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03 12:3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林爱枝



建本曾经辉煌

 

林爱枝

 

 

建本是什么?是指古建州(建宁府)境内刻本,以建阳麻沙、崇化书坊为中心。

雕版印刷始于五代,盛于两宋,高潮在元、明,还延续到清初。图书品类繁多,行销四方。因而,建阳有“潭阳书林”“图书之府”的盛誉。自宋至明的六百多年间,它始终立于全国雕版中心之位,与浙版、蜀版合称全国三大印刷出版中心。

 

   

 

当年的崇化里,后改名为“书坊”,单就这地名,就够有书之韵味了。走进它,似乎感受到了周身书香弥漫,堆放的书籍,就从长长的、历史的前天、昨天排列过来,那么壮观、那么厚重。

六七百年间,书肆林立,名家辈出。堪称书林望族的建安余氏,在雕版印刷史上世代称雄,独树一帜,近代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有这样的评语:“大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当时麻沙、崇化(书坊)共有刻书作坊37家,其中余氏就有八家。

早在南宋时,余氏仲仁的万卷堂,就因能刻印经书而名满一时,其刻印的经籍就有《礼记注》《春秋公年经传解诂》《春秋谷梁经传》《尚书经义》等等。

还有刘氏、蔡氏、虞氏、陈氏等大家,形成了被称为“刻书门阀”“刻书世家”的。这些书坊已初具规模,有自己的书工、刻工、印刷工,还聘有编辑、撰写和校对。

后来,由于自然灾害,一场火患,盛行于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地的刻书业发生了严重的倾斜,麻沙逐步衰微,“惟崇化存焉”,销售四方的书籍,多为“书坊所刻”,其时书坊已有44家,刻书内容也大大扩大,除传承经、史、子、集等经典著作外,增加了医书、类书,还有小说、戏曲等通俗刻本。

当时的刻坊都有名号,如余氏的勤有堂,名闻全国,刻有经部138种、史部207种、子部213种、集部313种,民间日用书帖264种。其中突出者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25卷和《国朝名臣事略》《新刊王氏经脉》等。余氏还派数十人应聘往日本传授刻书业。此外,还有叶氏广勤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崇文堂等名肆。

到了明代,书坊的刻印达到极盛。其时“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一、六日集”,形成了专售书籍的集市,全国唯一。《福建通志》记载:“建安、崇安接界处有个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因而得名。这时,堂号增至上百个,有余氏勤有堂、双峰堂、三台馆,熊氏忠飞堂,刘氏慎独堂,杨氏归仁斋,詹氏进德书堂等等,因此,崇化被誉为“书林”。县志记载:当年的崇化书坊有书村门,门外有接官亭,门西山麓有文庙,长街数里,云衢、步云、状元等六桥连接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两岸。街头巷尾,还有寺庙亭阁点缀,四周还辟有“书林文笔”“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峰寒泉”“云衢夜月”等景点,书与景相映衬,何等的情韵独俱!

小小崇化,竟居住有三万多人口(现今才一万多),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印刷业进入千家万户,为普通民众所操持,是旷古难觅的奇特民生图啊!当时的建阳父母官戚雄游书林,作诗《清修寺》赞曰:“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行走崇化,所遇、所见,无处不刻坊、无处不书籍。连印书的墨水也积液成池,流入云衢桥北面的低洼地,日积月累,形成墨池,当时被奉为水种,临近的刻坊,甚至远在江西的印刷业主,都会千里迢迢恭临墨池,取一勺水种,说是有此水做种,自己的印刷业也会像崇化那样繁之盛之。

据嘉靖朝《建阳县志》记载,当时书坊乡的书肆多达202家,其中余氏就有37家、刘姓25家,其余的分属熊、詹、郑、杨、陈、黄、无名氏等各家。其中刘、熊、余诸家刻书最多,都有三四十种。如果以平均每家五种算,就多达两千多种。

当时书坊分有官刻、私刻和坊刻。

官刻是指政府机构和官学,主要落实在书院刻书上,这种刻坊拥有学田和官帑收入,属于官办性质。他们的任务,以刻大型图书闻名于世。之后,这种刻书机构与管理扩大到了各州县,还出现了很盛行的以行政长官名义刻书的风气。

还出现了各部门刻书的热闹情景,如福建路转运使司,所刻刊的《太平圣惠方》卷等十多种,是位居当时福建官刻之首。还有福建路提刑司的《国朝诸臣奏议》150卷,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的《梁溪集》180卷,福建官医提举司的《针经指南》,泉州郡庠的《孔氏六帖》,兴化军的《蔡忠惠公集》,漳州府署的《北溪先生大全文集》,汀州军的《九章算经》,南剑州(今南平)的《唐史论断》,永泰县学的《宋宰辅编年录》,安溪县印书局的《唐人诗选》《西山仁政类编》等。

总之,雕刻、印刷、出书,自宋元至明清,官刻分布广泛,深入府、县及各部门,有的规模还不小,如福建布政司,以刊武英殿聚珍版书最为著名,自乾隆至道光,前后修版一次、改刊一次、增刻一次。共刊书148种。

书院刻书。古代书院是教书、藏书、著书、刻书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当今的学校,不少功能就脱胎于书院。唐代开始,熊泌首建鳌峰书院。北宋时,有游酢的廌山书院。南宋以后,朱熹创建闽学,弟子、传世弟子,汇聚建阳,学习传道。于是书院蜂起,由北而南,遍布福建各地。仅朱熹及其学生、门人就创建了寒泉、云谷、同文、考亭、西山、庐峰、云庄、溪山、环峰、潭溪等十几所书院,群儒毕集,交相讲道,切磋学问,涌现出了许多闻名于世的理学大家,如“潭阳七贤”:朱熹、蔡元定、黄榦、刘爚、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就是其中突出者。

书院刻书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刊刻四书五经等典籍,二是当代名著,站在了书籍出版的制高点,显示学院的高起点高素养,堪称模范。如福州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在康熙朝间,福建巡抚、名儒张伯行主持刊刻的《正谊堂全书》55种,集清代以前理学著作之大成,总结了几代学术之功能,名闻全国。

今日回顾,笔者感到当时建本的盛行,与书院的兴起,与理学的创建、传播大有关系,互为促进。理学家(学者)群集建阳,不断切磋、探讨,不断丰富其内涵,提高其品质,锻造其风骨,并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特质。通过书院使理学扩大传播,乃至普及到民众之中,教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为人为业,提高其“过化”的作用,这就不断地增加了对文本的需求,也就大大促进了雕刻的繁荣。因闽学而造就了这样一个独具的、享誉国内外的文化方块,建本形成于闽北也就自然而然了。

六七个世纪的盛行,留到如今,经专家鉴定,还有一千五百多种善本珍藏于国内外许多图书馆、藏书地。

私家刻书。今日了解这私刻,颇有特点,它不出自于公帑,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着意传播文化或显扬家世家学。

南宋以后,家刻十分普遍,包括许多文人从事,逐步发展,进而创建经营刻书作坊,最后扩展为坊刻,形成了雕刻、出书的一种行业。如蔡襄自行撰刻《荔枝谱》;建安蔡氏梦弼《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合刊为《史记集解索隐》130卷,印行于世;熊氏一门几代人传承刻印业达418年之久,堪为典型;朱熹携婿及门人创办的同文书院,就刊刻了朱子的《中庸章句》《诗集传》《周易参同契考异》等理学名著。

在当时,这种私家刊刻遍及全省,也是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优秀著作、名人名著,也因为这种业务的存在得以更好地保存和传世。

刻书坊肆。有了机构,就应有名号,建阳雕版繁盛时,也是堂号云集、争相斗艳。如余氏万卷堂,那是建阳古代刻书世家,历宋、元、明,经营六七百年,时间之长、刻书之多、影响之大,全国罕见。有记载,乾隆帝阅读《古列女传》《千家注杜诗》等书时,总看到卷后有“建安余氏刊于勤有堂”,便命人查询余氏来历。余氏后人呈上族谱,说明祖上自北宋移居建阳后,以刊书为业,世代相传。

余氏堂号甚多,还有双桂堂、励贤堂、勤有堂、翠庆堂、怡庆堂等。还有刘氏的慎独斋、安正堂,熊氏的种德堂、博雅堂、一峰堂、诚德堂,叶氏的作德堂,郑氏的联辉堂、人瑞堂,杨氏的清仁书堂、归仁堂。长汀四堡中,仅邹氏有记载的就有崇德堂等11个堂号,如崇德堂、培德堂、崇经堂等,还有马氏的务本堂等五个堂号。

自南宋以后,书坊刻书就成为建本主流,流行小说由书坊付梓的十有八九,乃至于“建本遍天下”,“行四方者,无远而不至”的盛况。理学家祝穆谓之“图书之府”。又有多种书籍,如《方舆胜览》《天经或问》等为《四库全书》收录。元明两代书坊刻书更加兴盛。当时的麻沙、崇化书坊拥有自己的书工、校对工、刻工、印刷工和装帧工,一些书坊还亲自参与书籍、小说的创编,集撰、编、刻、印、售于一体,形成类似今天的出版集团。为了提高效益,书坊刻书紧跟市场,除刻印经、史、子、集等科考用书之外,还刻印大量话本、小说、医书、历数等,行销天下,远至高丽、日本、交趾。

面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与书业有关的各种记载,使人在面对先人留给后辈雄厚的文化遗产时,实是心潮澎湃,由衷敬仰!

眼下,书坊的“建本雕版印刷技艺”已列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到建阳采风,参观了建盏文化街,琳琅满目,与十几年前比,状况迥异。那时是去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看到凡有遗址的地方都比较荒芜、破败。

如今有了一条街的展示,还有制作它的工坊,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挖掘和恢复。

在这一条街的末了,有一间建本文化展览馆。走到门口,左侧有一块建本主题词拼成的展板:有图书之府,有书林门,有积墨池,建阳扣(一种纸),坊肆林立,雕版印刷,麻沙本,考亭书院,余像斗,这些就是雕版各主要环节、重要元素,你一看,大约就能明白建本组成的重要部分。

走进展馆,右边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来闽考察时讲的一段话:“建阳自古就是耕读传家之地。宋代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籍闻名于世,号称‘图书之府’。建阳出的叫‘麻沙本’也叫‘建本’,与临安的浙本、成都的蜀本齐名。”

顺着参观路线,看到了中原士族为逃离战乱而离乡背井,南下福建,曾经建阳,便择居于此,带来了旺盛的中华文化火种,继而燃及闽北,前面提到的著名刻书人余、熊、刘、蔡、王、陈、游诸大姓就是这些南下望族之人,对传播中华文化不遗余力、成就卓著。尤其是大儒朱熹定居建阳,创办书院,收徒讲学,营造了教化的盛况。书院的兴盛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书籍需求,还为雕版刻书业的繁荣培养了大批人才,出现了“书院林立,讲帏相望”的动人情景。

得知建安雕版第一人是建安范生,刻印的是《妙法莲华经》的三幅扉图:《序品》《药草喻品第五》《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

展示了官刻、私刻、坊刻、书院刻的许多著名堂号,前章已叙,不赘。

展示了许多建本之最:

最早的哲学文选:朱熹于淳熙二年(1175年)在建阳编刻的《近思录》;

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淳熙十四年(1187年)出版的《武夷精舍小学之书》;

世界最早的版权文告: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福建转运司榜文,禁止各地书坊盗刻祝穆的《方舆胜览》等书;

最早的纲目体史书刻本: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

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最早的《史记》“三家注”本:宋建阳黄善夫刻本;

最早文学作品本:东晋陶渊明《陶靖节先生诗注》的刻本,南宋建阳刻印;

最早的唐李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刻本:元建阳余志安勤有堂刻印;

现存最早话本小说刻本:元建本《全相平话五种》;

《三国演义》最早批评本:明余象斗的《批评三国志传》;

最早描写杨家将故事的长篇小说:明熊大木的《北宋志传》。

  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伤寒论》注解本:元建阳西园余氏刻印;

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王叔和的《脉经》:元建阳叶氏广勤堂刻本;

日本翻刻的第一部中医典籍:日本医家阿佐井野宗瑞于大永八年(1528年)刊行的《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为其所据底本,就是建阳熊宗立于成化三年(1467)自编自刻的。

建本已能走出省、走出国门了。有诗赞曰:“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建阳古时素有“闽北走廊”“闽地咽喉”之称。南宋建阳学者熊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公之文如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他在为重修的同文书院作的《上梁文》中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等句,这是宋代建本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实记录。

水路:麻阳溪—建溪—福州。麻沙驿—东峰驿—三桂里建溪驿(建阳水南)、东阳驿(县西)—建瓯。

陆路:书坊—崇泰里莒口—建阳童游—七姑店—营头驿—浦城—仙霞岭—浙江。

麻沙—黄坑—桐木关—崇安—分水关—江西—苏杭。

麻纱—界首—邵武—光泽—杉关—江西—中原。

建本之所以能发展快、提升迅速,有赖于几个独特优势:民族传统文化,成了雄劲勃发的生命种子;教育事业的强力发展,使庞大的教科书需求成为刻印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刻书业用材取之不尽。建阳素有“林海竹乡”之称,刻版用的梨木、枣木等用材应有尽有,用了一茬又一茬,源源不断;连印书的松烟墨也是天然赐予,采用便是;加之交通便利,陆路、水路均可通达

而书业的发达,又自觉不自觉地保护、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淀有多深厚、多悠久,与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与民族的尊严密不可分,也是彰显一个国家的强弱、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

建阳能在六七百年间保持书院林立、坊肆比铺,雕版行销高丽、日本、交趾,这便是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雄厚,是出版行业中无与伦比的佼佼者。

历史必须传承,才能延续,才能壮大,才能提升,才能川流不息。

历史传承要有口口相传,要有洋洋大观的史书典籍,还要有眼见为实的物证。缺了这一块,可能会被质疑,不被信任。考古十分讲究的是你挖到了什么,出土了多少文物,哪怕是碎瓦残片,也如获至宝,用刷子把泥土刷干净了,摆进橱窗。你说某某时间往前推进了一千年,何以见得,这些出土物件就是物证。

到建阳走一遭,缺少物证是极大的短板,感受强烈。麻沙先于崇化繁荣,可没有物件可观,只在游酢纪念馆里的最后一个小开间,三言两语地讲讲麻沙雕版的往事。

在书坊,尚存书林门、积墨池。前者在旧址重建,因砖的规格小了,整个书林门显得没气派,见的人看一次说一次“小了”,不值得“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积墨池遗迹还在,我说去看看,回答说去不得,已经荒废,通往池边的小路杂草丛生,无法行走。

笔者以为,这两件物证都可以重新再做,像模像样地引领来客参观。

历史不能原模原样地再现,活字印刷替代了雕版,这是历史的进步。如今已是激光照排,将来会走到怎样的更先进的时期,那就只能踩着历史脚步往前走了,不必因回顾那段辉煌灿烂的历史而叹息。

但要留下历史记忆,或文字或实物。令人高兴的是文字资料不少,如《大潭书》《潭阳七贤》《书坊乡志》《潭阳乡贤》等,这些书都有可观的篇幅叙述建本,许多生产建本的技术环节还有图示,流程也完备,完全能让参观者对建本有较全面的了解。《大潭书》为建阳作史,从夏、商、周直至民国,大致捋了下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每个朝代的建树,朝代之间的启承转合。我大约在1995年初到省新闻出版局时收到这本书,当时留下了以上的印象,不知作者刘建是谁,也没有交流。此次重新翻阅此书,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辛劳的、作史的苦累。

《潭阳七贤》的作者叫余贤伟,他也许是宋时著名雕书家余氏的后裔吧,对建本如数家珍。那日是他陪我参观展览馆的,讲述细致,透出自豪。

书坊乡的文化委员刘理保也是建版的专家,有人告诉我,他对雕版有很多故事。果真,一路上从造就“建阳扣”的嫩竹,松烟墨的提取,到建本的特点,对工艺的改进,以及乾隆帝派人调查余氏出书的来历,都娓娓道来,最后送我一本《书坊乡志》。

都说盛世修史、修志,从他们的丰厚成果看,潭阳人的后辈,为把祖宗的宝贝拾掇起来,怎样的孜孜以求,用尽心力!特别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他们甘于坐冷板凳,付出大好青春年华,只为希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传承下去的心志,尤为难能可贵。

与旅游结合对古文化的传承弘扬似乎比较能收到功效。如以建本雕版为主题,以理学为核心内容,以书院为框架,创建建本文化城便可一试。尤溪是朱熹出生地,而老先生在那里只过个童年(七岁),如今尤溪创建了朱子文化城,到了那里,理学气息浓重,到处能看到、感受到朱熹文化的熏陶,有专门的朱熹广场,其他的公园、公共场所贴满了朱熹语录、类语,无处不朱子。

还可制作一些富有建本特征的纪念品在各景点售卖。据说建盏已经能起到这种作用了,且价格不菲。

本文原载于《走进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