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文化深化闽台民间交往的脉络渊源和发展根基

周  琰

    一、前言

202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次提及福建船政学堂的故事。福建船政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文化核心。福建船政文化是解读闽台之间行政隶属发展的“活”的历史样本，展示出鲜明的文化地域特征。

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文化是海上贸易的片段缩影，不仅见证着闽台间海上贸易的兴衰演变的历程，更对闽台间文化的探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船政创办者所追求的坚船利炮事实上决不只是‘器物’，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的媒介：对‘器物’必不可免地导向对文化整体的追求，甚至本身就是对整体上的‘文化’的追求。”因此，通过民间交流、民间贸易视角探究福建船政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新貌，有利于深化闽台间的血脉亲情，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提供文脉支撑。

    二、福建船政文化内涵及其历史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一大批仁人志士发出救国呐喊。“今者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夫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既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所以载道而行也。”^[1]

（一）福建船政文化的内涵

船政文化是洋务运动的产物，福建船政（包括造船厂与船政学堂）是船政文化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强烈呼吁和倡导的结果。船政文化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的重要事件，是中国造船业从木帆船走向蒸汽船的重要缩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许多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开始反思失败原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如林则徐提出“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指出“师其长以制之”等，并通过编撰系列书籍介绍西方的科技与民主政治，从而催生了19世纪60年代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潮流，史称洋务运动。

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而福建马尾作为船政文化的发源地，在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为船政文化的兴起、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支撑和保障。船政文化是船政人物（管理者、技术人员、工人）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建船厂、办学堂、培养人才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近代造船技术、海军海防、科技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的重要成果，其核心为“爱国、科学、创新、图强”，其实质为“科学举国、裕民图强”。船政文化首开变革之风，与闽台之间传统的“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特殊渊源一脉相承，又独具胆识和智慧，是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旗帜，是海洋文化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为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发展、思想解放开辟了先河，引领当时的社会潮流和风尚。

（二）福建船政的历史成就

福建船政通过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优秀的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并涌现出一批让世界了解福建的新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如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

福建船政制造出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批军舰，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海军飞潜学校，提升了中国军事战备力量，培养了大批海军和空军军事人才。福建船政所造船舰即作战武器堪称“卓于一时”，所培养的仁人志士及所形成的“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精神影响深远，“辟中华未有之奇，裕滨海自强之本”。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共有毕业学生629名，送出留学生106名，留学生在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的同时，还学习天文、航空、铁路、机械制造等技术，推动了蒸汽机、鱼雷、水雷、潜艇、飞机等的研发生产，使得福建船政成为先进科技和先进产品的研发基地，当时欧美游客以游览马尾船厂为幸事。福建船政还催生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和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福建船政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发表文章、翻译著作，提出“救亡图存”“不变法则必亡”“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等思想主张，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巴黎茶花女遗事》《格致正轨》《八十日环游记》《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西方小说和文化著作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人的娱乐》等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被介绍到西方。福建船政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仁人志士，展现了福建人特有的谦逊开放、博采众长、砺志进取、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

                                                                   首届留学生群像

福建船政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例，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社会科学人才。船政新式学堂的创办实现了旧学到新学、西学到中学的过渡，培养造就了大批具有爱国精神和革命情操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革命家。福建船政学堂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上更符合18—19世纪西欧所形成的近代性质的高等教育特点，大获各界好评，并在全国范围内广开学堂之风。

（三）福建船政文化的当代意义

福建船政文化是以福州马尾船政局为主要载体，以造船工业先锋和近代海军摇篮为主要特色的船政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之于福建，不仅是一条海上贸易大通道，也是一个具有丰厚内涵的文化载体，更是一条沟通海内外民众情谊的友谊之路。福建船政文化极具海洋文化特性，是以船文化为核心，融合海洋政治、海洋军事、海洋工业、海洋科教、海洋建筑以及海洋宗教等海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船政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谋求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壮举，通过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建船政为契机，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动力。在船政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保卫台湾并开创台湾现代化的杰出代表。船政先贤的高尚品格，激发了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两岸交流合作，为闽台两岸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根基。

    三、福建船政文化深化闽台民间交往的脉络渊源

福建船政通过文化交流交融和经贸往来，深化船政文化内涵，让闽台间的血脉亲情历久弥新。

（一）闽台特殊地理位置造就海洋文化盛行

“过咸水”“渡海”是福建沿海和台湾居民的深层次集体历史记忆。福建海岸线曲折漫长，多海湾、半岛和岛屿，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对福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台湾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藩篱”和“锁钥”，在地缘战略中是中国集攻防于一体的战略要地。数千年来，台湾以岛为家，以海为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及包容性，其历史发展与海洋更是密不可分。明朝末叶，中国大陆（主要是福建）大规模移民台湾，推动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今日台湾是一个汉民族殖民建立的社会，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所造成的历史事实。”^[2]

（二）福建船政对维护台海和平和促进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闽台两地隔海相望，航运是闽台之间沟通的唯一途径，“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3]。特别是在船政运动时，加强闽台两岸信息沟通、经济交流、海防保障、商贸往来，成为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重要事务。在各位船政大臣的共同努力下，不仅组建了清朝第一支海军保卫台湾，还通过福建船政学堂培训了一批电话电报、机械加工、外语翻译等人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和发展。历代船政大臣都积极主张加强台湾防务建设，加强台湾内陆资源安全，促进台湾内陆经济发展。福建船政不仅提高了台湾海洋运输能力，加强了闽台经济交流与往来，还积极参与台海海难救援，保障了台湾海峡的航海安全。

（三）民间舟船商贸往来夯实船政文化的民众根基

福建和台湾隔海相望，两岸同属于一家亲，同样的文化信仰通过闽台居民之间的舟船往来日益深化。福建背山临海，海岸线狭长，正如《山海经》所写“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史书所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自古造船业发达，如“福州地瘠民贫，谋生不易。自有船厂，趋之若鹜，仰食者不下万家”。出海谋生成为民众的生活常态，即便明清两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依旧阻挡不了泉州沿海一代的闽南人向海谋生。

福建船政文化既受到文化信仰的推动，又受到闽台两岸商贸往来的推动，两岸频繁的商贸往来加强了闽台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交融。台湾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更适合吃水浅的民船，同时民船关税较低，适合内陆河海之间的运营。闽台之间的民船在运输日用品、杂货，以及大陆内部之间的交往流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台湾对大陆农产品输出、手工艺品输入的局面。

    四、福建船政文化深化闽台民间交往的发展根基

福建船政文化作为闽台间海洋文化的遗产，其发生、衍生以及遗留下的各种自然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丰富多彩。作为解读闽台之间的地方文化和历史的“文本”，其发展根基在于闽台间血脉相通、文化相融、信仰相随、贸易相伴。

（一）闽台血脉相通，有助于夯实闽台之间“一家亲”的宗族信念

血缘文化和宗族文化迁徙使得闽台两岸文化脉络相互更迭。福建和台湾早期都是移民社会，都在战天斗海、移民迁徙、本地活化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福建历史文化以泉州（闽南）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土著文化（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汉文化）、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从历史、文化、语言、习俗、建筑风格等方面来说，台湾都能在福建找到知音，如孔庙—儒家文化、寺院—宗教文化、妈祖庙—海洋文化、关帝庙—民间信仰文化、宗祠—血缘文化、会馆—地缘文化^[4]。

福建和台湾都是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宗族意识和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影响闽台居民的日常生活。宗族在移民社会中主要发挥族别认同和文化内聚的功能，在定居社会中则主要是为了维持宗族秩序和社会稳定。福建移民台湾是通过“因渔而暂住兼事农，由暂住而常住再定居”的方式，因此其宗族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血缘宗族，一种是契约宗族（仅以同籍同姓原则组成以祭祀公业为基础的宗族）^[5]。

（二）闽台文化相融，有助于夯实闽台民间文化交流

福建早期是移民社会，自两晋到宋朝时期，前后有四次大规模中原汉族迁徙入闽，成为福建居民的主体。直至南宋末年，福建才由移民社会转为定居社会。唐宋年间，中原战乱不断，福建相对稳定。中原移民入闽之后，在利用海洋资源、拓展海外贸易方面取得重大发展，经过多年的不断冲击、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福建文化。历史上，台湾作为泉州的外府，隶属福建管辖。闽南人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著名的郑芝龙、郑成功、施琅等都来自泉州。“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饰、祭祀、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6]闽台的方言、宗教、民俗、音乐、戏剧、建筑和传统技艺等大量的优质文化遗产，展现了闽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见证了两岸人民文化交流的轨迹。

（三）闽台信仰相随，有助于夯实闽台民间交往根基

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对闽台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台湾移民主体是闽南人，闽南人的移居为台湾文化的奠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教育制度、科举制度、语言文化、礼乐器皿、地方戏曲等。文化交融为闽台两岸相交相亲奠定了重要基础。台湾的商业习俗也具有浓厚的闽南特征，台湾人也信奉关公、妈祖，并在节令时节进行祭祀等活动。在日常交往中，语言、风俗习惯、商业习俗、民间信仰等方面也具有相似性。在行政管理、军事编制、科举制度、思想文化上，闽台两地具有相通性。

如今，依托“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海峡两岸船政文化交流周”等平台交流品牌，闽台两岸的文化旅游交流日益频繁。“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通过客源互送、信息共享、线路互推、市场对接、标准互认等系列政策，深化两岸艺术展览、“非遗”交流和旅游推介等各方面交流，推动“福建达人说台湾”“台湾达人说福建”，讲好闽台文旅故事，探索海峡两岸文旅融合发展新路。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4年上半年，福建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共签发五年期台胞证17万人次，同比增长47%；签发一次性台胞证1.8万人次，同比增长66%，青年台胞占比达53%；自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达42万人次，同比增长1.2倍，10.6万人次来闽台胞使用便捷通关服务，8400余艘往来闽台船舶享受7×24小时全天候快捷通关服务。从2010到2022年台湾入境人数以及占比可知台湾是福建最为依赖的境外客源地。

2010—2022年福建省接待台湾地区游客情况

（资料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四）闽台贸易相伴，有助于夯实闽台经济发展根基

福建的经济从来不是依赖粮食和纺织品生产，而是依赖商品销售生产与和交换，而商品销售和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海外市场。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不仅连接着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连接着太平洋、印度洋以及波斯湾的货物贸易往来。贸易往来加强了闽台两岸的人员往来。闽台两地的商贸往来属于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福建的福州港同台湾的基隆港、福建的湄洲港同台湾的台中港、福建的厦门港同台湾的高雄港隔海相望，闽台之间交往十分便利^[7]。目前，福建所有出入境服务大厅均设置“台胞台企专窗”，并在10个台商台企协会设立“出入境服务站”，提供出入境政策咨询、证件办理、个案协助等上门服务。“12367”服务平台全天候提供“一键式”出入境政策咨询、办事指引等服务，并使用闽南话服务。

    五、结语

船政文化历久弥新，岁月洗礼让船政文化更显时代气息。福建船政文化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是闽台人民“战天斗海”的不屈精神和“和平包容”的妈祖文化的真实写照，对闽台之间人文交流的探源具有重要作用。福建船政文化是闽台间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历史长河中通过闽台间的民间交往影响着闽台间的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和精神面貌。一方面形成闽台间民间交流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形成闽台间民间交流文化的厚重感。探索福建船政文化的文化内涵，解读福建船政文化的文化根基，有利于窥见闽台民间交往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了解闽台人民所共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感情感；有利于推动闽台两地经济社会互鉴互学，共同发展，促进祖国早日统一。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3期；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助理研究员）

注：

[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引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 年版，第Ⅰ页。

[3]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 400，《续修四库全书》1661·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0 页。

[4]林徽：《闽南地区传统建筑装饰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6月。

[5]林国平：《文化台湾》，九州岛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页。

[6]丁绍仪：《东瀛识略》，成文出版社1990年版。

[7]曾燕芳、梁海燕：《基于共生理论的闽台旅游产业竞合模式》，《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