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中国梦”的郑思肖

楚   欣

倘若时光可以倒流，退回至2008年3月18日之前，郑思肖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无疑是相当陌生的。然而就在这一天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台湾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郑思肖的诗句“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表达他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话音一落，郑思肖的名字以及他的“一心中国梦”，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笔者很想去一趟郑思肖的故乡，以了解这位为福建赢得荣誉的前贤。2013年春节过后不久，因参加省采风团到了连江，这个夙愿终于得偿。

毕生效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

郑思肖，连江透堡人，原名已佚（或云“少因”），字忆翁，号所南，又自称景定诗人、三外野人、三外老夫，其生活年代（1241—1319年）属于宋元之间。由于他所写的诗文，强烈地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反抗和对故国的思念，一些介绍他的文章便称其为“南宋诗人”。

连江虽然是郑思肖的故乡，但他的出生地却不在连江，而是在浙江杭州。因此今天的透堡，能与他联系起来的，主要是那座郑氏宗祠。尽管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点简陋寒酸，但郑思肖的根就在那里。特别是宗祠里所纪念的先祖当中，有两个人对郑思肖一生的影响尤为深刻。这就是郑鉴与郑起。

郑鉴（1145—1182年），乃郑思肖的高叔祖，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授两优释褐状元（透堡至今仍存有状元街、状元井），与朱熹、辛弃疾是同时代人，而且关系密切，都力主抗击外族入侵。郑鉴在《论近习》札子中，痛批奸党丧权辱国、陷害忠良的种种罪行，被放逐出京，仍不忘提醒皇帝，要等待时机，驰骋中原，收复失地。可惜因忧愤过度，38岁就匆匆离开人世。

郑起（1199—1262年），即郑思肖的父亲，初名震，字叔起，号菊山，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有骨气的读书人。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郑起20岁出头就带着家眷离开连江来到京城临安（即杭州）游学。当时朝中辅政大臣慕名荐其为官，他却辞而不授，原因是“耻恩出私门”。用现代的话说，即不愿意走后门当官。淳祐四年（1244年），他曾与另一些太学生联名上奏朝廷，揭露“丞相史嵩之奸臣状”，后来又因登门痛斥郑清之再任宰相而被捕入狱。尽管屡遭磨难，但壮志不减。晚年，潜心于研究学问。他很注重对儿子郑思肖的培养，不仅教以学问，更授以“必一死尽臣子报国之节”的精忠之道。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郑思肖生于杭州。14岁时，随父亲迁居苏州，同年考上秀才。20岁左右，即为太学优等生，应博学鸿词试，授和靖书院山长。他继承先辈（尤其是高叔祖郑鉴与父亲郑起）爱国为民的高尚品德，敢为人先。当北方的元军大肆南侵时，朝廷上下却毫无抵抗的准备，依然是歌舞升平，他实在看不下去，便赶往临安，扣响宫门上疏朝廷，怒斥当权者误国，呼吁改革弊政，重振国威，奋起抗击元军的侵略。因言辞慷慨激烈，奏书被扣压而未上报。南宋灭亡后，作为遗民的郑思肖，铁骨铮铮，从来都不曾臣服于蒙元统治者，而是一心思念已经不复存在的故国。由于深受先贤“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影响，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过着“幅巾藜杖，独行独住独坐独卧独吟独醉独往独来”的生活。晚年，他隐居承天寺，时而寄寓姑苏万寿、报觉二禅寺，写诗作画，研究宗教，还把家乡透堡的田产全部献给乡亲，谁耕归谁，唯独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祖传“砚田”（据说此田只需播种，不要耕耘就可收成）。他更以文天祥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时时处处坚持民族气节，每逢岁时伏腊，望南野哭而再拜。正是怀有如此强烈的故国情结，他对原先的好友、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后来的行为极其不满，毅然与之断交。因为赵孟頫身为大宋皇室的成员，却任职于元朝（官居一品），又受到忽必烈的高规格礼遇，这在郑思肖看来是没有民族气节的表现。

郑思肖的故国情怀还可从他的名、字、号、居所的称谓、著作的篇名以及题写落款清晰地看出。元军入侵南宋后他改名“思肖”，肖是赵（繁体字为“趙”）的构成部分，思肖即思赵（赵为宋家王朝统治者的姓）。他字忆翁、号所南，意为宋亡之后面向南方忆念故国。他的居室题名“本穴世家”，暗含将“本”字下面的木移入“穴”字，即成“大宋世家”。他的著作《大无工十空经》，也是隐晦地告诉读者，此乃《大宋经》也。他在《心史》所藏的铁盒外所写的落款，更是直呼自己为“大宋孤臣郑思肖”。他还坚决不用元朝年号，而是继续以“德祐”纪年。可以说，郑思肖无处不透露出他绝不作蒙元臣民的耿耿之心。

郑思肖对故国的怀念更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是著名的诗人，许多诗所写的题材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最为人熟悉的是《德祐二年元旦》，即温家宝总理所引用的那首诗，全文如下：“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充分反映诗人对国家复兴的期待。郑思肖又是杰出的画家，擅长画兰，宋亡之后，他所画的兰都没有根与土。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土与根，他的回答是，国土已经沦丧，无土自然无从扎根。他还写诗曰：“无根无土剩故乡，疏兰独立带幽香。此心唯向江南所，淡泊清风万古香。”他也喜欢画菊画水仙，并以题词“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表达其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眷念。

郑思肖不仅对故国忠心耿耿，而且人品极高。他的画当时享有盛名，向他求画的人很多。但他有个原则，权贵求画不给，“庸人孺子”求画反而与之。据说有个邑宰上门求郑思肖为一幅“墨兰”润色，郑思肖深知此人的品行不佳，便在画上挥笔写下“纯属君子，绝无小人，深山之中，以春为天”16个字，然后将画投入火炉焚烧。这个邑宰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并以郑思肖有田产，“以赋役取”相威胁，郑思肖拍案而起，怒曰：“头可断，兰不可画！”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郑思肖病逝，享年78岁。他的身后留有传说，最著名的是关于“八茶罐”的故事。据传，宋亡后，郑思肖不肯降元，就从苏州回到老家连江透堡，后又从泉州乘船去印尼。为了能有个安身之地，他准备找当地的土著首领帮助。行前探知这位首领非常喜欢中国茶，便将带来的家乡茶叶装满八个瓷罐子，作为见面礼。土著首领非常高兴，当场生火泡茶，饮后赞不绝口，并立即在他所管辖的地域内划出方圆约2.5平方公里的土地给郑思肖。郑思肖接受馈赠后精心加以规划，将它辟为庄园。为了纪念因茶叶而结成的友谊，他还将这块地方称为“八茶罐”。两三年后，郑思肖回国，仍住在苏州。但“八茶罐”这地方并没有因郑思肖的离去而荒废。700多年来，经过华侨的世代经营，现今这里已成为一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华侨聚居地。华侨在这里办的学校，也称“八茶罐中学”。

血泪合成的井中奇书《心史》

谈论郑思肖，不能不提及他的《心史》。这部奇书是郑思肖大半生所写诗文的总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久久书》《杂文》一卷，以及《大义略叙》，共收诗250首，杂文40篇，前后自序5篇。卷中诗文并举，陈述“大宋”亡国之惨痛，都是亲身的所见所闻。作者将它题名“心史”，并言“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所系念”。笔者读此书，觉得“心史”二字也可以解读为“心路历程”，即记录郑思肖作为遗民在异族统治下的思想与感情的变化。郑思肖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此书绝无刊行的可能，便将它包好，再装入铁盒，藏于苏州承天寺枯井中，期待有一天能被后人发现而重见天日。但这一藏竟长达三个多世纪，直到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才被发现。

《心史》的诗以血泪写成，感染力极强。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唯有郑思肖《心史》的诗可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评价极高，但并非过誉，我们不妨读其中的几首，从中感受一下作者的爱国情怀。如《过徐子方书塾》的“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八励》的“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陷虏歌》（又名《断头歌》）的“欲死不得为孝子，欲生不得为忠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宁无闻”；《制置李公芾》的“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声。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重题多景楼——时逆贼刘整围襄阳已六年》的“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望西忧逆贼，指北说中原。粮运供淮饷，军行戍汉屯。何年遂所志，一统正乾坤”。真可谓字字含血，句句和泪。

《心史》的文章更有对“弄破国”的权臣、“马犯金汤即弃关”的投降派以及变节者的痛斥与讽刺。其中《犬德》非常有代表性。这篇杂文很短，仅100多字，全文如下：“元贼南破中国，至于犬亦杀食几于尽，今之犬续续而有，皆元贼南破中国后渐生者也。我行道路间，六七载以来，数数见群犬吠顶笠者，衣冠之人过之则不顾，处处皆然。犬尚能吠顶笠者，人乃不能恶顶笠者，人而不如犬乎？顶笠者，鞑贼也。以是知鞑贼又犬之所嫉者也。犬且不与之，天地岂与之乎？犬诚义物也。”笔者以为，郑思肖描写他处处所见的狗都有很高的智商与品德，能准确分辨出“顶笠”的“鞑贼”并恶之，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的用意并不在于赞美狗，而是讽刺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他们连畜生都不如。

正因为《心史》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刊行后，受到了当时（明末）正处于同样是救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惊喜与欢迎，纷纷为之作序、题跋、题咏、品评，人数超百。然而过了四五十年，却有人跳出来指责《心史》是部“伪书”。始作俑者为清初的徐乾学（顾炎武的外甥，康熙九年进士，既是高官也是学者），他在《资治通鉴后编》中称《心史》是明季浙江海盐人姚士粦“伪撰”，“不可用”。于是“伪书”之说便纷纷出笼。乾隆年间“钦定”出版的《四库全书》，更是因政治需要，将《心史》排斥在外，并由军机处下令销毁。此后300多年，郑思肖的这部著作是真是伪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中国历史上确有伪书存在，且很早就出现，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考其原因，很多是为了“托古传道”，或假借名人，为己所用。以笔者管见，《心史》反映的既是“大宋”失国的痛史，也是一个在当时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的遗民心态。内中的诗文虽然多数是爱国者的慷慨悲歌，但也有常人的闲情，如《春日登城》：“城头啼鸟隔花鸣，城外游刃傍水行。遥认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游观音山怀乡僧贵月溪》：“天地一闲人，孤云自在身。去来心不碍，语默意俱深。山叠千层树，花连四望春。旧年同笑语，今日独登临。”这样的书后人既没有必要去伪造也很难伪造。其实，从争论一开始，批驳“伪书”说的学者就以有力的论证引人注意，最典型的是顾炎武，他写了《井中心史歌》及序，充分证明《心史》为郑思肖所著。这位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还痛骂“伪书”说的鼓吹者、自己的亲外甥徐乾学“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

近现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对郑思肖的《心史》更是给予高的评价。如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他形容自己读《心史》时的情景是，“穷日夜主力读之，每尽一篇，腔血则腾跃一度”，读后大为称奇，说：“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并深为感慨地赞道：“此书一旦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现代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也非常欣赏《心史》，1934年他托人购得此书，并于次年3月亲笔书写郑思肖的三首诗分别赠给日本朋友今村铁研、增田涉以及冯剑丞，这三首诗均出自带有政治讽刺性的组诗《锦钱余笑》（共24首）。鲁迅此举并非单纯的“应酬”，而是借此肯定郑思肖的民族大义，并体现中日文化交流的深意。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心史》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在《国画中的民族意识》一文中盛赞郑思肖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学家马叙伦在自己的读书小记中，用了许多事实，批驳“伪书”说的种种谬论，肯定了《心史》的真实性。杰出的文学家、爱国者郁达夫对《心史》情有独钟，1936年春他受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出任参议时，曾题诗勉励报界同仁。诗云：“劝君珍重千秋笔，牢记遗民井底心。”“遗民井底心”指的就是郑思肖的爱国情怀。近代文学家、古籍专家郑振铎在《跋心史》中指出，“徐乾学与《提要》作者，所以必欲证其为伪书者，盖深恶其骂虏太甚，攻夷太切，嫉胡太深也”，揭示了《心史》之所以被诬的真正原因。其他学者如陈寅恪、顾颉刚等，也对《心史》作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陈福康，经过20年的论证、考辨，于2001年出版专著《井中奇书考》，以翔实的材料和科学的唯物史观，有力批驳了“伪书”说，确认了《心史》的存在。

历史发展到今天，郑思肖的《心史》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仍然有着很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他的“一心中国梦”更是令无数国人为之动容，需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与发扬。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与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思肖的中国梦与今天的中国梦，其精神实质与实现的可能性也截然不同。当年，这位南宋遗民的中国梦，只不过是企图收复被异族占领的失地，重建“大宋江山”而已，但就是这样的“梦”，在元政权的强大势力压制下，也只能存在于一些如郑思肖这样不愿归顺新朝的人心里，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今天的中国梦，则非常宏伟，又十分实际，我们既要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全可以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这个中国梦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本文原载于《走进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