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扎堆的上海旧里
——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纪游

上世纪50年代途经上海，走在这样一座大城市，觉得认路并不难——东西向干道一般为省名，南北向干道为市、县名，仿佛是“游走了上海，也游走了中国”。多伦路为支道，虽曲折有致，仍保持了南北向，与繁华的四川北路构成直角，连接在一起。这从地图上可看得一清二楚。

2010年8月9日，我经不住上海友人姚全兴教授怂恿和诱劝，专程窜到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寻幽探胜，完成了多年积压在我心头的现代文学朝圣的心愿。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位于虹口区，长约一里有余。两端都有西式牌坊。我们是从中间拦腰跨入的。三叉路口有一幢小洋楼，用了四根希腊柱支挑出拱形雨檐，新辟画廊，自称为张充仁的子弟。记得解放前扬州老家四合院有播放周璇《月圆花好》歌曲的留声机、有刊登张乐平《三毛流浪记》漫画的《大公报》，还有像《万象》一样几本杂志，上面刊过张充仁的雕塑，整版整版的。那时的海派文化，几乎笼罩着大江南北、运河两岸。解放后，我念到高中，作为江苏省扬州中学星火读书小组组长，在狂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同时，又席卷了上世纪30年代沪上名家名著；加上大学念中文，又较系统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怎么说，也会串起名人名著的若干故事来。

我们游走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并不太注意两旁建筑的年代、材质，规格、样式、功用，也不太注意由旧房改造成新的画廊、文物店、装裱铺、资料馆、咖啡店等，而是注意到街旁店前、树下草上的一尊又一尊的塑像——叶圣陶、茅盾、郑振铎、冯雪峰、瞿秋白、郭沫若、鲁迅与木刻青年、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等。在每尊像前，我们稍作驻足，在漫不经心下，说几句，无头无尾，成不了故事，不甚要紧。

“一人读书，二人旅游，三人聊天，四人喝酒”，是我一贯的主张。二人旅游的话题在彼此交流中极为重要，绝对不能玩“沉默是金”的把戏。

走到街的北端，有座牌楼。姚教授指着右顶边的洋楼，说，这是白（崇禧）公馆。我说，台湾作家白先勇是他的第八个孩子。自幼随父母辗转漂泊。小时候在桂林说的是桂林话，在上海说的是上海话，在广东说的是广东话，在国外说的又是英语……各处行营公馆、达官贵人、阔少千金，加上历史大动荡，塑造了十里洋场“最后的贵族”。可惜的是，白公馆与“左联”办公地点、中华艺大一样，均未开放，无法入内。

在北牌楼上除路名外，还有“海上旧里”四字。照完相后，又折回，向南继续逛游。未到南牌楼前的右手边，有一尊身穿和服、憨厚矮胖的内山完造的塑像。我对姚教授说：“鲁迅晚年肺病，多活了十年，一靠妻子许广平的护理，一靠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的文化操作，提供了稿费版税。”姚教授说：“内山完造真正开的书店在四川北路，我们等会儿出了多伦路口，会看到。”我们遥望了一下，直奔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了。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不是多伦路附近的“亭子间”，僻静得很。一进门，就有一张八仙桌，橱柜里有些餐具，显然是一家就餐的地方。靠右手边有木扶椅上楼。二楼有间主卧，摆着当年的书桌、藤椅、铁床。我说：“上海冬天夜晚很冷，鲁迅又喜欢夜间写作。许广平不敢睡，就靠着这架铁床柱子打盹，用一床细毛毯盖在膝盖上防寒。”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完整的故事，是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看来的。

三楼是海婴的卧室，也保持了原样。墙上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女杂技演员拿大顶，红衣红裤，横抹几笔。鲁迅买给海婴的礼物，是父爱的见证。顿时，我感到一家三口的温馨，有股热流涌入胸膛；尽管楼内也开着空调。

据查，四川北路、多伦路一带原为日租界。为什么鲁迅把在这里写的杂文，编成集子，称为“且介亭杂文”呢？因为鲁迅师从过章太炎先生，学过“小学”，就把“租”字里的“禾”字去掉，把“界”字里的“田”字去掉，才弄成那样，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轶事。

最后，姚教授来了个“图穷匕首现”，邀我去看看他的“亭子间”，现僻为工作室，感受和验证一下“且介亭”中的“亭”字。于是，我们进弄堂，堂名叫余庆坊。这里曾住过影星胡蝶、作家周立波等。我们上了95号二楼，陈设简而又单，书香扑满双鼻，果然如此。

一座城市一条街孕育了一批现代文化名人；一座城市一条街成就了一段现代文学史。文化扎堆，一要有重量级、超重量级的人物，作为主心骨；二要有时代和环境所包容、所释放、所积淀、所遗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多伦路和鲁迅故居，不仅有不该忘却的人物、不该褪色的故事，更有不该丢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