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26.清代学者论福址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臻于极盛。清代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发展巅峰，也是走向衰落并迅速进入转型的时期，表现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其成熟与转型同生并起，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虽然较经济、文化要滞后一些，但其变化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一、王夫之“德福相因”论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号称“启蒙思想家”，他对传统观念自有主张，即既传承儒家，又别有新解。他继承先秦荀子“天人相分”的自然天命观，又主张“以人造命”，即把命分为“德命”与“福命”，认为应当修德造福命，因为“德肖于知，福有其能”，主张“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他认为人生下来是天命所赐，但以后的生成与生活状态，就不是全靠天命，而是由个人的作为（思想、行为、结果）所造成的，这就是本人自造的命运，
包括造福与造孽两途。至于如何修德造福，养德受福，他进一步主张“德肖于知”，即品德修养的提升有赖于知识积累与学养的修习，这是个人知能的进步，也是造福的进阶。他明晰地阐述了福源于德、因于德，也取之于德的道理。他对德福关系有了创新性的诠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扫除了宿命论的阴霾，澄清了理性思维的天空。不宁唯此，他还适时地提出了“性日生日成”
的进步人性观，指出人的性情即本性和感情也是逐渐生成的，是可以变化的。这也打破了古代关于“性善论”“性恶论”的固有樊篱，解除了固定不变的人性观和命定论。这对于当今人们的个人思想品德修养和良好品性的塑造，也有深刻启迪和借鉴作用。
所以，王夫之“德福一致”的观点、德福相因相资的论说，是对古代福祉观念的创新性解释，是对古代福文化理论发展的新贡献，也是对儒家伦理道德传统的新贡献。他以生生之德诠释人生福祉的造就与成长，把造福、成福归因于个人，是符合理性和科学的，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所鼓吹和宣扬的天命论，即君权神授、天地神祇赐祚、祖宗神灵庇佑等的说教，也否定了依赖先人、依仗父母余荫享受福祉的不劳而获、无德受福的错误思想，因而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二、张廷玉以“吾心真乐”为福
张廷玉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领班军机大臣，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大学者。他为官数十载，位极人臣，所著《澄怀园语》，乃是他修身处世、齐家为政的经验总结。他说道：“为善所以端品行也，谓为善必获福，则亦尽有不获福者。”认为做善事目的在于端正个人道德品行，不应仅仅企望获得福报，事实上恰恰有一些善行未获得福报。他说明行善是为了修德而不是为福报的道理，如果人存行善求报之心，则如市道之交，必少行善之人。因为福报在后，且无预定，世人为获福而行善，则充满机心，失去行善养德的意义。
（清）张廷玉《澄怀园语》
对于享福，张廷玉也自有他的灼见。他认为 ：“人生乐事，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技之靡丽，其为适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乐不乐不与焉。唯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斯为吾心之真乐。彼富贵之人，穷奢极欲，而心常戚戚，日夕忧虞者，吾不知其乐果何在也。”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张廷玉的人生体验。作为高官显宦数十年，他阅历丰富，最后能如此开悟，实不易得。他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告诉后人，幸福的真谛诚在于“心之乐不乐”，即心情的适意与否，这是十分有意味的。华屋美馔、靡声丽色，在他看来，皆是身外之物，不及于心 ；人生的乐趣和幸福感，全在于心神安闲恬适。这样的认识出自大富贵人的笔下，对他人实有教益。由此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虽有许多追求奢华、醉生梦死者，但也还是有少数清醒而理智的过来人，人生的幸福观也因他们的表白而呈现理智的品格。他的政治成熟表现在强调谨言慎行上面，指出可能有“一语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即告诫为人、为富言行必须谨慎，当大官者尤应如此。一语而关乎天地之大和者，非掌握大权的高官不能致，因为他们之言，关乎国家大体、百姓忧乐，不是儿戏，这一点应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一事而折福，则常人亦有之，只是所关事体或许不大，但就其身而言应不算小；而居高位、处大事者则不然，动辄关乎国运民命，自身荣辱还算其小者，所折之福既大，故万不可轻忽。在张廷玉看来，事有大小，所关乎的福祉也有大小。所谓折福，只是一般而言，“折而损之”，似乎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如林则徐所说，“地位益高，生命益危”。一事不善处，小则害事无功，大则祸国殃民，可不慎欤！
三、 钱泳论“五福”
钱泳的《履园丛话》“臆论”篇有专论“五福”者，颇为精彩，并十分中肯。
《洪范》五福，以寿为先。有富贵而寿者，有贫贱而寿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养而寿者，未必尽以为福，何也？今有人寿至八九十、过百岁者，人视之则羡为神仙，为人瑞，己视之则为匏系，为赘疣；至于亲戚故旧，十无一存，举目皆后生小子，不知谁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样百出，并无快乐，但增感慨。或耳聋眼瞎，或齿豁头童，或老病丛生，而沉吟于床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虽子孙满前，同堂五代，不过存其名而已，岂可谓之福耶！
作者对五福之首的阐述，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中肯的。的确，人们皆以长寿为期望，但在古代，能达到耄耋甚至期颐者毕竟少之又少，即使能够达到，也会面临孤独的窘境和病痛的折磨，少有生的欢乐，这种有名无实之“福”，钱泳认为并不值得羡慕。当然，时至今日，社会长足进步，人们因生活优裕、医疗保障而大大延长了寿命，对高龄者的养颐与照拂，家庭、政府与社会都给予了关爱，真正实现了“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理想。当然，适老的服务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以解除高龄者的隐忧。
（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道光刻本
《洪范》五福，富居第二。余以为富者极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贵而富者，有贱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贾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万状，岂曰福乎？盖做一富人，谭何容易，必至殚心极虑者数十年，捐去三纲五常，绝去七情六欲，费其半菽如失金球，拔其一毛有关痛痒，是以越悭越富，越富越悭，始能积至巨万，称富翁。若慷慨尚义，随手挥霍，银钱易散，不能富也。或驳之曰：“力田、商贾之富，或致如此，若今之吏役、长随、包漕、兴讼之辈，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数十年殚心极虑耶？”余答之曰：子不见吏役、长随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穷者矣，或一死而穷者矣。总之，如沟浍之盈，冰雪之积，其来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贾之富，譬如围河作坝，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满，一旦风雨坝开，亦可立时而涸，要知来甚难而去甚易也。
这段专论福富的妙文，广引博喻，鞭辟入里，真可醒世觉人。钱泳深刻分析富难成而易败，持盈不易、持久尤难的道理；同时指出，大富者殚精竭虑、苦力一生，实少享受，且损人伦天性，实难称福。故古人常言“知足常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个人对幸福的感受不易把握，其实若能止于知足，则十分简单，故人情之大害在于贪心而不知足。钱泳论富及福，诚为不刊之论。世人但知成富之乐、享富之福，殊不知为富之难、守富之艰。
《洪范》五福，其三曰康宁。盖五福之中，康宁最难，一家数十口，长短不齐，岂无疾病，岂无事故。今人既寿矣，既富矣，而不康宁，以致子孙寥落，讼狱频仍，或水火为灾，或盗贼时发，则亦何取乎寿、富哉！
或问云：“寿、富非福，何者为福？”余则曰：寿非福也，康宁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为福。人生数十年中，不论穷达，苟能事行乐，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颐之寿耶？苟能足衣食，知礼节，亦何必盈千累万之富耶？人生全福最难，虽圣贤不能自主，唯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也。然人生修短穷达岂有一定，宁攸德而待之，毋丧德而败之可也。
这一段实际上是钱泳对五福阐释的一个总结。他认为康宁是人生最重要、最实在的内容，恰恰最难以做到，因为它不但在于个人的努力追求和作为，还要依赖于自然的与社会的安定祥和，没有灾害与祸殃给人带来难以抵御的苦难。寿、富而无康宁何来之福？钱泳认为“攸好德为福”，即修德以求福。知福、知礼、修德行善，以待福报，这是个人唯一可以自为也应当为之的。关键还抱持广种福田、不问收获之心，知足而已。作者认为“人生全福最难”，因为个人命运无法自主，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可矣，不能理想太高太多。能自为者只在本身之修德行善，自求多福，即攸德以待之。
钱泳在详解“五福”的最后总结说：
有生前之福，有死后之福。生前之福者，寿、富、康宁是也；死后之福者，留名千载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后福何长。然短者却有实在，长者都是空虚。故张翰有言：“使我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其言甚妙。
钱泳将“生前之福”与“死后之福”两相比较，感叹生前福短、死后福长，还得有实在之名。因此引张翰之语而贬“身后名”，其实张氏之言如不是牢骚话则只是腐儒之见，因为这显然过于现实、短视，缺乏家国情怀。孔子早就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之语，意在教导人们应争取长垂令名于后世。他自己做到了，被奉为“万世师表”。司马迁也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之志士皆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奋斗目标，岂能以寿命之长短而比较福分之厚薄呢？辛弃疾愤懑于报国无门，感叹屈才于众庶之中，在词句中痛申自己的志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成为千古名句，可见他作为志士，始终不忘报国济世、为国忘身。这里讲的都不是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所以一切有志之士、有为之人，留下声名不是徒然的，也不是刻意为之，因为是自然的，故被载诸史册且播于人口，永久不会磨灭。当然，这在当代自应包括那些有科技贡献、学术贡献和各个领域中作出实实在在巨大贡献的人，他们必定长享声名幸福于永久。杜甫曾盛赞“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那“羽毛”就是志士精神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