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溪  寻  窑

崔建楠

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而地处博平岭深处的华安却是暖阳高照。我乘车前往东溪，去探寻漳窑的遗址。

山路弯弯，眼前的山形植被与福建大多数的山区并无二致，快到东溪时，公路边排列着密集的蜂箱，勤劳的蜂农在树林里帐篷的旁边裸脸露手地取蜜。

我看着车窗外，一直在寻找昨夜梦境。

我梦到的是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在岱山齐云楼的一场婚礼。

这场婚礼是兰溪社的没落大户苏姓家族的15岁闺女和同是大户郭姓家族的14岁少年的婚礼，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婚礼，是苏氏郭氏两个百年制瓷家族在太平军将领来王陆顺德的说合之下，为泯灭两个家族长达74年的恩怨情仇而举行的特殊婚礼。

兰溪苏氏为厦门同安苏颂后裔，是宋朝功臣，后迁德化，成为德化望族，祖产以瓷业为主。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苏氏第十六世苏弘毅携巨资迁居至龙溪县二十五都升平堡（今华安高安上坪），成为上坪苏姓开基始祖。上坪苏姓前六代一直是单丁衍后，至第七世在芥坑建窑制瓷后方才人丁兴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经营，到了清代初期窑口多达十九条，民窑瓷品米黄釉器皿堪比官窑，宫廷收藏民间喜爱，还由月港大量出口，销量大增，成为九龙江流域窑口中的佼佼者。因为苏氏窑口多设于高山石笋尖西坡，水流自东向西，故将“东溪”为他们特殊的窑号。而郭姓也是大姓望族，是唐朝名将郭子仪长子郭仪后裔。在明末清初，苏郭两家世居联姻，郭家儿媳中有三分之一娶自苏家女子。而且在长期的制瓷年代里，苏家与郭家自然分工，大件瓷器缸、壶、碗盆等器件归郭家碗窑坑生产经营，而佛像、瓶、罐、碗盘归苏家东溪窑生产经营。经过两家几代人的努力，至明中叶，瓷业大兴，繁盛至清初。由于产品倍增，为了打开销路，兰溪苏氏和岱山郭氏均前往海外开辟市场，瓷品远销至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等国，甚至远销欧洲各国。

可惜的是，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苏郭两家百年家业因为烧窑山林砍伐纠纷大打出手，世交成为了冤家。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第二次“社怨”械斗又因为越界伐木而爆发，苏氏斗败，由一个上千人的大家族沦落为百人小姓的弱族，东溪窑也由此败落。

1865年的春天，太平军驻扎在郭氏的齐云楼，来王陆顺德与郭氏后裔郭凸、郭好交好，郭氏不免谈到苏郭两家的瓷业渊源，来王在天京宫中见过东溪窑的珍品米黄釉佛像以及米黄釉礼器，眼见东溪窑的败落甚为可惜，力主苏郭两族和好，恢复东溪窑瓷业。在陆顺德的说合之下，苏郭两家便约定下了秋后的婚礼。

没想到来王陆顺德在齐云楼没有驻扎多久，太平军就离开上坪，前往广东去了。不久，被清廷奸细出卖，陆顺德在广东长乐被俘，其部溃散。这边苏郭两家并不知晓陆顺德被杀的消息，依然按照约定，九月的这天在齐云楼大摆喜宴，庆祝苏郭世家和好。不想有邻村人向官府密报苏郭两家私通太平军，借喜宴之名，私下商议联手造反。在左宗棠的令下，漳州府总兵罗大春率清兵围剿齐云楼。那天正午清兵杀来，苏郭两家获得消息，苏家族中老老少少做鸟兽散，郭家上下紧闭土楼大门，抵抗清军围剿。清军攻打齐云楼多日不下，死伤甚多，齐云楼里人心惶惶，也无力长久抵抗。一日夜里得清军中郭姓小校暗中帮助，由“生门”逃逸大半，而误入“死门”的众人皆被绞杀。

我梦到的就是那天夜里齐云楼里红烛泯灭、彩绸飘零，新郎新娘两个小人儿也不知所终。由此，苏郭两大制瓷家族彻底败落，东溪窑碗窑坑成为历史的烟尘，消失在深山密林之中。

话说当年东溪窑烧制的米黄釉佛像礼器等瓷器流散五湖四海，传世下来的成为了珍品。长期以来业界以“漳窑”为东溪窑窑口名号称之，但是后人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漳窑在哪里。

于是寻找漳窑便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界的一个悬念。

中国近代有一位陶瓷收藏大家叫仇焱之，仇先生最著名的故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用一千港币买下了一只别人都以为是假货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被誉为收藏界“拣漏”的典范。仇先生曾经藏有一尊漳窑米黄釉佛像，他1980年在瑞士去世后，这尊米黄釉佛像就由儿子邱大建先生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几乎与仇焱之的这尊佛像一模一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尊漳窑米黄釉佛像。这两尊佛像均为释迦摩尼坐像，人物形象和服饰相似，莲台和须弥座相同，最重要的是两尊佛像的底部所刻铭文也都相近。无独有偶，我国台北鸿禧美术馆也藏有一尊漳窑米黄釉赵公明财神立像，财神立像底部铭文“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闽南漳郡窑陈福成监制”等，与国家博物馆藏释迦摩尼坐像底部铭文几乎一致。在全世界的一些著名博物馆如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都有漳窑米黄釉精品的收藏。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漳窑米黄釉纪年观音像就是一尊漳窑精品，这尊观音坐像姿态祥和安静，造型优美雅致；衣褶线条飘逸灵动，敞胸配璎珞。观音面容安详恬静，面颊饱满，发际优美；眉眼纤细低垂，樱唇内收，颇有同时代德化何朝宗渡海观音的风韵。更重要的是，这尊观音坐像通体釉色均匀细腻，既有象牙白的光泽又有米黄釉的沉着，还有细小的开片布满全身。

漳窑米黄釉的特征是瓷品通体施黄釉，色泽白里透黄，釉色十分可爱，同时釉面有龟裂纹，为细小密集的冰裂纹，把玩起来赏心悦目。福建博物院馆员张芙蓉在其论文《冰裂之美话漳瓷》中对漳窑的冰裂之美大加赞赏：“漳瓷米黄釉清新秀致、格调典雅”，这种“素净的米黄色调柔和，不张扬，充满静谧之感，深受明清时期文人雅士青睐”，“更让世人爱不释手并为之痴迷之处是她的釉面普遍开细小冰裂纹，其纵横交错，看似杂乱无章又体现了秩序之美，这种浑然美妙的独特意境与风格，充满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令观赏者的思绪自由驰骋”。陶瓷冰裂源自哥窑，由宋代开始冰裂的独特审美就博得古人喜爱，成为一种文化风尚、一种审美情趣、一种创新技艺。而源自哥窑的漳窑冰裂纹比之哥窑更加含蓄神秘，更加具有文人意趣。所以明清以来，米黄釉佛像以及器皿以其独特的色彩和造型，以及细小冰裂得到宫廷收藏和民间喜爱，成为中国瓷器领域里的一朵奇葩。

漳窑米黄釉瓷品除了佛像之外，还有鼎式炉、双耳瓶、尊、花觚等器皿，1966年在山东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巨野郡王朱阳蓥墓出土的漳窑白釉米色器蟠螭纹尊就是一尊精品。这座瓷尊实为花觚，两只透雕蟠螭盘贴于凸起的腰部，口部镶以铜边，底部外撇，圈足露胎，胎色白中闪黄，通体小开片，是形制少见、制作精致的漳窑名品。在漳州本土藏家林俊的收藏里，也有一尊漳窑名器兽耳尊，这座兽耳尊形制浑厚圆润，撇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平切，颈部最细处堆贴狮面辅首，整体具有古典高雅的气质，是明代炉火纯青的漳窑作品中的精品。

一方面漳窑米黄釉器皿还在被专家四处寻找窑口，同时有专家在国外研究考察了许多漳窑的名瓷精品。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会员叶志向先生2011年在大英博物馆考察德化瓷器时，就发现了大维德基金会异常丰富的福建古瓷的专业收藏。叶先生发现该基金会有福建建盏、德化白瓷、平和青瓷和漳窑米黄釉瓷的四类收藏，其中漳窑的陈设礼器、文房用具、日用器皿等收藏独具特色。礼器是商周前后在礼乐和祭祈中使用的器皿，是统治者身份等级与权力的代表。叶先生认为，汉唐开始出现用瓷器礼器代替青铜礼器的现象，至宋元时代，瓷器礼器大量使用。明洪武二年（1369年），“祭器皆用瓷”，明代是大量使用瓷制礼器的朝代。因此，景德镇窑、德化窑乃至东溪窑为满足官府、庙宇甚至民间需求，大量生产瓷制礼器。叶志向先生鉴赏了清代三足双耳饕餮纹鼎炉、清代瓷钟、清代蒜头型花瓶、清代八卦纹香炉等精美瓷品后认为，大维德基金会的漳窑收藏品种丰富、品相良好，造型古朴庄重，纹饰简洁素雅，部分礼器仿商周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漳窑精湛成熟的生产工艺。

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的厦门博物馆外销瓷研究员陈斯蓓在研究了海外漳窑瓷器后认为，漳窑器在海内外均不乏做工精良、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藏品，可见当时的漳窑具备了烧制上等瓷器的技术。陈斯蓓在其论文《海外藏漳窑（华安）瓷器》中展示的海外漳窑瓷图片中，著名收藏家荷兰人范比克先生捐赠给荷兰普林希霍夫博物馆的米黄釉大盘、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米黄釉香炉和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的双辅首瓶等，都是漳窑的精品。

现代藏家们发现，米黄釉器皿的型器风格跨越宋元而直追汉唐，多为青铜器造型，有明显的皇家礼器气派。于是疑问就来了，在如此偏远的闽南山区里，那些明清工匠们如何会跨越时空，脱离他们生活的时代而将造型的目光投向了宋元甚至更早的汉唐？将商周春秋青铜礼器作为了造型的楷模。

在距离华安不远的漳浦有一个赵家堡，现在是当地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们去赵家堡一是去看那些独特的建筑，二是去看那些趴在大埕上玩耍的“皇子皇孙”们。史料记载，赵家堡是南宋末年皇族闽冲郡王赵若和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匡美的第十世孙流亡避难隐居的一个古城堡，作为赵宋皇室后裔聚居地，城堡仿效了开封城的规划布局，反映出主人的贵胄身份和王朝孑遗的心境。赵家堡的建造者为亡国皇族后裔，在整座建筑群体中，处处流露出对先祖帝业的思慕之情，“布局立意，处处乃沿汴京之旧”。四百余年来城堡里一直聚居、保存着一个皇室家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有专家做了大胆的揣测，漳窑的器皿的定制者，就是赵家堡的那些皇室后裔们。宋代有将瓷器代替青铜器制作礼器的传统，他们虽然国破家亡，但是品味和格调是万万不能沦落与老百姓一样，一个土堡都要按照赵家宫廷格局来仿造，那土堡里摆放使用的器皿也是要追寻汴京遗风的啊！

还记得吗？仇焱之先生收藏仇大建先生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那尊米黄釉释迦摩尼坐像的底座，就有一个漫没不清的铭文“漳浦”，这个铭文让后来的文物工作者在漳浦一带百般寻找窑口而不得，其实这个铭文应该是定制者漳浦赵家堡的皇族们，而不是生产窑口。

经考查最早记载漳窑的文字是晚清郭柏苍的名著《闽产录异》，郭氏在书中说：“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文如冰裂。旧漳琢器虽不及德化，然犹可玩。惟退火处略黝，越数年，黝处又复洁净。近制者，釉水胎体俱松。”郭氏对漳窑产品描绘清晰准确，但是关于窑口，又语焉不详地说“出漳州”，留下了一个百年之谜。

20世纪30年代就有故宫的陶瓷专家到漳州，企图寻找漳窑的准确地点而不得。1949年之后也不断有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耿宝昌这样的古瓷鉴定专家企图找到漳窑而无功而返。后来在西班牙“圣迭戈”号以及中国南海“泰兴”号的沉船水下考古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漳窑瓷器，却无法认定窑口。以至于在陶瓷界在许多国外的博物馆，许多人将米黄釉带开片的器物归为“汕头器”。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漳窑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研究员曾经撰文记述，他1988年为明代漳窑佛像之事，专门到漳州泉州厦门一带寻访的事情，甚至找到漳浦，因为上海博物馆的那尊米黄釉佛像的底部铭文就有模糊的“漳浦”二字。已故的漳浦博物馆馆长王文径先生也是闽南地区著名的文博专家，他告诉陆明华漳浦只发现了宋元青白瓷窑口而未发现米黄釉瓷器的窑口。

其实在1983年，华安的基层文博人员邹财金就发现了米黄釉以及青花的踪迹，那次发现，与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的发现大有相似之处。

在高安镇，我见到了已经退休的高安镇文化站原站长邹财金，为了接受我的采访，已经在漳州居住的他特意坐班车赶回镇里。在路边低矮的老宅里，我们等到了瘦而高挑的邹财金。

说起漳窑的发现，邹财金说，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的父亲就告诉过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父亲在山里剿匪反霸的时候，就看见过烧瓷的古窑和瓷片。邹财金后来做了基层的文博工作，也就对父亲说的古窑之事特别在意。1983年的夏天，邹财金去山上砍柴，在东溪一带发现了许多瓷片，就采集回来将瓷片送到县里面。那时候正好遇到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1985），县里就将瓷片一级级上报，最后经省及国家文物部门鉴定，发现那些碎片和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米黄釉瓷器吻合。1986年，福建省考古队栗建安来到华安，对东溪窑做系统调查，邹财金陪同，随行有当时高安东溪头林场的支部书记和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民工，六个人从上东溪走到下东溪。绕了一圈走了一天，调查了22个窑址，采集了两百多件较完整的瓷器和瓷片，青花和米黄釉以及佛像残片都采集到了。邹财金印象最深的是马饭坑窑、上虾形窑等窑址，邹财金还记得当时在一个窑址点住了一夜，那个窑址附近有农民在养鸭，他们就叫农民杀了一只鸭，煮了一锅鸭粥吃，睡觉的鸭棚里老鼠密密麻麻，睡不着。

采访结束时，邹财金十分感慨，人们追寻了多年的漳窑之谜，终于破解。

历史很有趣，它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纸里纸外人们各自来来往往寻找真相而不得；考古有时候像一个无头苍蝇，窜来窜去找不到那个关键的地方。而邹财金的发现一下捅破了那张薄薄的窗户纸，历史的真相暴露出来。邹财金的发现是解开漳窑谜底的一把钥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打开了漳窑这扇门，东溪窑重见天日。

当我站立在东溪窑著名遗址、地处上东溪的上虾形古窑址的面前时，曾经喧嚣纷

繁的历史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有树从横式阶级窑里生长出来，周围的灌木杂草已经被清除干净，2007年大规模的考古留下的痕迹和保护方式历历在目。

上下窑址的路边，随时可以看见青花瓷片和粗糙的钵体，在窑口边缘地带挂满釉泪的窑砖上，我发现了一块被烧结在砖块上的青花残片，便用手机拍了，回来仔细一看，吓了一跳，那残片像一个微微向下颔首的佛面，纤细眉眼垂鼻大耳十分清晰，只是脸上微有瑕疵。

东溪窑烧制的瓷器除了米黄釉之外，最大宗的品种是青花。

当窑口产地之谜被揭开之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米黄釉和青花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瓷器，从釉水到器物造型米黄釉和青花大相径庭。东溪窑青花有传承，专家认为源自景德镇、德化、平和青花，而米黄釉是东溪窑的独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瓷器都在明中叶烧制，都在同一片区域烧制，是不同的窑口烧不同的瓷，还是同一个窑口先后烧制不同的瓷器？或许是它们在明中叶这个时代里烧制于不同的年份？

我好奇的是，这两种艺术风格独立的瓷器，是出于同一群工匠之手，还是分为了不同的群体？在那个时代，他们工匠与工匠之间、窑口与窑口之间怎样分工？这是不是东溪窑与福建乃至全国其他窑口的不同之处？

我是喜欢平和青花的，在高安镇政府为申遗而保存着大量漳窑残片的仓库里，我欣赏到了东溪青花古瓷残片。一个基本完整的青花香插吸引了我，仔细去看，那寥寥几笔只有一公分高的两个对谈的古人栩栩如生。还有那些描绘着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的盆碗残片，虽然画面经常残缺，但是那种汪洋恣肆的民窑画风，那种不怕皇帝不怕官的无拘无束，那种信手挥洒的意气都在表现着民间艺术那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看过了遗址，才对东溪窑的产生有了立体的概念。有专家论证，为什么可以和德化窑、水吉窑并列的福建第三大窑口会在东溪这个地方？第一是这里有丰富的瓷土矿藏，第二是这里山林茂盛，烧窑的燃料丰富，其次东溪虽然是一条细小山涧，但是它连接着归德溪，历史上东溪窑口的瓷品由挑夫挑行只需两公里就可以装船，然后顺水经永丰溪过萝江入九龙江，直抵月港出海。

当然，东溪窑兴盛的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那个大时代。

当欧洲人还在处在社会比较不发达时，中国人已经穿着丝绸、用着瓷器、喝着清茶了。欧洲人对以丝瓷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及其仰慕，家庭陈设都以拥有一套中国瓷器为荣；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法国报纸报道中国馆，将中国称之为“天国”，将中国馆里泡茶的福州女孩子称之为“天国来的美女”。

长久以来，欧洲人搞不清楚天国瓷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宋元以降，从德化、从华安、从平和，还有从福建许许多多的窑口，一件一件、一批一批、一船一船的瓷器通过各个港口，运往东南亚，运往欧洲，运往日本，运往美洲。出自中国福建华安东溪窑口的精美瓷器米黄釉佛像和青花大盘，最后都摆放在了欧洲人的墙上和壁炉上，来自中国的东方神韵迷醉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

在上虾形窑址遗址旁边的细小溪流边，我看见了一片被溪水冲刷得洁白剔透的青花瓷片，思路如水泼纹一样恍惚。几百年前苏氏郭氏窑口的窑工们的喧哗之声犹然在耳，出窑之时那些米黄釉佛像器皿遇冷开片的叮咚之声依然动听，而现在，只有山风吹拂的沙沙之声。

东溪窑口曾经“藏在深山人未识”，而今天，它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东溪窑窑址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瓷品种类之多、延烧时间之长、海内外遗留瓷品之精，都是福建古瓷窑口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

2012年9月，华安东溪窑遗址上虾形、马饭坑、扫帚石遗产点被国家文物局批准列入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7月，东溪窑遗址正式列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重要史迹申遗点”名单。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