之魂》中说：“她有学习建筑的梦想，想带一些西方的古典建筑思想回国的欲望。她认为中国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百年不朽的好建筑理论。”并且在学成回国后，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潜心考察古建筑，怀揣“中国人的建筑史，要用中国人来写”的使命感和紧迫感。”1940年，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得以完成，林徽因撰写了其中的宋辽部分。新中国成立时，她与莫宗江先生合作的国徽图案因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特色，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在图案改进过程中，她提出了国徽与商标的区别，提出“‘国徽’要庄严稳重，又要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她在研究敦煌的装饰纹样时，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为了要认识在图案花纹方面本土的传统根基和新进来的养料如何结合，我们就必须能分辨各种单独特征的来龙去脉，发现各种系统与典型规律。”徽因先生能够如此精准地把握住国徽的精髓和要义，表现出了她的文化自觉与热爱祖国的情怀。

在展厅里，看到一幅幅关于她考察古建筑的图片，心里非常感动。没有徽因先生超乎人们想象的刻苦勤奋，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她的业绩。如果没有这些业绩的印证，也许就不会有美国《纽约时报》在2018年4月11日，也就是林徽因逝世63年后的纪念文中所指出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中国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古建筑保护者”。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徽因先生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乘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一个患有残疾，一个身染重疴，这对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夫妇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满积年尘埃的庙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处飞着蝙蝠）去丈量、测绘、探索我国古代的营造方式。”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写道：“截止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15个省份里的两百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多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参加了。”她与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的撰著时，正是在四川李庄，当时的林徽因“肺病又不时发作”。可以说，徽因先生热爱建筑超过热爱生命，这样的勤奋是内化于心后积聚的一种力量。“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逃难’中，在贫病交加、工作繁重的境况下，还能有这样的兴致，更何况在开心、快乐、幸福的时光，对美的感受和追求该会有多大兴致。”

她用她的勤奋，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和美化这个世界。勤奋，让她的才华转化为一项项成果，反之，她的成果又承载着她的才华。

在展厅里，让我充分感受到她是一位思维极其开阔、创新能力极强的人。她在为《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中就已经告诫建筑家们，“虽然要明了过去的传统规矩，却不要盲从则例，束缚自己的创造力”。她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作为古建筑学家，“她不仅有精湛的科学造诣，而且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体，倾注到创作之中”（梁从诫语），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种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楼庆西在《关于发表〈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的附文》中写道：“大概是由于林先生所具有的诗人与文学家的气质，因此她对建筑艺术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而且还推而广之，对一切其它的传统的、民间的工艺美术也都具有特殊的敏感与感情。可以说她是用诗人的心灵与艺术家的眼睛去欣赏、去研究这些艺术。”“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她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现象何以在徽因身上得以体现？我想，如果站在三坊七巷来思考，从她的家族圈、朋友圈以及她的游历路线、她一生走过的路来看，我以为，她有着雄厚的学养功底，又勇于挑战自我，想站在塔尖上，追求完美，想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有底气的人。

人们公认徽因先生才华横溢，我以为徽因先生溢出的不只是她的才华，还有在内在的天资聪颖和天生丽质，以及后天受到的优良教育，家族圈、朋友圈、事业圈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外溢出的情怀、勤奋、创新、热情、时尚与现代、活力与张力。

六

行走在展厅，望着大厅里的每一个观展者那样神情专注，我相信人们在这里认识的徽因先生，不只是一位美女、一位才女，而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再冰语）梁再冰的这段话，在主题馆得到了很好的揭示，也引起了参观者的深深共鸣。

时间往前走，经过岁月的沉淀，可以撩开岁月蒙着的面纱，可以让人看得更真实、更清晰的徽因。徜徉于展厅之中，回味金岳霖先生的“极赞欲何词”，我理解这句话的评价恰如其分。

“这样的主题馆设立在三坊七巷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中，本身就让人物纪念与地方文化空间形成了很好的结合。”一位参观者如是说。在先生的故乡，在三坊七巷这样占据“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古厝中开设这样一个主题馆，意义非凡。主题馆的整个展馆设计很有特色，无论展馆的色彩基调还是展品的陈列，让人走进展馆，就宛如走进先生的世界，仿佛在与先生进行着穿越时光的心灵对话，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相比‘才女’这一标签，我更愿意把林徽因理解为一位始终保持独立和专业精神的女性。”一位在多伦多工作、有留学经历的学子参观后写了一篇观后感：“这次进入主题馆，我对林徽因女士的海外求学经历产生了很强的共鸣。看到她当年同样离开中国，在陌生环境中学习和寻找自己的方向，会觉得不同时代的留学生其实面对一些相似的问题：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坚持自己真正想走的道路。”

我的一位青年朋友参观了展厅徽因先生考察古建筑的图文后，让他忆起2017年曾经沿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足迹重走山西、河北的几座山野古建的情景：“有些至今借助车辆仍难以到达，一种感佩之心油然生起，尤其感佩他们当年的民族情节和毅力”。 在“寻路她巷”微信公众号上，这样的观后感还有很多很多。读每一篇文章，心灵都受到深深触动，都感到有一种情感在涌动。

在徽因先生故乡的老厝中，有一处可以与先生进行心灵交流的地方，真好！让我们可以走进徽因、认识徽因，记住这位奇女子。她在岁月中沉淀出、内化出一种文化。对于今人来说，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论层次，都会受到这种沉淀出的文化的影响，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想着一个问题：何以徽因？尽管答案各有不同。

回望那三块玻璃墙，我非常感慨。策展人匠心独运，用徽因先生的三次海外游历、用她的家族和她的朋友圈为“纲”，用它来牵住了展厅中的每个篇章、每幅图片、每段文字。策展人很好地把握了主题馆的魂与脉。展馆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开馆仅仅是一个开端，他们还将进行深化挖掘，眼下正在编排一部徽因先生的情景剧，还将把这里打造成研学基地，举办一些“沙龙”活动……这一切，我很期待。

设馆以来的反复走进，只为思考一个问题：何以徽因？

还会继续地反复走进，她是一本书，每一次的走进，都是新一次的翻阅、一次重温，都会有新的感悟、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