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徐水群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虔诚守望者，终其一生努力建构“统新故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文化体系。从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传承传统文化需立足本国国情特点，也彰显了文明互鉴中的文化自信，于今天我们弘扬文化自信自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参考价值。目前，学术界大多从严复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传统文化观、传统文化情怀等角度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涵、生成逻辑以及当代价值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挖掘。

一、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涵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社会风云巨变，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国传统文化观分为早期（1867—1900 年）、中期（1901—1911 年）和晚期（1912—1921 年）三个阶段[1]，分属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其中清代又以义和团运动为分界线。总体而言，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涵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中西传统文化以及守护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严复在不同时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其主线基本一致，即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早期严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严复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并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不足，力图在批评中号召国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启迪国人的心智，实现富国强民目的。这一时期严复发表了《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议》《论世变之亟》等文，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批判中国相对静态的世界观。尽管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然而严复看来，中国思想界仍然没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实现富国强民的基本对策，仅停留在“中体西用”等表层认识上。严复基于留学时期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揭示西方强胜的秘诀所在，并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以进化论视角批判中国相对静止且追求循环的世界观，提倡动态的和前进的世界观。

其二，批判中国封建君主理论。严复认为西方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崇尚自由，追求自由平等，但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这些内容。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深刻地批判了韩愈的君主专制理论，认为韩愈为君主制辩护，将人分为君、臣、民三类，其中，君为最高地位，臣服从君，民为最低级，这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君、民没有自由，从而影响了社会进化。他翻译了《论自由》，以表明自由的重要性。同时，自由需要法律保护，他又翻译了《论法的精神》以增强国人的法治意识。

其三，批判科举制的选才方式。虽然科举制在一定历史阶段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但已不适合当下情况，影响了人才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相比，严复认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因此倡导西学，以进一步培养人才。

（二）中期严复融合中西传统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紧随之《辛丑条约》的签订，让严复认识到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和西学的不足。经过反复思考，严复认为中西传统文化有共同点，便从中西融通的角度进行思考，翻译了《国富论》《主客平议》《社会通诠》等。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观主要如下：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亦含有共和思想。严复认为西方崇尚共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共和思想，如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和西方孟德斯鸠建立在小块土地上的共和思想具有相通性。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亦崇尚自由和民主。严复认为中西传统文化尽管各有差异，然而均崇尚自由，不能片面地看待中学，偏激地肯定西学，需要从中西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严复晚年点评老子《道德经》，认为中国提倡民主与西方提出的民主也是融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亦含有进化论的思想。严复通过比较中西两种文化，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含有“物竞”的内涵，如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老子的“强行者有志”等都带有“物竞”进化的深意，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都是落后的。

（三）晚期严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

严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暴露的弊端及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掠夺，特别是发现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救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主要写了《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与熊纯如书》《中国教育议》等。这一时期，其中国传统文化观主要如下：

其一，肯定中国的自由和平等。西方的自由、平等并非完美，任何自由和平等需要一定的法治前提。严复认为以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而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并非适合中国，甚至认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有害，而中国传统的开明专制必不可少。

其二，弘扬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严复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忠孝节义等是重要的价值理念，有道德才有国性、国基。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绝不能丢。

其三，肯定中国传统儒家经典。针对当时有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力求全盘西化的问题，严复明确给予反驳，并提出：“无论国粹、国文，为吾人所当保守者矣……经史词章，国律伦理，皆不可废。”[3]

二、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生成逻辑

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内涵丰富且比较系统，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分析和研究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生成逻辑，主要从严复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船政学堂求学期间研读各种经典著作以及海外留学期间将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一）理论基础：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备受历代先贤推崇的莫过于“经世致用”思想，其中所包含“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的关注实事，重视实践理念、家国情怀和入世担当精神凝聚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基因。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

 倡经世致用的主张，认为想要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必须学习西方经济、技术、文化等务实学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可以说，从古自今，经世致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引领社会思潮，推动历代思想先贤将个人价值追求同国家社会相结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世致用理念也贯穿严复一生，对其中国传统文化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严复出生于儒医世家，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强调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他从小耳濡目染中医典籍，在潜移默化中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此外，他先后跟随五叔严昌煃等地方硕儒学习《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其中对他影响最深者莫过于黄少岩父子。黄少岩传统学术功底深厚，“其为学汉宋并重”，讲经之余，也常“讲述明代东林掌故”。黄少岩去世以后，严复跟随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学习。跟随黄氏父子学习期间，他逐渐掌握了严谨的传统治学方法，培育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始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4]。

1866 年，严复在福建船政局求是堂艺局求学期间学了《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等中国传统文化。1895 年甲午海战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严复运用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政教做了全方位的批判，将汉学之考据辞章斥为“无用”之学、宋学义理为“无实”之学，率先提出了“废八股”的主张。即便如此，严复仍理性地认为，对于中西文化“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5]。因此， 他认为“孔教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民智未开，虽为国教而民未能奉行”。戊戌变法后，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愈加明显。

进入民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严复对西学和中学进行了全面反思，开始不遗余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强调学习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要性。1921 年严复临终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凡此言说，不胜枚举。事实上，他终其一生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当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这种情怀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珍视乃至矫枉过正地捍卫。

（二）实践逻辑：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来源于其对中西学的认知变化

作为熟谙中西文化的大师，严复强调中西古今的融合，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息息相关。西学东渐在广义上是一个历史进程，始于 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19 世纪以来，来华传教士译介大量西方人文科学书籍，传播西方社会制度和人文科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大批有识之士意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主因在于中国军事技术的落后，如林则徐编译《各国律例》《四洲志》，主张引进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生于历史转捩时期的严复，不仅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熏陶，而且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又受到西式教育的洗礼，从而使他既保有传统治学的严谨，又兼具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为其思想的融会中西奠定了基础。

 严复在船政学堂求学期间系统学习过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留学英国期间学过航海应知学问，此外还关注西方富强之奥秘，且“于西学已有窥寻”。他的留学经历，为其日后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并从西方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势，借助翻译西方表达其传统文化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国内中西文化之争，严复进行客观理性分析，寻求建构融会古今中西的新型文化发展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转变，从早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从认为西学皆优到理想认识西学弊端。其一，他坚持对中西、新旧文化都持批判性继承态度，认为一切文化都以能否疗贫愈弱作为衡量标准，指出“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6]；其二，他坚持文化创新与继承传统的统一，提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认为文化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继承传统就不能守住现有文化；其三，他坚持渐进式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论，认为文化交流学习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不能一蹴而就，“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用之者数千年矣，此中之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非有大力之震撼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7]

严复还主张体用一致。他反对一味盲目排外的文化封闭思想，认为文化交流具有历史必然性，盲目排外反而会阻碍自身文明之路的发展；也反对中国士大夫“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之说，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各成体系，如果将二者简单机械相加，则有消亡的危险。严复寄希望于译介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用以激发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其译著最能体现他融会中西之良苦用心，所译西方学术著作均以古文笔法译出，文笔灵动活脱，典雅畅达，“以瑰辞达奥旨”。

三、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

由于严复身处的时代背景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限，其中国传统文化观无法避免地烙着时代印记，存在某些不足。然而，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对于当今正确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与时俱进的重要命题

鸦片战争以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转型之路漫长且艰巨，而且对   文化创新的路径主张不一。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郑观应，最后到张之洞，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限定在 “中体西用”的格局中。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遭到普遍的批驳。如何进一步突破这种认识范式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研究议题，为此，康有为提出 “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8] 的文化主张，

 寄希望于借助中学的母体，全面移植西学的内在精神。相较于温和的文化转型，康、梁更关注政治变革的迫切，虽借助“托古改制”减少阻力，但造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模式，并未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1902 年严复提出中西融合论，其以社会进化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认为不论中、西文化都以服务国家富强为归旨，中华文化需借助西方文明来改造传统旧宗法社会，以渐进改良的形式实现现代化转型。他曾在给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信中说道：“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袪蔽揭翳，最为卓识 !”[9] 他的译著选择的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模仿先秦文体，以“会通中西”作为其文化理想的终极目标。严复的中西融合论用科学的社会理论阐述了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路径，突破了原有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窠臼，同时还避免落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这对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实现跨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了深刻的探索和实践。

（二）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体现了理性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精华，亦有不少糟粕。严复晚年重新评估中西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对社会转型具有调适功能，所谓“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比用”[10]。他洞悉西方科学主义的局限性，认为西方追求科学主义带来了富强，但忽略德性教育，自由平等竞争的极端就是私欲的无限扩张和产生垄断，加剧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严复尖锐指出，欧洲三百年的发展， “只做到‘利已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11]。与此同时，严复认为通过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即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1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严复主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评估和阐释，为那些面对中西文明差异无所适从者指明了方向，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贡献了一种可操作性范式。

鸦片战争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探索建构新型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提出融会古今中西的实现路径，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2023 年 10 月 30 日 ,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13] 其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又是科学行动指南。百年以前严复坚持“统新故”“苞中外”的文化现代化转型主张与我们今天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为 2024 年第2期，为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23FZC33）成果；作者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注：

[1]游秀琴：《严复文明观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 年，第 1 页。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严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分为两个阶段，以 1905 年为限，在此之前是早期，在此之后为晚期。相关研究请参见默明哲：《严复》，《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齐鲁书社，1982 年，第 460 页；柴文华：《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转折——以中国传统道德观为重心》，《哲学动态》 2014 年第 1 期，第 37-43 页。

[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7 页。

[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84 页。

[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4 页。

[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4 页。

[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60 页。

[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20 页。

[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60 页。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20 页。

[1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65 页。

[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84 页。

[1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60 页。

[13]学思践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EB/OL]．http：//www.cppcc.gov. cn/zxww/2023/12/15/ARTI17026098006543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