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福文化论坛”专题·

福是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

卢美松

福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追求福祉是华夏民族迈入文明门槛以来的共同理想，因而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徽帜。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形态多样、特色鲜明，浸润于个人生命，深入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和人际交往之中，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人文事象，应当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推进其传承发展。

在华夏土地上，之所以能在五六千年前就产生福祉概念，并出现福文化的滥觞，这完全基于它从远古以来所具有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式。

“福”字的象形初文透露出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福字是以一人双手高捧酒尊的形象，表达的是先民祭祀神灵的虔诚意态。后来文饰增加，字型变体，遂成今日之楷书“福”字。透过字义，人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形和人们的思想追求。众所周知，华夏民族历来以农耕为主业，北方以旱地作物粟稷为主，南方以水田稻作农业为主。中华大地拥有广袤的沃土和充足的水源，所以人民多从事农业生产。中华民族自古以农立国，人民勤劳勇敢、节俭朴素，盼望每年都有好收成。在人类无力抗御自然、文明教化未开的情况下，其祭祀的目的自然在于祈求天神地祇赐福，即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于个人则希望先祖神灵给予庇祐，使自身、家庭、家族能安享富足、健康长寿、子孙繁衍，可见初民祭祀祈福是有具体内容和明确指向的。

据《尚书·洪范九畴》记载，商周易代之际，周武王曾向商纣王之叔箕子请教治国理政之道，箕子于是讲出“洪范九畴”的理政纲领，其中第九畴有“五福”之说，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明确指出治政要满足民生福祉的五大目标，这也成为后人世世代代的人生追求与对他人祝福的吉语，广泛流传开来。

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祭祀祈福的权力掌握在王公贵族手中，统治者除了祈求自身的五福之外，还为追求社会治理与社会生活的顺遂，因此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社会稳定。统治者一再强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祈福列为国家头等大事。而且为了倡导民众农耕和祷祝年成丰收，古代实行“籍田”制度，商周时期，天子率诸侯亲耕以“祈年”（即祈求丰收），天子示范，扶犁亲耕，以示重农，然后各国诸侯及百姓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上古时代的“祈年”活动，正是我国农耕时代的祈福盛举，此后形成各个王朝的传统仪典。

中国祈福传统产生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儒家思想的倡导和推动。儒家意识形态起源甚古，由于农耕社会需要的是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和睦友好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古代儒家、道家、墨家诸子所倡导的建立在仁、德思想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目标。据记载，周公为新建立的周王朝“制礼作乐”，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礼仪规范，传说这是遵循黄帝时代“垂拱衣裳、平章百姓”的礼仪而设的。后为儒者所继承和发挥，成为仁爱万民、实施德治、推行王道的政治理想。孔子集上古儒家思想之大成，发展而为儒家学派，影响中国数千年封建政治。在儒家主导的“大一统”观念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道德思想指导下，中国农业社会保持了几千年的稳定发展，形成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福文化遂得以在其中传承、丰富和发展，成为广泛深入人心、表现无处不在的泛文化意识形态。这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其实“福”字本身只是抽象的概念，是人们向往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对个人而言，历史上五福俱享者惟有文武兼资、立下再造唐室殊勋的郭子仪足以当之。宋人徐钧颂之曰：“古今多少功名在，谁得如公五福全”。因为郭令公出将入相，集功名富贵、安宁寿考于一身，且子孙众多，德称于位，名标青史，遂成为世人艳羡的全福代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先人逐渐充实、发展了对福祉追求的内容，成为无所不包的吉祥概念。小到个人与家庭，大者及于国家和民族，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事业、产业、学业，生命、生活、人生，以及口、耳、目、心等感官，都有追求福祉和享受幸福的愿望。

福文化在思想意识上代表了和谐与中庸，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在徼福中都坚持和中之道，秉持“允执厥中”的原则，拒绝贫乏困穷的生活，谋求充裕殷实的物质待遇，创造并享受精彩丰富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反对和批判穷奢极欲、腐朽糜烂的放纵生活方式，认为那是使人堕落，走向死亡的泥淖。因此，自古以来关于如何修德自律以享受福祉的格言警句不计其数，都在告诫人们福祸相依、盈亏递邅的道理。

至于如何徼福及受福，人们也从历史经验与生活实践中觉悟到许多。于是，从古至今经历了祈福、求福、谋福、造福、受福等发展阶段，有过种种主张与作为。祈福是古人向天地鬼神乞求赐福、降福的活动，是人类尚处在蒙昧时期的幼稚思想和被动作为。人们的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经历了数千年时间，这是从无数世代的拼搏、抗争乃至革命中体悟到的。求福是人们在破除对天地神灵的迷信之后，意识到应当反身自求，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都告诫人们，幸福应当“反求诸己”，“自求多福”，即通过自身的劳动、奋斗和创造而求得幸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连《国际歌》词都明白无误地向人宣示了求福之路，致福之本，这是先人用无数艰辛劳动的代价换取的觉醒。“自求多福”也就成为古人常用的互相诫勉之语。中国历代先贤为探索求福、致福之路，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后人的谋福实践指明了正确道路。

由祭祀祈福到实践谋福，这是人类对自身福祉认识的一大进步。人类由此摆脱了对天地鬼神的希冀和所受外在“势力”的羁绊，不再坐等赐福而自寻致福之路，自求多福之门。这种从自在到自为的求福认识转变，是时代进步使然，也是人类自我意识觉悟的结果。“为天下人谋永福”，是辛亥革命志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的沉痛呐喊，也是革命者响亮的战斗口号。作为先知先觉的民主革命者，目睹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在列强的侵凌宰割下，专制统治再无生机、百姓痛苦到了极点，更无幸福可言。他们决心以自身的慷慨赴义为民请命，以期警醒全国民众，共同推翻压迫者、剥削者和侵略者的黑暗统治，以实现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生活。这种为大众谋永福的崇高理想，体现了先贤的宽阔胸怀和高度觉悟，也是福文化在实践中的巨大进步。新中国建立之初，群众发自内心歌颂毛主席，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以救星、福星颂之，可见民众对领袖的爱戴。当然谋福之途不仅止于解放劳苦大众，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而伟大的进程还在于造福。

福祉观念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在于造福。福文化在现实中的运行，从国家和社会而言，其关键乃在于与时俱进的规划设计、正确指导和强力引领。习近平同志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民众造福社会的动员令，不但代表了全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热烈向往，而且体现了强烈的实践精神和实干态度。这是对福祉追求的进一步升华，是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也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体人民经历过艰辛探索和顽强奋斗，终于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实现几千年来古圣先贤和命世英杰们的崇高理想与殷切期望。中国的福文化从理想化为现实，新时代的造福实践证明，任何理想和信念，只要符合人民的愿望，找准方向，走对道路，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最终都是可以实现的。

作为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如何纳福、受福和享福。我们的先贤对此早有许多睿智的格言，道出受福的真谛与应持的态度。古人的炯戒在于教导人们享福要惜福，受福应知足。朱熹之父朱松讲过，“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他把“知耻”和“知分”联系起来，意在告诫人们，只有知晓廉耻并掌握分寸才可以养成自律自制的美德，从而涵养持守人生的福分；反之，寡廉鲜耻、恣意妄为，不但丧义失德，势必要受到惩罚，从而丧失个人的福分。可见惜福之要就是在于懂得知分以“养福”。其次便是善于珍摄调理和保养身体。曹操在《龟虽寿》诗中说到“养颐之福，可得永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颐养天年”。颐养不仅在于适当的物质满足，如享受口福，还得有精神享受和心理健康，如享受眼福、耳福之类。这点对成年人和老年人尤其重要，因为在年老减少口腹之乐后，应该多一点健康的心理享受和愉悦的精神状态。人们都知道，快乐的心情、健康的精神有利于个人益寿延年。

受福、纳福终为享福，其要在惜福。古人明白“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不相信单纯靠祭祀可以祈求得福。因此倡导自觉的广种福田，行善积德，以求福报，更在劝告：留有余之福给后人，给他人。宋太祖告诫家人，“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说明只有修德惜福才能长享福果。古人说过“绮语自知能折福”，表明沉迷于漂亮的词语、过分的恭维，会因盲目受用、受其蛊惑，而让自己折福。因而要人们常葆恭敬、戒惧之心，警惕不为“绮语”所中而得意忘形。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对于美言尚且存有戒惧之心，不敢轻易听纳，更何况“甘脆肥浓”的口腹之欲呢？老子曾经尖锐地指出过：“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过分沉迷于享受，耽于逸乐，非但不是享福，却是贾祸之阶，是会让人折福的。他的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确是至理名言，可不慎哉？古人以一个“淫”字概括了所有醉心于声色犬马与口腹之乐者的危机，这种过分行为必定走向反面，终至惹祸折福。

人们一旦觉醒，道德修养提高，主观能动性发挥，许多造福举措、造福工程都将兴起。其实，造福才是中华民族倡导福文化的根基和目标，是求福、徼福的根本之路。毛主席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传说的女娲补天是神话，愚公移山是寓言，自不必说；大禹治水，奠定九州，应该离史实不会太远，这是上古时代人间造福的一大奇迹。当代的造福奇迹更是不胜枚举：红旗渠是人造“天河”，进藏铁路被视为“天路”，南水北调更是“逆天”造福，绿化沙漠、杂交水稻与海水种稻让人惊艳而觉匪夷所思，航天、探月、潜海、造岛工程，都是惊世之举；脱贫解困和下山上岸的“造福工程”，让亿万农户山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这些圆了中国人多少世代的梦想，让多少华夏儿女称心如意。

不止于此，中共中央提出实现“一带一路”的远略倡议，受到许多国家欢迎，付诸实施之后，更把造福工程推向海外，早年儒家规划的“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逐步兑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的古训。虽然还要经过长途跋涉，但已不再是天方夜谭和遥不可及的梦想。中国人以浩荡胸怀和包容精神，以不倦的奋斗和无畏的努力，在全球“兴利致福”，谋求贻福子孙后代，播福五洲四海，功莫大焉，德无量焉。

从考古发现6300多年前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的巨大祭坛，陕西神木石峁、辽宁赤峰红山文化5000多年前的大祭坛遗址，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北京市的天坛，中国数千年间祭天祈福的传统相延成俗，不绝如缕。这证明一个历史事实，中华民族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之后，就开始有了祭天祈福的传统，因此福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强劲文化基因。它生生不息，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永不止息，也正未有穷期。

中华民族的最大特色是，历史上无论经历多少世代，更迭多少王朝，轮换多少皇帝，但文化脉络始终没有中断。环视全球，俯仰古今，有哪一处古代文明在几千年间没有消失或未曾中断？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多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隐没在浩瀚的星空中。

中华文化传承绵延，绳继不绝，源于华夏大地先后涌现出的各处原始文明，形成满天星斗式的原始文化，逐渐演进为“万邦”古国。从周初的八百诸侯，到战国七雄，再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创立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规范一律的文字车轨和度量衡，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后，他仍然忘不了要上泰山实行封禅大典，昭告天地神明，诏告天下百姓。这种祭祀天地神明，祈求福佑社稷、荫庇子孙的祈福活动遂成文化传统，上行下效，踵事增华。中华礼制不因朝代更迭、政权易姓而改变。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社会变迁，而“礼失而求诸野”，祭祀以祈求福祉的活动深入民间，成为民众自觉而虔诚的礼拜和纪念活动，形成生动而热闹的民俗活动。可以说，在中国，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不同形式的祈福活动，中华民俗文化由此而传承。因为中华民族生生世世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石在，火种不会熄灭。”华夏文明永远在族人中传承，历久弥新。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省福文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