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1 15:3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彭一万

 

《延安颂》作者、革命女作家莫耶

彭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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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耶

 

在第二故乡鼓浪屿的日子里

莫耶(1918—1986年),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东溪乡。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早年当过教师,以诗书传家,对儿女的学习督促严谨。莫耶10岁那年春天,一次家庭赛诗会,即兴吟出:

“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

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

一时被乡人誉为才女。

莫耶的父亲陈铮后来投笔从戎,成为安溪民军将领之一,曾兼任安溪县县长。莫耶从小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在充满封建习俗的安溪山区,她不缠足,还敢于在山溪瀑布下洗澡。

1932年,陈铮任驻闽海军陆战队补充团团长,驻节鼓浪屿,14岁的陈淑媛随父亲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著名华侨领袖黄奕住创办的慈勤女子中学。父亲纳妾之时,她在作文中直言斥责,咒骂父亲和姨太太,思念被遗弃在家乡的母亲黄全。作文被姨太太发现。陈铮知道后暴跳如雷,把女儿赶出家门。

触怒父亲之后,陈淑媛的二哥逼她向父亲下跪认错,并用力压下她的肩头,她就是不屈从。

受进步思想影响,陈淑媛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读鲁迅、茅盾、巴金、冰心、丁玲、谢冰莹的著作,读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这些著作,开启了她朦胧的反抗黑暗旧社会的意识,以及要求个人自由、解放、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冰心、丁玲的著作,让她憧憬当个女作家,便拿起了笔,开始倾诉内心的愤懑和不平。1932年,她在《厦门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散文《我的故乡》,铺下了第一块文学道路的基石。

这年夏天一个傍晚,陈淑媛和女同学们,结伴到海滨散步。当她们正在嬉戏时,一艘停泊在厦门港的英国军舰,走下来一群喝得醉醺醺的英国水兵,一见女学生,就横冲直撞地追赶过来。女学生们吓得慌乱狂跑,到街旁的店铺里躲起来。一个女同学跑得慢些,被一个水兵抱住了。英国水兵的暴行,激起了鼓浪屿居民的愤怒,拿起扁担、木棍,把几个水兵包围起来,大声喊打。这些水兵冲出包围圈,躲进路旁的上海酒馆,把门关上。愤怒的民众把酒馆团团围住,喊声震天动地,要酒馆把水兵交出来。

陈淑媛激愤得哭了:“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赶走一切外国侵略势力,让祖国人民扬眉吐气啊!”

在厦门,陈淑媛发现一个人,又黄又瘦,拉着黄包车在街上冒着风雨烈日奔跑。家里躺着病弱的妻子,两个幼小的孩子饿着肚皮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盼望。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牵动着她的心灵,就以这为素材,写了小说《黄包车夫》,为底层群众发出呐喊。小说后来编入《火星》旬刊创刊号。

《火星》出版并在厦门书店公开发行的时候,蔡廷锴领导发动的“闽变”被蒋介石的军队扑灭。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没收并销毁进步刊物,创办《火星》的老师们也被捕了。

当时,莫耶受两个人的影响最深。一个是大哥陈文章,曾与她一道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抗战青年团”,秘密活动宣传抗战思想。另一个是莫耶在厦门就读慈勤女中时接触的国文老师陈海天,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在陈海天的激励帮助下,莫耶走上革命道路。   

1933年福建“闽变”爆发后,陈海天组织陈淑媛与几名进步学生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的社论《打倒南京政府,工农团结起来》。陈铮看到后非常震怒,怕招来杀身之祸,就把陈淑媛关在家里,不让她与外界接触。陈淑媛的祖母马尔树(缅甸人),非常疼爱孙女,乘陈铮外出之机,悄悄把她放了,并将她藏在亲友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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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宝塔山

莫耶觉得在亲友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向曾投过稿的上海《女子月刊》求援,同时写信向家乡的母亲告急。母亲闻讯急忙赶赴厦门,拿出18块银元交给莫耶作路费。1934年秋,莫耶联络了老师陈海天,乘船往上海避难。

到达上海后,莫耶在当地组织的帮助下,几经周转,终于到《女子月刊》社当上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一年过去,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上海期间,莫耶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1936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安溪县组织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

《延安颂》的创作过程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莫耶从抗大转到鲁艺学习。宿舍就在半山坡的窑洞里。一出窑洞,巍巍宝塔就进入眼帘。每逢星期天,莫耶就涉过延河水,登上宝塔山,瞭望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听着城中传来的歌声。

一天下午,莫耶和同学们站在半山坡上,听着同学们、战友们引吭高歌,让她心潮汹涌、热血奔腾,当时,鲁艺音乐系的朝鲜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身边,看出莫耶激动的心情,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郑律成的要求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激情。那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在莫耶眼里显得更加气势雄浑,夕阳照耀着宝塔山,延安周围显出一抹青黛,群山连绵起伏,围屏似的护卫着圣地。这清丽感人的景色,她抓住一刹那的灵感,抽笔将满腔的激情倾泻在小本子上: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莫耶写好了歌词,以《歌颂延安》为题,交给了郑律成。

几天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颂延安》,由郑律成和女歌唱家唐荣枚男女声合唱。唱完后,毛主席带头鼓起了掌,中央首长们也鼓起了掌。

第二天,党中央宣传部来要《歌颂延安》。不久,鲁艺秘书长拿来一张铅印的歌词给莫耶,题名改成《延安颂》,征求莫耶的意见,莫耶高兴得叫起来:“题名改得好呀,叫《延安颂》好!”从此,《延安颂》的歌声传遍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传遍了大江南北、海内海外……

《延安颂》成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文艺曲目。1993年6月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2003年12月,40集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片名、片头曲均采用《延安颂》。《延安颂》已经超越了一首抗战歌曲的内涵,成为民族历史的见证,永远都是鼓舞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不屈抗争的精神赞歌。莫耶回忆道:“延安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无论走在大路上或漫步延河边,远远近近都会传来《延安颂》的歌声,我心里说不尽的激动。”

出色的女兵作家

1938年11月,莫耶响应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号召,加入了鲁艺组织的实习队,与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教员,后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赞扬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出色的女作家。”这年,莫耶才22岁。

莫耶跟随部队长途作战,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卓越的工作成绩赢得了赞誉。她根据部队战斗事迹,与人合作并独自创作了一大批话剧、歌剧、舞蹈等作品,为抗战军民演出;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在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中,她以顽强的意志,书写了别样的人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女兵、革命的作家。

1944年春,莫耶调至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任编辑、记者,她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1949年春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

小说《丽萍的烦恼》引发的风波

1942年3月11日,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在《西北文艺》1942年第一期发表。

小说的主角丽萍,是一个知青,为了逃婚、追求进步,与恋人林昆冲破阻碍到革命根据地。后来,在穷打猛追和物质待遇的引诱下,嫁给了干部,但夫妻思想观念差异大,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烦恼。

小说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物质不公平现象,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政治污点”,为莫耶以后的生涯带来了无尽的磨难。

除了报刊上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外,1942年9月9日,莫耶所在的部队,还专门召开了“《丽萍的烦恼》检讨会”。保卫部一位姓李的科长,联系莫耶的出身,将小说定调为“反党”,由此全盘否定莫耶在文艺战线上作出的贡献。

莫耶的报社同事赵戈大声回敬了一句:“一篇小说能这样批评吗?!”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阐释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认为莫耶是创作方法上的错误,属“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莫耶所在报社的社长欧阳山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李科长猛然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赵戈也拍案而起:“你说的不对!我是无产阶级,我爷爷、父亲和我都是工人!你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你能以无产阶级自居?!”李科长受此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这是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随着李科长的这一声怒吼,作家杨朔站了起来,同情地看了莫耶一眼,匆匆走出会场,对这种粗暴现象表示不满。

可是,后续发言的不少人基本上仍延续李科长的调子,将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本人,怀着阶级成见激烈批判。

坎坷的一生  坚强的一生

1943年,由于家庭出身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原因,莫耶又受到审查。作品被定性为反党文章,作者被打成反党分子。

解放后,1950年,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经省领导同意,莫耶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两位记者采写的稿子,报道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者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配发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反右”时,与这篇文章有关系的人被错划为“右派”,莫耶也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文革”中,莫耶被打成“走资派”,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并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但她不气馁不消沉,在挫折中吸取教训,继续以手中之笔讴歌革命的进程。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笼罩在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莫耶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焕发青春的莫耶深知时不我待,勤奋创作,硕果累累:

1980年,莫耶回福建探亲,带着孩子游览鼓浪屿。回到兰州后,写了散文《啊!鼓浪屿》。文中写道:“几十年后我重游鼓浪屿,使我感奋不已的是,解放前所谓‘万国租界’的鼓浪屿,已经洗去满身屈辱,回到人民的怀抱。……更使我感奋不已的是,今天的鼓浪屿,已成为联结中外人民友谊的纽带。”莫耶从鼓浪屿这座小岛,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1986年5月7日,莫耶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走完了68年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