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所藏闽刻文献掠影[1]

林  怡

福建从宋到清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一千多年来，闽刻文献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美国所藏闽刻文献繁富，尤以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为多。进一步推动对闽刻文献的研究，尤其加强对海内外闽刻文献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书影，如组织编撰《海内外所藏闽刻善本书志》等，必将有利地提升福建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一、   北美所藏闽刻文献：本课题研究缘起和研究范围

北美所藏中国古籍善本甚丰。迄今为止，对北美所藏中国古籍已有的重要目录学著作如下十余种：

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録》，1957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手抄本影印出版。另有1972年台北版。

屈万里编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

李直方：《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藏明版书录》，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1975年

昌彼得：《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台北市: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发行。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沈津：《美国主要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文献及其展望》，刊于“国家图书馆”馆刊（台北），2001（1）。

李国庆编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陈先行主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乔晓勤、赵清治等编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范邦瑾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另外，由普林斯顿大学艾思仁（Soren  Edgren）教授领衔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历时二十年，于2010年初步建成并推出了数字化的“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著录了除国会图书馆之外的其他北美图书馆相当数量的中文善本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善本，数据已有2万多条。

上述这些中文古籍善本书录或书志，对美国所藏的闽刻图书间有著录或评述。

另外，就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的研究而言，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荣誉教授、原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是北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有：《纸和印刷》（1982年英文版，即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1962年英文初版，上海书店2004年中文版）。在他的上述论著中，对闽刻图书及刻工技术等也有重要的评价。

福建从宋到清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闽刻图书（含建本）在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闽刻图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如下数种：

1、谢水顺、李珽著：《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Chia,Luxille：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  Published/Created:     

Cambridge,MA: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贾晋珠著：印刷牟利：11-17世纪建阳坊刻出版商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方彦寿著：《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福建古书之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福建刻书论稿》，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1年3月版。

上述这些著作都对福建刻书的历史、特征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但是，到底有多少闽刻图书被北美收藏呢？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论著。本课题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些初步的研究。所谓闽刻文献，这里指清末之前在闽地刻版印刷的书籍 ，即“闽刻”。 “闽刻”含建阳刻本即“建本”和“建本”之外的福建刻本。闽刻图书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为文化传播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调研的美国图书馆主要有：珀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东亚图书馆。

二、美国主要图书馆收藏闽籍文献现状

（一）珀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图书馆

   珀莫纳学院位于加州的克拉蒙特市（Claremont），在洛杉矶以东76公里处。这是一所虽小、但在全美却是排名前列的私立文理学院，于1887年创建于加州的珀莫纳，两年后迁到克拉蒙特。这个学校与中国渊源很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来美国演出期间，这个学校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可见它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关注。该校东亚书库特藏室不大，不过五六十平方米，但收藏有珍贵罕见的中国线装古籍、民国期刊以及书画、陶瓷等等。据负责东亚图书部的Grace女士介绍：“这个学院有一部分的藏书是燕京大学的。燕京大学的书大部分归了北大，一小部分到了珀莫纳。” 这个特藏室有关福建的古籍有四种：《重纂福建通志》（同治戊辰春镌，正谊书院藏板）、《鼓山志》（黄任主修，乾隆间刻本）、《武夷山志》（万历刻本，载德堂藏板）和《宁化县志》（康熙间修纂，同治捌年重刊，汀城上十字街李中和轩藏板）。

值得一提的是绘图本《武夷山志》。该书全名为《武夷洞天志略》，一函四册，Pomona 图书馆编号为C915.1314徐，10765-10768，作者徐表然，字德望，武夷山人，在三曲之巅结漱艺山房。作序者三人，分别是：进士出身的晋江人陈鸣华，徐表然是陈鸣华的学生；武林（今杭州）柴世土延；八曲居士彭维藩，彭与徐是亲友。该书第二册“贤寓类”末页上有顶官帽形状的牌记，题款三行，第一行大字：“万历乙未仲冬”；第二行小字：“崇安孙世昌梓行”；第三行与第一行一样的大字：“晋江陈衙发刻”。可以断定这是由武夷山人写、武夷山书商印刻的关于武夷山的书，资助版刻的是福建晋江人陈鸣华。万历乙未年是1619年，此书属明代建本无疑，是善本。但珀莫纳学院图书馆此前一直把它当成清初刻本。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栩栩如生的插图，插图由作者徐表然自己完成。徐擅长绘画，又隐居于武夷山水间，对草木人事体察入微，所以每幅画都生动可人。据福建省情资料库官网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信息中心制作的“地方志之窗”记载：“武夷山志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本，武夷山市有存书。”[2]另外一篇关于该版本的论文，题目为《善本方志<武夷志略>》，作者是河北大学图书馆马秀娟、李会敏、崔广设等。该文刊于辽宁省档案局主办的《兰台世界》2011年5月下。该文叙述该版刻面貌，云：“四册。半页9行，行20字[3]。小字双行同。白口。版心上刻‘武夷志’，下刻刻工姓氏、字数，刻工为元宁、宁、台、言、言宁、张元宁等。四周单边，版宽高12.6厘米，宽13.4厘米，品相较好。”“序末钤‘丙戌进士’、‘陈印鸣华’、‘岭表持衡’。卷末有牌记‘万历乙未仲冬崇安孙世昌梓行’（按：残缺）。”“插图69幅，其中山水图11幅，贤寓图31幅，仙真图29幅。”根据上述文字，比照珀莫纳学院图书馆的藏本，更可确定珀莫纳的藏本是明刻建本足本。河北图书馆所藏该版本的牌记反而缺了最后一行“晋江陈衙发刻”六个字。此后，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访书，见到该书也被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查沈津先生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对该书版本收藏情况有较详细的描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二十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亦有入藏。”[4]我们现在可以补充的是：珀莫纳大学也收藏有该书。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朴厚古拙的木版插图。钱存训先生指出：“在明代，特别是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叶，版画在中国历史臻于极致，其数量与质量古今独步。”[5]牟复礼、朱鸿林也指出：“木版插图是明代版刻的重要内容。它不只是一种造型艺术的形式，还具有实用和美学目的。”[6]这本《武夷山志略》作为十七世纪初的建本，是研究闽刻图书内容和装帧形式的重要文献，值得引起建本研究者的重视。

（二）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始于1869年。1868年国会图书馆赠书给中国清廷，次年，同治皇帝回赠了933册中文线装书给国会图书馆。目前，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收藏情况主要见于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録》（1957年出版）和范邦瑾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録》（2011年出版）。王重民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国会图书馆善本书进行考订编目时，一般以明代及以前版本为善本，共收善本1777种，其中清代善本只收70种。前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教授（原籍福州）曾撰文指出：“王教授其实并未全部完成善本书的整理工作。况且，40年代以来，善本书的定义也有所放宽。所以，王教授的目录未能全面反映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情况。该目未收、已经编目的善本起码有近千种。此外，还有一大批数目不详、从来没有编过目的古籍深藏在国会图书馆的书库，其中也有许多善本。粗略估计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应该接近5 000种。”[7]范邦瑾在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録》序言中说：“王书著录宋刻本11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14种，明刻本1518种，清刻本70种，朝鲜刻本11种，日本刻本11种，拓本1种，钞稿本140种，共计1777种。”范书则“续补北宋刻本16种，南宋刻本5种，辽刻本1种，元刻本1种，明刻本306种，清刻本（含印本）257种，太平天国刻本10种，民国刻本2种，朝鲜刻本20种，日本刻本（含印本）34种，铅印本11种，稿本10种（含日本稿本1种），写本45种，钞本144种（含朝鲜钞本5种，日本钞本6种），彩绘本21种（含日本彩绘本1种），共得886种。”根据王、范二书著录，国会图书馆藏有不少闽刻图书，研究闽刻者可据王、范二书了解闽刻在国会图书馆大致的收藏情况。受时间限制，笔者只调阅了两种，一是《周易述义》，乃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一种，清乾隆二十七年傅恒等奉敕编，清福建局刻本；  二是万历十年《重修延平府志》三十四卷，钞本。对这些闽刻的版本特征，王重民先生多有详细的考订，研究者可参考。笔者想调阅明朝闽刻本、由艾儒略增译、杨廷筠汇记、叶向高作序的《职方外纪》（六卷），未能如愿。笔者又请调阅明崇祯五年晋安邵捷春刻本、徐 勃撰辑的《徐氏笔精》（八卷），也未果。

总之，国会图书馆藏有不少闽刻善本，但调阅这些书籍不太容易。目前国会图书馆东亚部有三种检索图书的目录，六十多年前王重民先生所撰《书录》中每种书目下所附的原馆藏编号已不能据以索书。笔者在调阅书籍时还出现有目无书的状况。

（三）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一个多世纪来，有很多闽籍人士毕业于哥大，著名的福州籍化学家侯德榜就是其中的一位。哥大收藏中国图书（包括满、蒙文）20余万册，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1套、地方志1650种、年谱500部、族谱1000部以及明清线装小说、清初一些禁书、古代碑文和钞本等，但尚未有学者对哥大的中文善本图书作专门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研究。笔者调阅哥大图书馆网页，看到该馆收有现存最早的《武夷山志》四卷本，该书系明朝劳堪在1556年重编，建宁府徐秋鹗于明万历十年（1568）刊刻。哥大馆藏有《传记行述汇集》，收了两百多个晚清人物的传记原稿，这是哥大的特色收藏之一，其中涉及闽人的有：沈葆桢在同治十年（1871）撰写的《沈廷枫行述》、高而谦撰写的《高凤岐事略》、林葆恒撰写的《林绍年行述》等。另外，哥大藏有出自敦煌莫高窟的宋版残页若干种，汇集成一册，名为《零玑断璧：宋本残页合集》，但不能判定这些残页有否闽刻，其中涉及闽人著述有《刘后村集》残卷、《晦菴文集》残卷。据说此册残页原为傅增湘所藏，后经张元济、胡适之手辗转入哥大馆收藏。

（四）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藏书，在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长达十余年的倾心努力之下，已经有最为完善的“书志”，这就是2011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津先生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沈津先生在该书凡例中说：“本书志所收之书，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含宋、元、明、清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之全部，计3097种。”“馆藏善本地方志约700种，将来拟另写为专志。”该书志每书标题后都录有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索书号，尤其方便研究者检书。笔者据此调阅了该馆所藏的北宋绍圣四年（1097）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刻的《万寿大藏·十诵律》，“版式是梵夹装，即经折装，后来经折装形式即始于此。”[8]因此，此书是珍贵的宋版闽刻。

笔者在哈佛燕京调阅的闽刻还有：《叶太史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十五卷，明叶向高撰，明闽芝城建邑书林余氏刻本。据沈津先生书志：“此乃《五经大全》之一。馆藏有余氏刻《五经大全》全秩。”《补刻太医院增补医方捷径》，南闽芝城潭阳黄灿宇余庆堂刻本等。明何乔远撰《名山藏》，明崇祯刻本；明徐表然撰《武夷志略》，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明衷仲孺撰《武夷山志》，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清董天工撰《武夷山志》，清乾隆刻本；清黄任撰《鼓山志》，清乾隆刻本，光绪二年（1876）补刻本；清萧震撰《道山纪略》，清康熙刻本。沈津先生主编的《书志》说：“道山在福建闽侯县东南。”[9]实际道山在福州市中心略偏西南处，即今福州乌山。此书早于清末郭柏苍纂辑的《乌石山志》，研究闽都文化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及葛思德文库收藏中文古籍丰富，且多善本，可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相媲美。据该馆服务部主任Martin Heijdra博士介绍，该馆有乾隆以前中文善本2500多种，乾隆以后的清版线装书也有2500多种，合计共5000多种10万多册。据牟复礼、朱鸿林统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有2400册宋版书和元版书，以及宋元刻明初印的本子”；[10]“收藏明版书颇丰，数量不下25000册”；[11]“收藏了大约十万册的清代文献。”[12]在如此丰富的善本书籍中，闽刻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屈万里先生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记载，属于闽刻善本者，简要抄录如下：

1. 仪礼注疏十九卷，二十四册四函。明嘉靖间李元阳闽中刊本。此亦李元阳所刊十三经注疏之一。

2. 礼记集说三十卷，十册一函。元陈澔撰，明福建巡按吉澄刊本。

3.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十六册。明福建巡按吉澄刊本。

4. 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二十册二函。明嘉靖九年（1530）刘氏安正堂刊本。

5. 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三十卷，三十二册四函。明万历三十四卷（1606）建阳知县周士显刊本。卷末题“书林余彰德、余象斗同刻。”

6. 史记题评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十六年（1537）胡有恒等福州刊本。

7. 史记钞一百三卷，二十四册二函，明万历三年（1575）原刊本，闽人游子建写刻。

8. 静观室增补史记纂六卷十六册二函，明万历十六年（1588）建邑詹彦洪刊本。

9. 何乔远撰《名山藏》一百八卷，六十册十函，明崇祯十三年（1640）福建巡按沈犹龙等校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

10. 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明嘉靖十年（1531）建邑杨氏清江堂刊本。

11. 新镌献荩乔先生纲鑑汇编二十八卷，明天启四年（1624）刊本，建阳刊本，雕印颇精。

12. 梦松轩订正纲鑑玉衡七十二卷，明末刊本，建阳人刘孔敬编。

13. 七雄策纂八卷，明万历十六年（1588）福建道监察御史陈禹谟刊本。

14. 武夷山志略四卷八册一函，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晋江刊本。（怡按：此书乃崇安孙世昌刻本，算是建本，出资刊刻者为晋江人陈鸣华，屈先生把出资者误为刻书者。见上文珀莫纳学院图书馆一节。）

15. 通典二百卷，嘉靖间李元阳刻于福建。

16.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二十册四函。宋李纲撰，明正德十一年（1516）邵武知县萧泮刊本。

17. 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五卷，宋马季机编，明万历三十四年（1604）朱吾弼等闽中刊本。

18. 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存十七卷，三十二册四函，宋真德秀撰，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刊元明修补本。

19. 玉机微义五十卷，二十册四函，明徐用诚撰，明正德元年（1506）汪舜民福建刊本。

20. 诸史狐白合编二十卷，十册一函，明汤宾尹选、林世选编，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余氏书坊刊本。

21. 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八十五卷，宋章如愚撰，明正德三年（1508）建阳刘氏慎独斋刊本。

22. 大明一统志，慎独书斋刊本。

23. 文献通考，明正德十六年（1521）慎独斋刊本。

24.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四十五卷，六十册十函。元刘应李撰，元刊本。

上述屈万里先生在《书志》中明确标明的闽刻善本，时间跨度从宋到明，地域则涉及福州、建阳、崇安、邵武等地。屈先生在其《书志》中对闽刻很重视，多对版本源流和特征做详细的著录与考订，并引用万历间李维桢为《古今韵会举要小补》所作序云：“建阳故书肆，妇人女子咸工剞劂”，得出结论说：“可见至明万历间，建阳刻书业之盛大犹如此。”[13]

另外，牟复礼、朱鸿林对普林斯顿所藏闽刻（含建本）的价值也有充分的肯定。他们指出，闽刻《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是“元代杰作，雕、印俱佳。。黑口、四周双边及总体版式显示出元代版刻典型的风格技巧。全书采用的书法尤其值得注意。尽管是小字，笔划却如此清晰有力。欧体与赵体的融合在此表露比较明显。”[14]明成化十年（1474）递修郑樵的《通志》，其原始版本出自基于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的元至志二年（1322）的福州路儒学印本，该雕版显示了欧阳询书法对宋至明代印本最具影响力。[15]该馆藏《苏文汇精》和《历代名文则》，“这两部书均属罕觏。二书页眉有评注，同样刊行于明代福建刻书中心——建阳书林。前者由师俭堂刻印，后者出自陈氏积善堂。这两种书均为坊本，毫无学术目的，因此未见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6]

（六）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

该馆所藏中国古籍也颇丰富，陈先行先生主编出版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书志》从伯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四千多种中文古籍中列出善本（乾隆六十年以前印本）800多种，11000多册。其中宋本22种，元本16种，其余都是明清旧刻、旧抄，不乏名家批校和未刊稿本。伯克莱藏书的特点是以明清印本为主，其中也不乏闽刻（含建本），如《群书集事渊海》即为建阳刘氏慎独斋刻版。王雨先生指出：“正德间刻书最多最好、流布也最广泛的建阳书坊刻本，要算刘宏的慎独斋。”[17]

上述美国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有些共同点，即：

1. 多中国史地类书籍，对中国各地地方志的搜藏尤为关注，譬如多家图书馆收有福建通志、各县志、武夷山志、鼓山志、兴化府志等等。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明代钞本、建阳书林张好、刘成庆刻印的《大明兴化府志》五十四卷，还有明万历刻本《兴化县志》十卷等。这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国情资讯的重视。

2. 重视收集医药类的中国古籍善本。这也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实用精神。

3. 美国图书馆对中文古籍善本妥善保存。阅读善本有专门的恒温玻璃房，室内备有铅笔和纸片便签，读者只能在此恒温室中调阅资料，可以带入相机适当拍照，但禁止用闪光灯。其他东西如包、钢笔等等一律禁止带入。

4. 重视对中文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对古籍进行有效保存和充分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已将沈津先生《书志》所列经部、史部的善本基本完成数字化，即照原样扫描进电脑，在校园网上就可借阅。凡已数字化的古籍善本，哈佛燕京原则上不再将原版借给读者，读者可从计算机上看到所有原版，这对研究者极为便利。普林斯顿大学200多种医学类古籍也已数字化。除国会图书馆之外的美国藏有较多中文善本古籍的高校图书馆都加入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这一数字化工程。

5. 美国高校图书馆购藏哪些图书往往是由该校教师决定的。如此，高校图书馆的藏书能够反映该校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并反过来在资料上充分保证了本校教师研究的需要。美国研究型高校可以裁减教师和职员，但通常不会减少购买图书的经费，因为馆藏图书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本校的研究实力。哈佛燕京、普林斯顿、伯克利等之所以历来是研究中国汉学的重镇，就与它们有丰富的中文藏书、能够吸引研究者紧密相关。

三、对闽刻文献研究的未来展望

福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谢水顺、李珽认为福建刻书“至迟发生在五代”[18]，“两宋是福建古代刻书业的发展兴盛期。其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首，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宋代闽刻的中心是福州和建阳。前者以寺院刻藏而闻名，后者以坊肆刻书著称。”[19]福州从宋以来，就一直是官刻的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所以，宋元明之际，朝廷多次将刻书任务交给福州完成。“除福州和建阳两大中心外，宋代福建刻书较多的地区还有闽西北的建宁、汀洲、邵武，闽东南的莆田、泉州、安溪等。特别是地处海隅的泉州，------在宋代是仅次于福州、建阳的又一重要刻书地。”[20]

宋时福建坊刻以建阳麻沙本在全国最负盛名。就建阳坊刻而言，从宋元一直繁荣到明朝。有论者说：十六世纪，随着江浙和安徽刻书业的发展，“福建作为主要坊刻中心渐趋式微。”[21]但是，谢水顺、李珽、贾晋珠的研究已经纠正了这一说法。谢水顺指出：“万历以后，无锡、南京、歙县等地的刻书业发展很快，而福建建阳的坊刻业也在当时达到极盛，以刻书数量而言，建阳在全国仍处于领先地位。”[22]根据贾晋珠的研究，明刻建本（冠以建阳坊刻堂号出版的）图书至少多达1495种。[23]老一辈版本学家王雨先生也指出：“明代书坊是沿着宋元遗风发展下来的，故以福建地区为最盛。”[24]可见，十六世纪后，虽然随着新的刻书中心在浙江杭州、安徽歙县等地出现，建阳坊刻不再独领风骚，但依然是中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建阳坊刻虽然在清初彻底衰亡，但是，除建本以外的闽中坊刻依然盛行，只不过已经从闽北建阳逐渐向闽西四堡和福州转移。四堡的坊刻图书逐渐兴起于明代中晚期，至康乾之际达于鼎盛，“到了清代，四堡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坊刻中心之一。”[25]乾隆之后，四堡坊刻也走向衰落，而作为省会中心的福州，其官刻、坊刻、私刻全面发展，成为最重要的闽刻中心。谢水顺、李珽指出：“有清一代，福州的官刻和私刻都大大超过省内其它地区。”[26]谢水顺、方彦寿等都指出，清至近代，福州的刻书，影响所及，不但到闽南，还到台湾。明清两朝，福州有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如徐氏红雨楼藏书和龚氏大通楼藏书等，这些藏书有的后来流失海外，其中也不乏闽刻善本。虽然闽刻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至今我们并不清楚海内外一共存有多少闽刻善本图书、分别存于何处。我们认为，为了推进对闽刻图书的研究，当务之急需要开展如下工作：

1. 编撰《海内外所藏闽刻善本书志》，先摸清家底，对海内外闽刻古籍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著录和复制书影。目前，编撰《海内外所藏闽刻善本书志》的学术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最近数十年来，海内外对中国古籍收藏较多的图书馆都陆续编撰了馆藏中文善本书目或书志，这些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增订版）、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该馆于1967年编印、1986年12月增订第2版）、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27]（该馆1969年编目）、《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增订善本书目》（该馆于2011年3月出版）、《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2003年出版）、严绍璗编撰的《日藏漢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2003年香港大学出版）以及本文第一部分所列北美各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可为我们编撰《海内外所藏闽刻善本书志》提供直接的依据。

2. 建议在三坊七巷南后街设立闽刻图书博物馆。早在1987年12月，在美国的钱存训先生就向国内呼吁：“应在国内设立一所印刷史博物馆，或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内成立印刷史专部，负责调查、搜集、保管、陈列、仿制、研究，并培养技工，继续选印少数精品，限额发行。如此，不仅这一中国的重要发明，不致为后代所遗忘，且亦为一项极有意义的文化投资，俾使此一传统工艺，得以延续不绝。造纸术与印刷息息相关，自亦可附入或单独设馆。欧、美、日本各地均有纸品博物馆及印刷博物馆之设立，而我国为二者最先发明之国家，独付阙如，愿有关方面积极图之。”[28]福建作为中国刻书中心之一，从宋到清一千多年中，其书籍的印刷出版（包括麻沙纸的生产等）对海内外都影响深远，但迄今，除四堡镇有一私家印刷博物馆外，并无一成规模、成系统的闽刻博物馆。闽刻在中国出版史上有许多首创之举，谢水顺指出：闽刻最早使用黑口和书耳，提高了书籍装订的效率，方便了读者检阅书中内容；重视对刻工姓名的记录、普遍付刻刊记或雕版原委，反映了闽刻书商对刻版的负责精神；大量刊印通俗类书、文场用书等，对普及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29] 闽刻对中国的活字版印也有重要贡献。宋元的活字印本皆已无存。现在传世最早的活字本，是明弘治至万历间的铜活字本，“而确知现存者不及三十种” ，“福建的建阳、建宁（即芝城），都有不少私人及书贾用活字印书。” [30]建阳游氏、饶氏合作所印的铜活字印本《太平御览》一千卷，“万历二年（1574）由饶世仁、游廷桂整摆，赵秉义、刘冠印行一百余部。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也是唯一说明排印人姓名及所印部数的活字本。福建芝城（建宁）蓝色印本《墨子》十五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印，字体工整，印制清晰，为铜活字本中之最佳印本。”[31]

福州是福建省会，从宋以来一直是闽刻中心之一，尤其到了清代和近代，其官、私、坊刻都趋于鼎盛，三坊七巷的南后街刻书业尤为兴盛，被时人媲美为北京的琉璃厂。道光年间，福州人林春祺“以私人之力兴工镌刻铜字，前后费时21年，耗资二十多万两银子，刻成楷体铜字大小各二十余万个，比清内府印《古今图书集成》所用铜字还多出一倍，称得上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大壮举。”[32]无论是宋元明的雕版还是铜活字版、木活字版，闽刻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印刷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地位。如今，三坊七巷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国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如织，在此处设立闽刻博物馆是展示闽刻历史贡献和地位的理想地点，有助于激发今人对书籍印刷出版和交流传播的重视和尊重，这也是提升福建区域文化素质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3. 加大培养中青年闽刻研究者的力度。福建虽然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刻书中心之一，但目前省内几乎不见宋本收藏，福建省图书馆最早的藏本系元刻本。目前被大量收藏的闽刻以明刻、清刻为主。陈先行先生指出：“明清版本存世品种丰富，读者使用广泛，其研究极具实用价值。”[33]明清两朝福建刻本甚多，本省馆藏也不少，但如今研究闽刻的本省学术力量严重不足，这一状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目前国家正在组织第二次古籍普查整理工作，闽省有关部门应组织学术力量对闽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普查与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培养闽刻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好地推动对闽刻的深入研究。（2020年10月10日林怡按：此文写于2012年12月，最近七八年来，福建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在许建平主任的带领下，购入几种宋元残本/页，并培养了一支青年古籍版本研究队伍。方彦寿先生对朱熹等理学著作的版本研究成果屡有新著发表，并于2020年5月出版了其新著《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二册，于闽刻研究贡献尤著。）

4. 在充分研究海内外闽刻的基础上，全面评估福建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事实上，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是与书籍传播紧密相关联的。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新罗国》条记载：宋时麻沙本经泉州海运到高丽，“‘建本文字’在高丽深受欢迎。”[34]日本的图书印刷业也深深得益于福建雕版刻工的影响。元末战乱时期，大批中国雕版刻工东渡日本避乱。“1367年有一批雕版工匠共八人到了日本，其中有陈孟才和陈伯寿，这两人都来自福州郊区的南泰。（怡按：泰，应作“台”，音译之讹。）他们在日本刻的第一部书于1367年印成。在此后约30年中，至少有30名中国刻印工匠在日本刻书。江南的陈孟荣及甫田的俞良甫刻书最多。他们对日本的印刷业都作了重要的贡献，不仅采用了中国的版式，并且使很多中国著作得以在日本流传。”[35]怡按，“甫田”当作“莆田”，系音译之讹。谢水顺、李颋指出：莆田人俞良甫“在日本所获得的成功，并非他参与雕刻的书籍最多，而在于他自己出资刊刻了许多书籍。”[36]福建刻工到日本刻书，把雕版印刷技术传播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福建与琉球交往密切，明成祖派遣福州南台36家船民和工匠到琉球定居下来，帮助琉球在教育、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发展。18世纪中国派到琉球去的使节“记下了琉球学者有关该国王室三种著作及在琉球居住的中国学者所著的十四、五种的书名，其中四种的作者是程顺刚，他于1708年，派往中国为琉球使节，曾在福建刻印《六谕衍义》，作为在琉球讲授汉文的教材。”[37]明代福建天主教十分活跃，一些宣传西方天主教义的书也在福州大量刊刻，李珽从海外辗转获得“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记录了该堂刊刻的51种书籍。”[38]上述史料都表明了闽刻图书的出版与传播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以闽刻在海外的收藏和被研究利用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闽刻在海内外学术研究、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文学博士） 

* 注：

        [1]本课题由2012—2013年福建省公务员局“百千万人才工程”基金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师培训基金共同资助。笔者在美访书期间，得到珀莫纳学院中文系主任Allen H. Barr（白亚仁）教授、图书馆员Grace女士、爱荷华大学中文部负责人Helen-Shen教授、图书馆员田民先生、国会图书馆东亚部馆员Ming Sun Poon（潘铭 ）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馆员王成志先生、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王系女士、东亚系教师高滨南博士、宾夕法里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Julianna I.C.Lipschutz女士、东亚系教师周虞农博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及葛思德文库服务部主任Martin Heijdra（何义壮）先生以及我的朋友杨宿珍教授和学兄陈坚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 见hppt//www.fjsq.gov.cn

        [3] 怡案：每页第一行顶格20字，第二行至第九行第一个都留空，是19个字。

        [4]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P66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5]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 《书法与古籍》P145。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中译本。英文原著：Calligraphy and Ancient Texts，（Frederick W. Mote and Hung-lam Chu,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 Book [Princeton: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Special Catalogue Issue 2.2, Spring 1988; Boston and Shaftesbury: Shambhala Press, 1989])。

         [6] 同上。

        [7] 李华伟：《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与汉学研究资源》，见南京图书馆主办：《新世纪图书馆》2008年第1期。

        [8] 王雨著、王书燕编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一册《古籍版本学》P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9]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P66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10] 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书法与古籍》P105，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版。

       [11]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书法与古籍》P143，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版。

       [12]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书法与古籍》P213，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版。

      [13]屈万里编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P70，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

       [14]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 《书法与古籍》P108。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中译本。

       [15]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 《书法与古籍》P110-112。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中译本。

       [16]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 《书法与古籍》P199-202。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中译本。

       [17]王雨著、王书燕编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一册《古籍版本学》P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18] 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P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19]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P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0]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P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1]牟复礼、朱鸿林合著，毕斐译： 《书法与古籍》P168。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3月中译本。

       [22]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P1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3] Chia,Luxille：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  Published/Created: Cambridge,MA: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4] 王雨著  王书燕编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一册《古籍版本学》P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5] 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16-17、P45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6]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38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7] 此编目之书，是抗日战争期间，经钱存训先生保护、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后于1965年辗转到台湾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部分存沪善本，“由徐森玉、王重民等人从中挑选出精品2720种，包括宋、元本约200种，明版本近2000种，抄稿本500余种，共计3万余册”。见孙利平文章《记国家图书馆为钱存训先生颁发荣誉状》，刊于《国家图书馆学刊》2000年第2期。

       [28]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68，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29]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129，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30]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7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31]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78，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32]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2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33]陈先行《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后记，见上海图书馆编：《图书馆杂志》P69-70，2005年第1期。

      [34]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146、P172注[11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35]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223-22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36]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36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37]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2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38]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360，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録》，1957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手抄本影印出版。另有1972年台北版。

2.屈万里编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

3.陈先行主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4.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5.范邦瑾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6.谢水顺、李颋：《福建古代刻书》P36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7.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