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千万人之福，谋国家千百世之利

——叶向高的“福利观”

叶立俊

400多年前，晚明思想家、文学家、三朝元辅叶向高“福”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其“两以两谋”的福利观，即“以民之心为心，以民之利为利”，谋“千万人之福”，谋“国家千百世之利”。

（一）

在叶向高留给后代的诸多文字中，直接说“福”，尤其“福清之福”，可能不多；但他的文章，可以说充满了大量“福”文化思想。叶向高说起自己的福清邑乡，可谓如数家珍，比如关于福清历史，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致仕在家，应邀担纲、主修《福清县志》，亲自撰写序文，还悉心编纂了城池、人物、烈女、武功诸卷，足以彪炳志书之林；再说福清城史，他在应请所作的《福清县辟城记》，盛赞辟城“实邑万年之伐，太史宜纪其事，以诏来兹。” “夫宁重福清，诚重闽也。福清完而三山之屏树，闽南之道通，渊乎神谟……”；又如说福清山川，在《县志序》里，他深情叙述：“吾邑山川之奇丽，鸿濛以来所未辟者。今皆赫奕改观，拟于蓬邱琼岛”，“盖闽中罕俪焉。”

（二）

然而，叶向高心目中，福清之“福”，不仅浅止于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更重要的是家乡“三福之地”，得益于百年盛世和贤令良吏的忧国忧民、惠民惠政。

叶向高历经宦海数十载，位至极臣，见多识广，在他的心目中自有良宦贤臣的标准。他借编修福清志史，曾经写过诸多盛赞福清贤令良吏的文章，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其“福”文化理念。

叶向高认为君臣的“第一义”是“为民造命”。

少时从倭患倭难中走出来的叶向高，受益于良好的家风家教和纯儒恩师教育，自小即怀惴为民利民、为民谋福造福之志向。

入仕之始，他便在其应答卷《王道荡平正直论》中秉笔直书，阐发他的福利观。他认为，圣明的帝王必须“以民之心为心，以民之利为利”；“心无我而能合天下”。入阁后更将关注民心、为民造福谋利的思想付诸实践，贯穿于辅政治理的全过程。

在叶向高《苍霞草全集》中，福清新建城垣，重修天宝陂、重修县学、重修城隍庙，重建圣迹寺，新建文昌阁、新建桥塔和福州峡江改道等盛事，郎简、庄柔正、许梦熊、欧阳劲、王政新等主政过福清，为民立极、造福一方的为政者，他都应请写下文章。这些文章，既是当时历史的重要佐证，也让世人窥见作者在其中所蕴含的福利观。

（三）

古代的福州，闽江是重要的对外交通要道。乘船西沿闽江，可达南平；东往大海，可北上或南下。毕竟受客观条件制约，古代造船技术有限，因此，陆路依然是福州对外主要交通方式。

福州地区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南有闽江。闽江干流，流至福州古怀安县治（今淮安村）后，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即为乌龙江。乌龙江由西北往东南方向，在依次接纳溪源江、大樟溪、淘江三条主要支流后，穿过峡口峡，在三江口与闽江北港汇合，流入台湾海峡。

据现有资料记载，宋代时，闽省福州通往粤、赣、浙各辟有一条驿道。三条古驿道中，北驿道，也称福温古道，从城内出井楼门，经连江、罗源、宁德诸驿铺，进入浙江温州府；西驿道，从城内出北门，经闽侯、建瓯、浦城诸驿铺，进入浙江衢州府，此系晋京之路；南驿道，原由南门到达峡北，从峡北渡江到方岭，经大田驿（今闽侯祥谦境内），接福清常思岭（今福清镜洋境内）。

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为避峡江之险，经时任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乡贤极力推进，又改回宋时官路，并进行改造拓宽，线路从台江万寿桥折入阳岐，再渡江至大田驿，而后再经福清、莆田、惠安、诏安诸县，进入广东。

南驿道在福州的遗迹，现仍存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的阳岐午桥。

福州南驿道从峡江改道为从阳岐过江，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叶向高《阳岐江改复旧路记》创作于1612年前后，记述了福州峡江改道的来龙去脉，是体现其以民为本、为民谋福思想的一篇代表作品。

该《记》开篇介绍了乌龙江的峡江与阳岐江的方位及其特点，“闽会城之南，有江达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余里皆会于此，两江束之，故名峡江。怒涛激浪，急溜漩涡，险若瞿塘。自峡而上，可二十余里为阳岐江。”当时弃用峡江，而复从宋时的阳岐江渡江往南，叶向高《记》中作了充分解释：“水势纡缓，一苇可航。胜国以前，行者皆从此渡……其后兵乱榛芜，间逢虎暴，乃徙而由峡。路虽稍夷，而每值风波，辄葬鱼腹。即近者，隆万间，大比之岁，生儒溺死以千百计。行旅病之，欲仍复旧道。”

自福州台江经北铺（峡江）渡江向南，一路地势险恶，荆棘丛生，野兽伤人与翻船坠亡事故多有发生，成为百姓心头一个大患。

对此，叶向高说自己“因思三代王政，舆梁道路，无不置力”；不仅力主改道：“复旧道”于阳岐江；而且躬亲操作，“公报可，且相与计兹役矣。”“决以两言：不烦民，不改驿”；“属（嘱咐）丁公奉命抚闽（移渡于阳岐江）”。

然而，在推进这项事关民生，本可为“后世为凿石颂德”的改道工程中，叶向高也曾“困于议论”。比如，某些官僚、乡绅造谣叶向高力主改道动机不纯，言其想占驿修坟；还谬说叶向高长子是改道主谋；甚至友好同事董崇相（见龙）也写信问疑，不乏微言。“不免于悠悠之谈，几成阻格”。

叶向高不得不再复信，力排非议，说明改道初衷，——是“况于百千万人之所跋涉”；“（改道）事成，是三郡一邑千万人之福、千百世之利。”其在另一《答董见龙》中，亦明确表达：事成“足为国家百世之利”，绝非为占地修坟之便。

俗话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心里都会有杆秤。果然改道工程竣工之日，“万口欢腾，歌谣载道”。

叶向高泪流满面，纵情记之：“较其道里，视峡江减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阳、泉漳之往来于兹者，江行如陆，陆行如市；阳侯不惊，猛兽屏迹”；“取渡萧家道，缘吴山径达台江，尤为径便”，途中又建泘桥越沙洲，除道建馆，与阳岐路并存，“以待人之自趋”。还深浓感叹：“天下事┄┄大较皆如此矣！”为官从政，当谋“千万人之福、千百世之利”。

（四）

叶向高的福利观，散见其众多作品中，今天读之，可以充分领略到其作为儒学士大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叶向高在《重修天宝陂记》中申言：“余观自古循吏为民造命，莫不以导水兴利为第一义。”在《重建圣迹寺记》又说“余观人世吏道┄┄率不惮劳费，为民兴利。”真是震古粲今，其心可鉴！

他盛赞天宝陂重修竣工，“数万人咸被其泽国”、“数千顷之田旱涝无虞”，“水利悉复，岁不能灾”。

说桥塔新建，“水口完密，风气益固”，“此殆山川之灵，与千百年之气运，萃于一时，故能襄此盛举。”

说县学重修，“今融士日盛，于闽为前茅矣”；“修业有方，遵道有仪”；“源流正学，溯于前修，闽自建溪外，宜莫先融”。

说文昌阁新建，乃仁侯“在邑爱民恤士┄┄其建寅宾馆、南北壇、修预备仑、造漁溪宏路二桥，皆久废莫任者。”

福清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他写下《重修一拂郑先生祠记》，赞扬福清邑人、北宋廉吏郑侠“以危祸而不辞，汲汲皇皇，为万姓请命”，“慷慨敢言，忠愤激烈”，“世之人臣者，皆如先生，天下岂有不可为之事哉？”

对当朝涌现的海坛布衣林扬“以死殉缓急”，“奏蠲虚税”，“悉蠲（免除）其赋”的行为，为“海上民欢若更生”；称颂“其事正，其行纯，有功于世道”。

王政新履职福清，捐俸重修福清城隍庙。叶向高以东阁大学士之尊，亲自撰写《福清县重修城隍庙记》，褒扬王政新以利民之心大庇民，民之祸福利害实操作之，“使惠泽慈爱及于民┄┄敷政优，优囊如水，室如冰，庭如春台，四境如煦冬日┄┄其爱民至矣！”

叶向高祖籍福清化北里云山境，长年宦游，久在京师。在《云山社祠记》中，他动情说自己“念乡之父老愈甚┄┄盖余不能一日忘乡之人”，应“为德于乡”，争“乡里之光”。

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中有言，“文所以载道也”。与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直抒胸臆之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略有不同，叶向高的谋“千万人之福”、谋“国家千百世之利”的福文化理念，散见于其各类文章，践行于其为人品格、为官操守之中。

今天，我们探寻叶向高的福文化理念，首当坚守福民利民之执念，心怀忧民恤民之情愫，创造爱民富民之业绩；若如此，定得民心广誉，国运昌隆。

（本文原载于《“福”见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