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18.唐代学者的福祉观

（一）孔颖达解读“五福”

《尚书注疏》（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释）中的“洪范九畴”见于该书卷十一。“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孔颖达《尚书注疏》，明崇祯汲古阁刻本

孔颖达认为，“此畴以大中为名，故演其大中之义、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中庸》所谓从容中道，《论语》允执其中，皆谓此也。九畴为德，皆求大中，是为善之总。故云‘谓行九畴之义’。言九畴之义，皆求得中，非独此畴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叙以为一畴耳。”（《尚书正义》卷十二）孔颖达以“大中之义”来概括九畴的主旨，要求“人主”以“大中之道”来教化民众，九畴因此成为教化民众的道德范畴。孔颖达指出，此大中之义、大中之道，与《中庸》所谓“从容中道”，《论语》的“允执厥中”，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九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孔颖达特别强调了其五“建用皇极”、其二“敬用五事”、其九“向用五福”的主要作用。他说：“皇，大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故演之云。”何谓大中？孔颖达认为 ：“当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于民。当先敬用五事，以敛聚五福之道，用此为教，布与众民，使众民慕而行之。”孔颖达对于九畴和五福的解读，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启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林慎思解福

长乐籍晚唐进士林慎思，在京畿万年县知县任上时，适逢黄巢起义军攻打长安，林慎思率众撄城固守，寡不敌众，城破被执。黄巢劝降，慎思怒斥，抗首白刃，不屈而死。朝廷嘉其忠节，后人为之立祠表义。

（唐）林慎思《伸蒙子》，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林慎思自号“伸蒙子”，曾著《续孟子》《伸蒙子》二书，在“自序”中称“予所学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尧、舜、禹、汤、文、武之行事也”，表明自己的学说渊源与旨归都在孔孟儒学传统。他还声明自己的文章，有的是“引事以明理”。果然，他在《伸蒙子》卷下“时喻”篇“讥惑”章，为申述福祸、归隐的道理时，即引事以阐明义理，引虫鸟之事，明祸福之理。为便于理解他文章的本意，特引录原文如下 ：“丝虫，常丝也，绊人之身，孰曰喜邪？枭鸟，常舌也，鸣人之面，孰曰怪邪？以其为喜，未闻归福于乱 ；以其为怪，未闻降祸于德。是岂虫鸟之动有征邪？盖为小人观听不能无惑耳。”林慎思认为，喜（即蟢，古人称嬉蛛，即蜘蛛）乃吐丝之虫，所吐之丝为捕食昆虫，于人只会缠绊人身，并无好处，何喜之有？如果真视其为喜，没听说有把福分归于乱丝的。另外，枭鸟也只是普通的鸱鸮（猫头鹰），鸣叫之声只是一般的鸟鸣，认为它对人发叫声，是怪异行为、不祥之兆，也没有听说灾祸会存于有德之中。难道虫、鸟的动作会对人有什么征兆吗？这恐怕是人的视听有可能受到惑乱罢了。由此可见，林慎思的祸福观还是属于唯物论的，认为虫鸟归虫鸟，它们的名字、叫声与人的祸福无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 ：“盖为小人观听不能无惑耳。则知妖容露于人，人皆爱也，岂知绊人之心为疾乎？嗔语示于人，人皆恶也，岂知鸣人之过为诫乎？”他以虫鸟作譬认为，常人视听的谬误常受直观现象的迷惑，即人们只注意于表面的丽色、直言，而不领会其惑乱人心或诫勉人过的作用。可见，林慎思坚持儒家以德为本的祸福观，对祸福的来由作理性的唯物论的诠释，这应是儒家祸福观的历史性进步，也是向科学迈进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