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视域下的福文化”专题·

马克思社会学说“福”文化价值平衡精神耦合

邓晓君  刘   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人民”是贯穿始终的高频词。无论是细数过去十年民生改善的成果，还是描绘未来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蓝图，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3]不断通过改革践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各阶段的幸福观与最终解放”的社会价值承诺，准确把握、持续探索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说理论体系；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4]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坚持和践行为民初心和民族复兴的使命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具体的实践内容，积极建设中国人民整体幸福的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创新中国式社会发展学说。

一、“福”文化孕育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说的历史演进析辩众所周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型社会所孕含的社会矛盾，迫切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阶级政党以先进思想系统性解决中国社会遇到的亡国灭种“极端性危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理论的研究最早也理应由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和李达等开始，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阐释和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理论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仅留下了一些介绍和评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研究方法的特点：阶级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作了较完整的阐述，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巨大威力；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即完成与解决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两大“社会发展先决条件”的过程中，重点解决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的被动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幸福观与对于“福”的文化传统追求，决不是自求多福的唯心主义的民族“精神自慰”，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5]“为天下人谋永福”是我们党强基固本、构建人民对于“福”的民族性传统追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1922年党的二大就明确了党以人民为基础，“到群众中去，组建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进行的社会改造，[6]是有生产力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的。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福”就是谋民族生存，人民幸福；推翻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解放全国人民；强调阶级性、革命性，是以武装斗争的暴力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重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变迁理论同实践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打着所谓的“福与仁”、“爱与福”以及革命毁灭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虚无主义荒诞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福”的民族性传统追求——正确处理破坏“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社会学关系，是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当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从“革命为民谋福”到“执政为民谋福”的价值平衡与观念转变问题；两者的差异不在于“谋福”，关键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在社会建设中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时期为人民“谋福”问题——我们称之为“社会革命冲突”非理性主义的不可知论或者是“社会进步依靠阶级斗争”革命惯性历史决定论——就会造成极严重的社会后果，脱离了“阶段性的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被人为“解构”，将价值判断、道德评价驱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合法精神领地。同样，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推进动力”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8]而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应该逐步淡化阶级概念，逐步减缓社会张力，增加社会整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身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9]这一要求体现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是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指明了方向。[10]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初心使命，不仅传承“福”文化的历史内涵，不仅要实现人民物质生活的丰沛富裕、国家的富强昌盛、文化的繁荣昌明还积极建设中国人民整体幸福的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创新中国式社会发展学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福”文化哲学的玄思和强烈的心理认同上，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亘古不变“终极关怀”，必须准确把握、持续探索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说理论体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入到社会肌体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各种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社会学根源和社会机制。

二、价值平衡与精神耦合：“福”文化的“传统性”与“文化性”

内涵表征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学理性探究当今世界，很少有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最高追求，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11]回顾这个百年大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她从来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同时也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2]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仅蕴含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在物质生活上富起来的内涵表征上，还饱含着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与“文化性”精神层面上强起来的自我认知、自我肯定的必由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人们在思想的“云端”、意识形态的“领空”进行理论的思辨和主流的宣示时，往往陶醉于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独语”中时，却容易忽视社会事实、社会关系、社会进程、社会问题对文化的“传统性”与“文化性”问题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所揭示的一般原理，在人们营造的理论宫殿难以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在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相匹配时，在文化已经逾出思想的范畴、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时，便会以强大的力量显示出其真理性，进而以其真理性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斯大林曾指出：“形成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13]故“福”文化的学理探究的归溯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释放出的社会价值平衡与公平正义的精神耦合。

（一）“福”与“富”同源：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平衡

据考证，对“福”的词义，古人释义多作“富”。汉人刘熙《释名》云：“福，富也。”，《礼记·郊特性》云：“富也者，福也。”[14]《周礼·天官冢宰·小宰》提到“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到《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5]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保有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期盼。[16]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7]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18]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定位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增长107%；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家底”越来越坚实。[19]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人民经济共同体的“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

（二）“福”与“祸”相对：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精神耦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莫长于无祸”，福与祸互为因果，相互可以因为“自禁、淫恶、狂妄、纵欲”而相互转化，光有物质的发展而精神世界空虚也不是所谓的“福”，需要的是物质精神两个文明相协调相统一互动，是既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也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现代化。[21]是传承中国文化和光耀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全盘西化的“数典忘祖”的现代化，强调全体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能够进一步地把老祖宗、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予以传承、发扬和光大，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22]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23]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24]

（三）“福”以“绿”为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担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25]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寄情所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认识到“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6]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7]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之义。压减燃煤、调整产业、联防联控、依法治理……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28]中国式现代化生态保护为历史、为未来去做的大事，是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对世界、对子孙的历史性负责。

（四）“福”与“褆”共义：中国式现代化是解决世界问题“以事致福”的社会学诠释与话语权提升

“福”与“褆”同源同义，《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中外褆福”，“以褆元吉”；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放眼全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就重塑社会整体结构，高质量走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社会变革”的奇迹，[29]这是绝无仅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过去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144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3%增长到18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西方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3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为人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选择，[31]拓展了既想高质量发展又希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驳嗤与打破了西方声称所谓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论调，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与生产力不是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独门绝技”的专利，每个国家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能实现跨越式发展。[32]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饱含中国传统“以事致福，经世治平，美美与共”的传统哲学，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包括世界各民族的“福”文化，打破了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创立了具有包容性的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视阈下传统“福”文化在中国式

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传承与精神创新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3]在“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势微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新形势下，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理论研究也面临空前有利的理论研究新机遇，已不在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基本原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演化史研究，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开展以“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加强传统“福”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传承与精神创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中中国传统“福”文化本质特点与历史地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对中国传统“福”文化蕴含两个“特质禀赋”的社会学考察

社会文化意识与社会文化存在的关系、“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和文化实践工作者的两个“特质禀赋”。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个“禀赋”，传统文化研究往往会陷入各种理论“迷局”和实践“困局”；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意识形态性”等精神“特质禀赋”，使其必须担负着建构和形塑人类精神生活结构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神圣职责。当人们在传统文化理论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将文化诠释视为脱离了社会系统而孤立存在，在传统文化封闭系统内想方设法地考据与求证——这只能是收效甚微，实质是“割断”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系统的生命联系，实质上抹杀了传统文化成长性与与时俱进。只有从传统文化的社会性切入耦合，才能有效地解读传统文化孤立性实效缺失的根源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理论阐释，对社会问题的“同情与共情”深度聚焦，不仅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思想与精神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存在与事实，而且有助于解释传统文化意识问题、精神生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说，传统“福”文化需要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插上理论之翼，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翅翱翔，那么它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为其插上现实之翼，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贴地而行”。只有将文化的言说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将文化学的“形而上”沉思与社会学的“形而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传统文化研究在价值与精神之间进退失据、上下失守的困境，走出意识形态建设与主义言说中的“迷局”与“困局”。

（二）失焦还是聚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兴起和发展始终是同研究和解决中国各阶段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导向自始至终牵引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中国化的进程，留下了可供我们今天总结的诸多研究经验和学理遗产。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引进中国，其最初的旨趣不仅仅是简单地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新观点，而是寻求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道路。而20世纪30年代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则将教育实验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现实路径，将乡村建设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再造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那一代学者的远大眼光和学术担当，诚言点滴改良难以从根本上矫治社会沉珂，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学者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勇气和精神。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增进知识、发展学科的同时，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社会改革，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聚焦土地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通过土地革命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社会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的剥削性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此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之“福”，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之学。

（三）新时代呼唤面向时代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传统“福”文化发扬光大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面向社会存在、社会问题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社会学家对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和学科渊源，都决定了社会学对于发扬光大传统“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和方法指南，充分发掘社会学资源宏扬“福”文化的学科资源，不仅有助于深化传统“福”文化的理论体系研究，增强传统“福”文化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学理性，而且有助于宏扬“福”文化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积极发挥宏扬“福”文化在社会运行与发展中的应有文化功能。充分彰显福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最远、影响最广的民族主流核心文化，有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作为全国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份，福建省拥有丰富的“福”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福”文化的时代存在和社会存在，并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没有停留在文化的玄思和理论的自我建构上，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深入到福建社会肌体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示了福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福建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传统“福”文化紧密结合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与实践机遇，我们要通过充分提炼的“福”文化概念、命题和理论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福”文化，开创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普世意义的时代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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