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梅妃之谜”
梅妃画像
梅妃是我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人物，尤其是她的《楼东赋》和《一斛珠》广为后人所传诵。有关梅妃的事迹，莆田自宋修志开始，地方史志均有记载，主要有宋代赵彦励《莆阳志》、宋代李俊莆《莆阳比事》、明代何乔远《闽书》、明代黄促昭著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以及明、清《兴化府志》与《莆田县志》、《福建通志》等著述。鲁迅、胡适、郭沫若、林添祖等许多文学泰斗，都对梅妃作过研究。然而，自鲁迅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集》中对《梅妃传》的作者和著作年代提出质疑后，关于梅妃有无其人的争议一直持续至今，并被列为中国文化之谜。胡适曾想从正面考证梅妃其人的历史真实，因资料欠缺，无果而终。
1962年初，一代文豪郭沫若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途次莆田》诗中，一声“梅妃生里传犹在”的深沉吟唱，再度引起人们对这位唐代名妃的关注和怀念。
作为一代皇妃，梅妃无疑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然而却因了鲁迅先生的质疑，一度似乎成了“传说”人物，成了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此前，学术界多从正面考证梅妃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关于梅妃的出生、史料记载、梅妃住过的上阳宫考证、莆田地理位置、高力士是否使闽等，这些方面保存的完整资料少，考证难度大，才逐渐困扰史学界半个多世纪。由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主编、中国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梅妃有无其人》一文中，认为“梅妃无其人”；向思鑫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49大谜》“宫闱七大谜”之《梅妃有无之谜》，均偏向于“无其人”的观点。
近年，仅在莆田学术界就有《梅妃有无其人》、《也谈梅妃之谜》、《历史上有否梅妃其人其事》等文章，均提出相似的疑问，更让这位唐代名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梅妃故里荔城区黄石镇江东村土生土长的江国兴，早在年轻时就萌生了研究梅妃、揭开梅妃真面目的强烈念头。1995年6月11日，他在多方深入民间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江梅妃的传说》，在莆田市的《湄洲日报》上发表。梅妃艺色双绝，“眉不染自清，唇不点自绛，眸如两汪秋水，腮如丹
桂含苞，满面天真稚气”。她得宠时，从不迷恋奢华的权势。入宫后，绝不为自己家族多求恩泽。所传唐明皇曾问她家有何人，欲封为官。梅妃答：“家中虽有兄长，愿陛下以苍生为重，施恩百姓。”她的传说还与许多莆田民俗相符，如莆田女子去世后，“木主牌”上所书“某儒人神位”，与江氏族谱所载“莆田诸女尽封孺人”相符，梅妃的故事，借助媒体的传播，在当地再次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以后，江国兴又跑遍了省市有关图书馆、博物馆和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并找来江氏族谱进行反复研究，仅读书笔记就记了满满三大本。此后两年，他又相继在《湄洲日报》上刊发了《史载梅妃》等文章，侧重从“史”的角度宣传梅妃的精神品质，试图用史料进一步巩固这位唐代名妃在中国正史上的地位。
然而，江国兴深知，要“扳”倒名人的权威论断，谈何容易啊！自幼生长于黄石镇江东村的他，凭着他执著的研究精神，以科学严肃的考证态度，继续探索着。
不久，世界兴安恳亲会在莆田隆重召开，当时台湾著名诗人学者林恭祖正好也回来了，就住在台湾大酒店。江国兴对这位梅妃研究学者仰慕已久，获悉情况后，立即利用午休时间，兴冲冲赶到台湾大酒店，冒昧敲开了林恭祖的房间。一听来意，林恭祖对眼前这位富有钻研精神的后学十分钦佩，当即和他共同探讨起来。与其他学术界同仁一样，林恭祖对从正面考证梅妃也感到力不从心，毕竟现有的材料太有限了。当江国兴把自己打算用反证法来论证梅妃确有其人的想法和盘托出时，林恭祖听罢眼睛一亮，“好，有新意，这个考证思路很好！”在鼓励他朝这条路子大胆走下去的同时，老人当场兴致勃勃地挥毫题写了“梅香万里”四个字，送给江国兴存念。临走时，林恭祖向江国兴建议，要多从唐代笔记小说和唐代诗中考证梅妃，并特地把自己对唐诗的最新考证结果告诉他，林恭祖认为，杜甫《丽人行》中的“杨花雪落覆白苹”，是用“杨花”与“白苹”暗喻杨玉环和江采苹，意为杨玉环迫害夺宠江采苹。这一研究成果给了他重要的点拨和启示。
为了研究梅妃，江国兴不仅跑遍了莆田市和省城大大小小的新华书店和图书馆，从大量馆藏书籍中寻找有关梅妃的蛛丝马迹，还省吃俭用，从有限工资中挤出几千块钱，用来购买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
转眼到了1997年，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旅游学会、中国博物学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等四单位联合开展全国300个旅游景点申报工作。浦口宫理事会吴开泉等人经过一番准备，便特地请江国兴回去总策划。1999年初，申报工作揭晓，莆田黄石镇的梅妃故里从全国2万多个参选单位中脱颖而出，跻身全国300个著名旅游景点之列。这是莆田市唯一入选的一个景点。专家介绍，它所以能光荣入选，一是梅妃在福建省及至全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二是梅妃与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2000年，莆田县把浦口宫争取申报福建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座建于唐代，清代重修的宝贵古建筑，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北宋建筑的。为了考证其确切的建筑年代，江国兴查阅了大量史料。几经寻索，他从《莆田县志·大事记》中查到，其建筑年代应为唐至德元年；其二，他还从浦口宫中的古碑刻查到此宫确系唐朝建筑。这是围绕梅妃的研究方面，江国兴的又一重大发现。但是，申报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梅妃作为一个文化之谜，申报一度困难重重，江国兴没有气馁。为了研究浦口宫建筑特征和雕刻艺术，又数十次深入宫中，一遍遍琢磨，并向吴天鹤、李荣农等专家请教该建筑的古建筑价值和雕刻艺术。得出的结论认为，此宫按帝王后妃的礼节建造，采取百柱抬梁穿斗的建筑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风格，极具科学和艺术价值。
省人大科教文委副主任赖祖胜接触过大量浦口宫材料，尤其是受江国兴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多次向专家推荐。初选中，因梅妃有无之争议，浦口宫不幸落选 。消息传来，县文化
局局长李芹和江国兴心急如焚，一班人恳切邀请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带队重新下来考察，同行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等。考察中，江国兴出示了许多梅妃研究成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专家们高度肯定了梅妃的历史地位与浦口宫的建筑价值和雕刻艺术。第二天，省文物局再次召集有关专家开会，专题研究浦口宫，给予补上“省保”的名单。在大量富有说服力的史料、实物面前，浦口宫当之无愧地加入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研究梅妃的工作继续进行着。2000年7月19日，江国兴在《湄洲日报》上继续发表介绍梅妃的文章，如《高风亮节江梅妃》,就评论梅妃“心系庶民，受宠不谋私”、“品德高尚，得势不求利”、“志节清高，国破不失节”等。借助他的文章，梅妃故里时常引来省内外的学者朋友来参观、访问。2001年5月29日，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俞曙霞教授为团长的广西政协文化教育考察团一行8人，专程赴江东村梅妃故里考察梅妃历史记载、梅妃轶事和梅妃故里民风民俗，来宾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浦口宫和富有诗情画意的南塘梅亭。俞曙霞教授高度评价说，梅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杰出的女性，她的无私品行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研究，江国兴把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逐一梳理，运用独特的反证法研究梅妃，在文中他先摆“靶子”，把“梅妃无其人”的理由都罗列出来，后引经据典，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和实物来加以反驳，第一次以系统理论奠定了梅妃的历史地位，令人信服。2003年3月，江国兴拿着这篇题为《梅妃确有其人》的论文，专程从莆田赶到省城福州，找有关专家求教。有关专家感慨地说，你们的敬业和真诚让我深受感动，我服了莆田人！不久，在有关专家的努力下，梅妃、林默娘被修撰中的省志重新列为正传人物。
在《梅妃确有其人》一文中，江国兴针对《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梅妃有无其人》中认为“梅妃无其人”的五点理由，着重从四个方面作了反驳。
其一，鲁迅把小说《梅妃传》作为考证对象，产生考证主体错位。
江国兴指出，莆田自宋修志以来，历代史书皆有正传梅妃，鲁迅认为《梅妃传》最早见于元人的小说丛书《说郛》中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梅妃事迹并非皆源于《梅妃传》。现保存完整的《莆阳比事》是在宋嘉定七年（1214年）雕刻刊行，比元代《说郛》中的《梅妃传》早出版近百年。其次，《梅妃传》创作的时间与梅妃有无其人也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梅妃事迹在许多史志资料中都有记载。同时，莆田江东的实物资料也都证明梅妃确有其人。所以，江国兴认为，无论《梅妃传》是唐人创作，还是宋人所书，都不能作为考证梅妃有无其人的主要依据，更不能认为小说《梅妃传》是宋人创作，就以年代不相及，错判“梅妃无其人”。
其二，以《旧唐书》、《新唐书》无记载而否认梅妃有其人，本身就是片面的。
首先，江国兴认为，梅妃没有直接参与唐史重大事件，《新旧唐书》中没有记载纯属正常。《旧唐书》、《新唐书》所能传载的人物极少，特别是后宫能立传者不足万分之一，绝大部分人没有传记，其次，地方史书、名人诗句等记载梅妃，都应当作为考证梅妃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
其三，用新旧唐书没有记载高力士赴闽选妃而否定梅妃入宫，与史实不符。
江国兴认为，新旧唐书无记载高力士赴闽选妃之事，也不能断定高力士就没有赴闽选妃。其次，梅妃出身于仕宦家庭。由于其家庭关系特殊，有着良好的教育氛围，不但具备能诗善赋条件，即使高力士没有使闽，梅妃也同样可以被选入宫为妃，至于民间流传梅妃原为牧鸭女的故事，只不过是为了把人物传说得更神奇而已，不但不能因此否定梅妃能诗善赋，而且更不能以此传说作为考证梅妃无其人的依据。
其四，在《梅妃确有其人》一文最后，江国兴又提出，早在汉唐时期，梅妃故里江东已有先人聚居，且在此开发。那些认为梅妃无其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唐时的梅妃出生地江东“可能还不曾存在”。其一，这一推论的“可能”二字，本身模棱两可，没有对唐时的江东是否存在进行认真考证。其二，这一推论也曲解了莆田旧县志，把海潮可涌到广化寺前、泗华陂前和黄石大龟屿附近，而错以为广化寺以东至黄石全是一片汪洋大海。这里，江国兴分别从莆田县治所在地、江东村“东什”“西什”地名、修建南洋海堤工程等五个方面作了有力的论证。
综上所述，江国兴郑重提出，梅妃其人其事不是《梅妃传》单文孤本，而是有省志、府志、县志、族谱、浦口宫和有关碑刻实物资料等的有力佐证。应当说，梅妃是确有其人，此外，在诸多梅妃研究者中，他较早从《福建名人词典》中敏锐地发现，梅妃被列为福建第一位女诗人，且见诸记载与她同时的福建文学名人，只有唐高宗总章二年（699年）随父陈政入闽的漳州刺史陈元光（656一701年）及部属许天正等一二人，可见，梅妃在福建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正如梅妃研究专家李瑞良先生所说：梅妃是莆田人，如真有其人，“能这样知书达礼，能诗善文，则当地文化发达程度可想而知”，“那就意味着唐代前期福建沿海地区汉文化已可以和中原地区相比美”。因此，研究梅妃其人其事，已经不是研究她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唐代前期福建沿海汉文化发展水平的问题，研究梅妃的成果对研究福建文学史有着特殊的意义。
2003年4月29日，这一天对江国兴来说终生难忘。《梅妃确有其人》一文在《人民政协报》上正式发表，引来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受到诸多权威的赞赏和认同。省方志委明确表示，决定把该文收入新编《福建省志·人物传》条目，并推荐《福建史志》杂志发表。全国农工民主党宣传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李汉秋看了《梅妃确有其人》一文后，也对该文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篇较有说服力的论文，能运用省志、府志、县志、族谱、浦口宫实物资料和地理位置等全面考证，论据充足，论证严密，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对梅妃研究取得的新突破，足以推翻那些认为“无其人”的观念。李汉秋还说：“学术研讨，只论论据，不是某些权威人士说了算。科学的更新，许多文史资料的挖掘，相当权威人士观点已被修正，这才是社会的进步，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宋堃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关于梅妃是否有其人，学术界颇有争议，长时间难以定论，读完《梅妃确有其人》文章后，觉得文中运用反证法，较好，论据较为充分，可在其他刊物发表。”
就这样，以《梅妃确有其人》一文发表和省志、市志重新确认梅妃的正史地位为标志，江国兴对历史上梅妃有无之谜作了成功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