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颂》作者、革命女作家莫耶

彭一万

莫耶

在第二故乡鼓浪屿的日子里

莫耶（1918—1986年），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东溪乡。父亲陈铮是缅甸归侨，早年当过教师，以诗书传家，对儿女的学习督促严谨。莫耶10岁那年春天，一次家庭赛诗会，即兴吟出：

“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

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

一时被乡人誉为才女。

莫耶的父亲陈铮后来投笔从戎，成为安溪民军将领之一，曾兼任安溪县县长。莫耶从小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在充满封建习俗的安溪山区，她不缠足，还敢于在山溪瀑布下洗澡。

1932年，陈铮任驻闽海军陆战队补充团团长，驻节鼓浪屿，14岁的陈淑媛随父亲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著名华侨领袖黄奕住创办的慈勤女子中学。父亲纳妾之时，她在作文中直言斥责，咒骂父亲和姨太太，思念被遗弃在家乡的母亲黄全。作文被姨太太发现。陈铮知道后暴跳如雷，把女儿赶出家门。

触怒父亲之后，陈淑媛的二哥逼她向父亲下跪认错，并用力压下她的肩头，她就是不屈从。

受进步思想影响，陈淑媛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读鲁迅、茅盾、巴金、冰心、丁玲、谢冰莹的著作，读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这些著作，开启了她朦胧的反抗黑暗旧社会的意识，以及要求个人自由、解放、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冰心、丁玲的著作，让她憧憬当个女作家，便拿起了笔，开始倾诉内心的愤懑和不平。1932年，她在《厦门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散文《我的故乡》，铺下了第一块文学道路的基石。

这年夏天一个傍晚，陈淑媛和女同学们，结伴到海滨散步。当她们正在嬉戏时，一艘停泊在厦门港的英国军舰，走下来一群喝得醉醺醺的英国水兵，一见女学生，就横冲直撞地追赶过来。女学生们吓得慌乱狂跑，到街旁的店铺里躲起来。一个女同学跑得慢些，被一个水兵抱住了。英国水兵的暴行，激起了鼓浪屿居民的愤怒，拿起扁担、木棍，把几个水兵包围起来，大声喊打。这些水兵冲出包围圈，躲进路旁的上海酒馆，把门关上。愤怒的民众把酒馆团团围住，喊声震天动地，要酒馆把水兵交出来。

陈淑媛激愤得哭了：“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赶走一切外国侵略势力，让祖国人民扬眉吐气啊！”

在厦门，陈淑媛发现一个人，又黄又瘦，拉着黄包车在街上冒着风雨烈日奔跑。家里躺着病弱的妻子，两个幼小的孩子饿着肚皮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盼望。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牵动着她的心灵，就以这为素材，写了小说《黄包车夫》，为底层群众发出呐喊。小说后来编入《火星》旬刊创刊号。

《火星》出版并在厦门书店公开发行的时候，蔡廷锴领导发动的“闽变”被蒋介石的军队扑灭。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没收并销毁进步刊物，创办《火星》的老师们也被捕了。

当时，莫耶受两个人的影响最深。一个是大哥陈文章，曾与她一道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抗战青年团”，秘密活动宣传抗战思想。另一个是莫耶在厦门就读慈勤女中时接触的国文老师陈海天，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在陈海天的激励帮助下，莫耶走上革命道路。   

1933年福建“闽变”爆发后，陈海天组织陈淑媛与几名进步学生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的社论《打倒南京政府，工农团结起来》。陈铮看到后非常震怒，怕招来杀身之祸，就把陈淑媛关在家里，不让她与外界接触。陈淑媛的祖母马尔树（缅甸人），非常疼爱孙女，乘陈铮外出之机，悄悄把她放了，并将她藏在亲友家里。   

延安宝塔山

莫耶觉得在亲友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向曾投过稿的上海《女子月刊》求援，同时写信向家乡的母亲告急。母亲闻讯急忙赶赴厦门，拿出18块银元交给莫耶作路费。1934年秋，莫耶联络了老师陈海天，乘船往上海避难。

到达上海后，莫耶在当地组织的帮助下，几经周转，终于到《女子月刊》社当上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一年过去，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上海期间，莫耶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1936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安溪县组织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

《延安颂》的创作过程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莫耶从抗大转到鲁艺学习。宿舍就在半山坡的窑洞里。一出窑洞，巍巍宝塔就进入眼帘。每逢星期天，莫耶就涉过延河水，登上宝塔山，瞭望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听着城中传来的歌声。

一天下午，莫耶和同学们站在半山坡上，听着同学们、战友们引吭高歌，让她心潮汹涌、热血奔腾，当时，鲁艺音乐系的朝鲜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身边，看出莫耶激动的心情，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郑律成的要求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激情。那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在莫耶眼里显得更加气势雄浑，夕阳照耀着宝塔山，延安周围显出一抹青黛，群山连绵起伏，围屏似的护卫着圣地。这清丽感人的景色，她抓住一刹那的灵感，抽笔将满腔的激情倾泻在小本子上：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莫耶写好了歌词，以《歌颂延安》为题，交给了郑律成。

几天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颂延安》，由郑律成和女歌唱家唐荣枚男女声合唱。唱完后，毛主席带头鼓起了掌，中央首长们也鼓起了掌。

第二天，党中央宣传部来要《歌颂延安》。不久，鲁艺秘书长拿来一张铅印的歌词给莫耶，题名改成《延安颂》，征求莫耶的意见，莫耶高兴得叫起来：“题名改得好呀，叫《延安颂》好！”从此，《延安颂》的歌声传遍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传遍了大江南北、海内海外……

《延安颂》成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文艺曲目。1993年6月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作品”；2003年12月，40集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片名、片头曲均采用《延安颂》。《延安颂》已经超越了一首抗战歌曲的内涵，成为民族历史的见证，永远都是鼓舞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不屈抗争的精神赞歌。莫耶回忆道：“延安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无论走在大路上或漫步延河边，远远近近都会传来《延安颂》的歌声，我心里说不尽的激动。”

出色的女兵作家

1938年11月，莫耶响应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号召，加入了鲁艺组织的实习队，与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教员，后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赞扬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出色的女作家。”这年，莫耶才22岁。

莫耶跟随部队长途作战，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卓越的工作成绩赢得了赞誉。她根据部队战斗事迹，与人合作并独自创作了一大批话剧、歌剧、舞蹈等作品，为抗战军民演出；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在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中，她以顽强的意志，书写了别样的人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女兵、革命的作家。

1944年春，莫耶调至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任编辑、记者，她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1949年春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

小说《丽萍的烦恼》引发的风波

1942年3月11日，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在《西北文艺》1942年第一期发表。

小说的主角丽萍，是一个知青，为了逃婚、追求进步，与恋人林昆冲破阻碍到革命根据地。后来，在穷打猛追和物质待遇的引诱下，嫁给了干部，但夫妻思想观念差异大，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烦恼。

小说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物质不公平现象，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政治污点”,为莫耶以后的生涯带来了无尽的磨难。

除了报刊上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外，1942年9月9日，莫耶所在的部队，还专门召开了“《丽萍的烦恼》检讨会”。保卫部一位姓李的科长，联系莫耶的出身，将小说定调为“反党”，由此全盘否定莫耶在文艺战线上作出的贡献。

莫耶的报社同事赵戈大声回敬了一句：“一篇小说能这样批评吗？！”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阐释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认为莫耶是创作方法上的错误，属“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莫耶所在报社的社长欧阳山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李科长猛然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赵戈也拍案而起：“你说的不对！我是无产阶级，我爷爷、父亲和我都是工人！你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你能以无产阶级自居？！”李科长受此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这是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随着李科长的这一声怒吼，作家杨朔站了起来，同情地看了莫耶一眼，匆匆走出会场，对这种粗暴现象表示不满。

可是，后续发言的不少人基本上仍延续李科长的调子，将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本人，怀着阶级成见激烈批判。

坎坷的一生  坚强的一生

1943年，由于家庭出身和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原因，莫耶又受到审查。作品被定性为反党文章，作者被打成反党分子。

解放后，1950年，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经省领导同意，莫耶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两位记者采写的稿子，报道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者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配发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反右”时，与这篇文章有关系的人被错划为“右派”，莫耶也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文革”中，莫耶被打成“走资派”，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并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但她不气馁不消沉，在挫折中吸取教训，继续以手中之笔讴歌革命的进程。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笼罩在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莫耶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焕发青春的莫耶深知时不我待，勤奋创作，硕果累累：

1980年，莫耶回福建探亲，带着孩子游览鼓浪屿。回到兰州后，写了散文《啊！鼓浪屿》。文中写道：“几十年后我重游鼓浪屿，使我感奋不已的是，解放前所谓‘万国租界’的鼓浪屿，已经洗去满身屈辱，回到人民的怀抱。……更使我感奋不已的是，今天的鼓浪屿，已成为联结中外人民友谊的纽带。”莫耶从鼓浪屿这座小岛，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1986年5月7日，莫耶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走完了68年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