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视域下的福文化”专题·

“福”文化溯源

卢美松

福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追求福祉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理想。“福”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中历史最久远、含义最丰富的文明事象。它的产生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厚的人文思想内涵。

从“福”的甲骨文造字体现出先人思想智慧。其字形表示，有人双手捧尊从事祭祀祈祷，其所期望祈求的内容称为“福”。人们从福字最初的甲骨文、金文200多个造形中可以体会到古人的强烈祈福愿望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表明，在当初只有王室上层人士和神职人员掌握文化权力的情况下，那些巫师、贞人在卜筮中是如何发挥想象创造文字的。面对天地神灵，王公贵族们祈求降福保佑，他们认为“神嗜饮食”，亦如常人，因此用酒肉供祭，“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厚祭为求大福。“卜而百福”“使君寿考”，卜筮以来百福，首重长寿。古代《诗经》中关于“福”的字眼多达54处，可见古人追求之强烈。祭后之“福食”“福物”要分与众人，古称“分胙”，今为散福，人们享用到的称福或福缘，意为同享福分。

后来，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开化，人们对福的意义认识更加清晰，也更加深刻了，于是有了《尚书·洪范》篇中关于“五福”的解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事，五曰考终命”。传说这是夏代人祈福的内容，是福祉的核心。当然上古人追求“五福”，只是直接表达个人对生命过程的追求，归纳起来就是期望长寿、财富、健康和道德。后世儒家即以此为基础，阐释人生哲学，演绎入世出仕的人生目标。其中特别强调道德修养，认为这是发自本身的致福之本，于是有了“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的道德说教和礼仪规范，更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三大目标。

中国先民对人生“五福”的祈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背景。首先是文明历史悠久，早在五六千年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便开始有了对人生幸福和社会文明的期盼。其次是社会特点鲜明，人们求福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先人自从进入农耕文明社会以后，深感生产力水平低下，受知识技术所限，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压力，期盼冥冥之中有超人力量的保护与荫庇，故虔诚祭祀以求之，这就是对福的祈求。由于福是无形的，不可知的，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中，所以有福气、福运、福命之说。古代统治者借福作“神道设教”，隆礼祭祀，求佑于天地鬼神，祝愿国祚永久、国泰民安、社稷永固、子孙永继。作为农耕民族的初民，追求的是康宁吉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和民生安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仁义和中庸的意识形态，正是适应封建礼教统治而提出的，所以能够长延数千年。农业民族这种祈福理念根本不同于古代草原游牧民族与海洋扩张族群的抢掠意识与霸蛮性格。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人们主观上对福祉的追求更加多样也更加强烈。先人最初概括为“五福”的，乃是对个体生命的希冀，五福寿为先，而长寿康宁这些内容唯有在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才可能实现。所以说，“福”文化是我国在“以农立国”的社会背景下，在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从历史上看，五福俱享者少有其人，惟有文武兼资、立下“再造唐室”殊勋的郭子仪足以当之。宋人徐钧颂之曰：“古今多少功名在，谁得如公五福全”。郭令公文武兼资、出将入相，集功名富贵、安宁寿考于一身，且子孙众多，德称于位，名标青史，遂成为世人艳羡的“全福”代表。

后来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福”文化的内涵远不止于个人“五福”，进而逐渐衍生扩大为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对幸福生活、美好事物和理想境遇的追求。因此在造字中出现许多与福祉同义的文字，如祯、祥、礽、禵、祺、祚、禔、禧、祜，在康熙皇帝给他儿子的命名中，多使用了如上的带福意蕴的文字。另外民间常用的吉语文字，还有寿、禄、安、迪、康、健、和、平、绥、靖、裕、泰、顺等与福近义的善词，许多都被采作地名或器物之名，成为永久的标记。

其实福字本只是抽象的观念和文化符号，对个人而言，所能实现的往往只及五福义涵中的某些方面，多数也只在一般层次上达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福祉概念经历了历史性进化。先人们逐步意识到，人们所追求的幸福范围十分宽泛，简直无处不在，小者在于个人与家庭，大者及于国家和民族，凡人都在追求福祉，所以，几千年来，祈福成为华夏民族朝野上下、芸芸众生热衷追求的目标，历久不衰，逐渐衍化而成仪式庄重、礼节繁缛的民俗活动。诸凡世人的一切理想和追求，诸多的愿景和目标，都成为祈求对象，都是人们关心的福祉，“福”文化遂成泛文化的概念。

“福”文化是以福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意识及其物质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从祈福到受福等种种理念与观点。其物质载体和社会动态的表现形式包括宣示、记录的标志，如书法、绘画、雕刻、造型艺术，口头、媒体表达，文体、艺术表演等；群体的社会动态表现则以民间信仰、民俗活动为载体的各种祈福方式与内容。因此，“福”文化成为有关福祉内容的一切人文活动的总称。

福祉是人们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世代祷祝的宏愿。及至面对福祉，便又有如何对待的问题。人们是从历史经验和社会生活体验中认识福祉的。因此，从古至今有了祈福、求福、谋福、造福、受福等不同阶段与层次的追求和实践。

祈福本是古人向天地鬼神乞求赐福降祥的行为，是人类尚处在意识蒙懂时期的幼稚想象。人们的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感性走向理性，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人们从无数次的拼搏、抗争中体悟到，徼福只是一厢情愿的追求，于是有了求福的觉悟。求福是人们认为应当自求福分，自得福果，所以有“自求多福”的教诫。人们从实践中懂得幸福应当“反求诸己”，即源于自身的奋斗和创造。陵园子强调：“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指出人的能动作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国际歌》词明确地向人们指出了求福之路，致福之本，这是世人通过长期的努力和代价换取的觉醒。“自求多福”遂成为古人常用的诫勉之语。

由祈福、求福到谋福，这是人类对追求福祉认识的一大进步。人类主体意识觉醒后，逐步摆脱对天地鬼神的盲目崇拜，解除外在“力量”的羁绊，不再坐等降福而自寻致福之路。周代先知先觉的智者已经发出对天地鬼神降福的疑问，先秦诗文中也多有“人本”思想的论述，故《诗经》中多有祭祀祈福的颂词，但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儒家的兴起，许多向神祗乞灵祈福的记载逐步消减，代之而起的是修德求福、反求诸己的申言。这种从自在到自为的求福认识转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自我意识觉悟的结果。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指出反清廷复祖和谋福的目标。“为天下人谋永福”，则是辛亥革命志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的沉重呐喊，也是革命者的战斗口号。作为先知先觉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目睹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家遭受列强侵凌宰割，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专制统治了无生机，民生更无幸福可言。志士们慷慨赴义，为民请命，以期警醒国民，共同起而推翻压迫者和侵略者，实现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生活的目标。这种为大众谋永福的崇高理想，体现了志士先烈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也是福文化在实践中的巨大进步。

新中国建立之初，群众发自内心歌颂毛主席，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以救星、福星颂之，可见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当然谋福之途不仅止于解放劳苦大众，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而伟大的进程还在于造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为亿万人民驱除贫困落后，造就和平幸福，为国家奠定繁荣富强的根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用100年时间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实现了旷古绝世的造福愿景。

福祉观念从理想到现实，“福”文化从理论到实际的践行，全在于造福行动。个人的福祉系于国家的命运，所以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与强烈的民族意识。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当今造福的关键乃在于与时俱进的规划设计，全民族规模上的引领推动。习近平同志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民众造福社会的动员令，体现了强烈的实践精神和实干态度，表明人们对福祉追求的进一步升华，也是人们追求长远幸福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经历艰难探索和顽强奋斗，终于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实现几千年来古圣先贤和命世英杰们的崇高理想与殷切期望。中国的“福”文化从部分人的祈愿追求变为全民族的实践行动。新时代的造福实践证明，任何理想和信念，只要符合人民的愿望，找到正确道路，踔厉奋发，一往无前，就能战胜困难，最终实现目标。

作为“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如何纳福、受福和享福。我们的先贤对此早有许多睿智的格言，道出受福的真谛与应持的态度。古人的炯戒在于教导人们受福应知足，享福要惜福。朱熹之父朱松讲过，“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古人都把修德与养福紧密联系起来，意在告诫人们，要知晓廉耻和把握分寸，养成自律自制的美德，从而涵养人生的福分。古人特别注重修德行善为的是受纳福祉，远离祸殃，认为福德一体，因果关系密切。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百姓深知谋福之艰辛，认为靠的是天时地利与勤劳俭朴，方能持家养人。所以特别强调受福之时应惜福，而惜福之要就在于懂得“知分”以“养福”，知分即知节制，能自律，不敢瓷癔奢靡，暴殄天物。其次便是善于珍摄调理和营卫身体。如曹操在《龟虽寿》诗中说的“养颐之福，可得永年”。就是人们常说的“颐养天年”。颐养不仅在于适当的物质生活满足（如享受口福），还得有精神享受和心理健康，如享受眼福、耳福之类。这点对成年人和老年人尤其重要，因为人在年老减少口腹之乐后，应该多一点健康的心理享受和愉悦的精神陶冶。人们都知道，快乐的心情、健康的精神有利于益寿延年。

享福的前提在修德。古人明白“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神所凭依，将在德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道理，也不相信单纯靠祭祀可以徼福。因此倡导自觉的广种福田，行善积德，以求福报；同时劝告：留有余之福给后人。宋太祖告诫家人，“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说明只有修德惜福才能长享福果。古人说过“绮语自知能折福”，指明沉迷于漂亮的恭维话者，会因盲目而受蛊惑，让自己无形中折福。因而要常葆恭敬、戒惧之心，警惕不为“绮语”所中而得意忘形。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对于美言尚须心存戒惧，不敢轻易听纳，更何况“甘脆肥浓”的口腹之欲呢？老子曾经尖锐地指出过：“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沉迷于享受、耽于逸乐，并非享福之道，却是贾祸之阶，终会让人折福的。他的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确是至理名言。古人以一个“淫”字概括了所有醉心于声色犬马与口腹嗜欲者的危机，过分努力的享受必将走向反面，终至折福亡身。人们害怕祸疾灾殃，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以吉祥语言和德善行为表达希冀和救赎的愿望。

人们如能保持清醒认识和道德修养，发挥主观能动性，许多造福举措、造福工程都可以兴办。其实，“战天斗地”造福后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求福的根本之路，也是倡导福文化的目的所在。毛主席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是神话，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是寓言；而大禹治水，奠定九州，建立统一的夏王朝虽是传说，却反映出上古时代先人战胜自然灾害，实现生活理想的奇迹。当代的造福奇迹更是不胜枚举：红旗渠是人造“天河”，进藏铁路被视为“天路”，南水北调更是“逆天”造福，沙漠复绿、杂交水稻与海水种稻让人匪夷所思。航天、探月、潜海、造岛工程，都是惊世之举；脱贫解困和“下山上岸”的“造福工程”，让亿万农户山民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圆了中国人多少世代的梦想，让华夏儿女欢欣鼓舞。

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祈福、造福到受福的伟大目标，让世界赞叹和艳羡。不仅于此，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受到许多国家欢迎，因为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帮助他们创造福祉的善举。中国人把造福工程推向海外，履行“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担当，真正在努力兑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的古训。中国人以浩荡胸怀和包容精神，在全球“兴利致福”，谋求贻福子孙后代，追梦世界大同理想，应是功德无量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