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堂吉诃德》

唐宝民

杨绛译本

晚年的杨绛

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堂吉诃德》的中译本有好几种，但被业界和广大读者公认为权威版本的，非杨绛先生的译本莫属。杨绛先生的译本，文笔流畅，生动传神，不愧是上乘之译作。那么，它是怎么问世的呢？从杨绛先生的多篇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其间经历的艰难与波折，令人不甚唏嘘。

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前，杨绛的女儿得了病，需要少运动、多休息，钱钟书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讲的是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杨绛此前没有读过这本书，见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料想这本书一定非常有趣。为了不荒废法文，便开始翻译这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和钱钟书调到北京工作。《吉尔·布拉斯》共47万字，杨绛用了几年的工夫才把它翻译完毕， 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杂志分期发表；并于1956年1月出版了单行本。这部译作获得了好评，引起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的注意，并将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她，说明无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

杨绛懂英语又通法文，所以既找了英译本也找了法译本，而且不止一本：英译本三种，分别是奥姆斯贝的译本、普德门的译本和寇恩的译本；法译本选择咖达雅和拉巴德的合译本及维亚铎的译本。可见，杨绛对这一工作极为认真。

选好五本外文译著后，杨绛对照着读了一遍，发现了问题：“我把五个本子对比着读，惊奇地发现：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于是问题来了：谁的最可信呢？杨绛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认为，五种选本之间存在这么大矛盾，都不能用，而应直接从西班牙原文进行翻译。可问题是，杨绛不懂西班牙语，怎么办呢？为了给中国读者贡献一部精品的《堂吉诃德》，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就这样，为了翻译《堂吉诃德》，杨绛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文：“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研究工作都停顿了。我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学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

杨绛一家三口

杨绛的本职工作是学术研究，学西班牙语只能是偷工夫自学，而且没有老师教，只能依靠工具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凭着顽强的毅力，她渐渐地掌握了这门全新的外语：“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著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虽然能够直接阅读西班牙原文的《堂吉诃德》，但杨绛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她读西班牙文时口音不准。这种水平能翻译《堂吉诃德》吗？杨绛把自己的疑虑告诉钱钟书：“我问钟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钱钟书的答复，给杨绛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话安了我的心。会说西班牙语，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我不是口译者，我是文学作品的译者。我就动笔翻译，并把《堂吉诃德》作为我的研究项目，阅读各图书馆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也读了他的其他作品。”

于是，杨绛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翻译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自不必说，最让人愤慨的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比如政治运动的冲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翻到第七册的半中间，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一九七零年六月才发还。”虽然译稿劫后余生，又回到了杨绛手中，但她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是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灵感中断，怎么办呢？杨绛不得不重起炉灶，从头译起。

就这样，又经过六年多时间，到1976年底，《堂吉诃德》终于全部译完。杨绛自己校订四遍清样，《堂吉诃德》全译本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发行。

翻译一部外国作品，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要翻译成精品，更不容易，需要呕心沥血。杨绛对此深有体会，她曾感叹：“翻译是一项苦差使，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者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杨绛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她为我们留下的精品译作《堂吉诃德》，依然在滋润着无数读者的精神生活。杨绛先生认真的翻译态度、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境界，以及不怕挫折的精神，将永远给我们以鼓舞和激励。

堂吉诃德，义无反顾冲向风车的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