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新发现的王凯泰致沈葆桢书信

在2007年春季上海朵云轩拍卖会上，有一封王凯泰致沈葆桢书信露面。笺纸单片三页，钤有朱文鉴藏印：倚兰斋藏。朵云轩注明是王凯泰“咸丰年间所书”，大谬也。

笔者经过仔细研读，认为这是一封王凯泰写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九日（阳历1875年6月2日）沈葆桢巡台时期，十分有历史价值的书信。当时王凯泰任福建巡抚，奉巡抚移扎台湾指令，于光绪元年四月底即将赴台。信函内容牵涉到沈葆桢赴两江就任前，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工作部署，以及所透露出的“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等等重要信息。笔者同时又在《沈文肃公牍》中查到沈葆桢对本信的回复，证实了王凯泰这封信的确实写作日期。现将这一前一后两信全文抄录如下并作考证，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在书信上的阴历日期后面加上“括号”标注对应的阳历年月日。

王凯泰致沈葆桢信

幼丹年老前辈大人座右， 前奉十七十八两日(1875.5.21、22)赐书，已于廿三日(1875.5.27)肃复。顷又奉到廿四日(1875.5.28)赐书。燕启交永保带呈夹，玉山忠诚，以使面目如生，感怆之余，倍增悚敬。 倭人责备琉球。总署已函，系照会备件，计达台览，十万之饷，已向方伯商酌速解关。先解五万。（如已要去，即催令该船早开）又闻，因侄即须东渡，一批交带，似总不出五月半，必可全数解到。侄久拟折稿，因事关重大，才力忱不能胜。文章又不能达，斟酌再三，尚未拟发关，筠仙前辈即到，就正而后定稿，刻已承筠翁核酌改定。另录恭呈诲正，抄折后即订期东渡，约于节后启程，以亲榘训，忻幸昌胜，惟一切机定，尚求切实指示。艰险则不敢辞，而能否谒恹，图事自问 ，毫无把握，倘将来贻误，应得之咎自不必言，而愧负知己，难逃公论，此则初悰所惴惴者耳。琛航未回，东渡之船，想随时必有客。再商之。惟允兄派拨应用。大疏一一读悉，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奎五日前在省曾经告之， 奏文后接手有人，似渡台不至迟延。手肃敬复，恭请勋安，不庄不备。

年侄王凯泰顿首谨启

外折稿一件。

沈葆桢回复王中丞函

奉四月念九日(1875.6.2)手教，并录示疏稿，再三雒诵，既挹谦冲之度，尤纫缜密之思，安得不先台民拜生佛耶。此间念七、八忽不风而涌，排山吞岸。海镜以夜半遁入澎湖，日来复靖，安平仍可登岸。弟不知旌节到日如何，乞于舟抵澎湖时，饬管驾详度所向为幸。海镜为淮军赴瓜州请饷，渗安永保均转舵奉迓，当不误行期也。玉山灵龛到郡，白仲安与其侄开验，均以为不错，筱涛饬具冠服入棺，俟殓毕，文武于风神庙一奠。再筹内渡，淮军节制调度诚如明谕，非他营所及，但旗后炮台工竣，必将求去耳。为节饷计，针孔相符，为杜患计，恐不能惜饷。将才之难，甚于筹饷，奈何。星槎挟饷而来，诚大佳事，但十万则到而立尽，须嘱方伯源源解饷，催饷之书数见则易，视易为具文也。奉到四月十三日 (1875.5.17)

批谕，谨录呈钦存。

王凯泰(1823-1875)，原是李鸿章的幕僚，淮军将领。江苏宝应人，同治五年(1866)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 年(1867)广东布政使。同治九年至光绪元年(1870-1875)任福建巡抚，兴学、禁械斗、禁溺女等，办了一些好事。他在福州期间，刚好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时常来往。1875年11月17日，王凯泰病逝于任上。

王凯泰仅年少沈葆桢三岁。沈葆桢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王凯泰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也晚三年，两人官职同为巡抚（“省长级别”）。王凯泰写这信时已悉沈葆桢即将赴任两江总督，他在信中称沈葆桢为“年老前辈大人”，自称“侄”，显得十分谦逊。而沈葆桢在复王凯泰信中谦称自己为“弟”，比较符合常理。

王凯泰信中第一段叙及“玉山忠诚，以使面目如生”，玉山名王开俊，淮军福靖左营管带、温州右营游击，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1875.2.13)，因开山受阻，攻狮头社时与哨长周占魁等三人遇伏，殉职。沈葆桢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1875.5.2)奏有《游击王开俊请恤片》。福建提督罗大春撰：《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有如下详细记载：“四月二十日(1875.5.24)，淮军营务处知府田勤生于内狮头社左近密菁竿抄得王玉山首级，面目凛凛如生；饬曾随剿番之千总郭占鳌及其旧部兵勇环列谛视，莫不搏颡下泪，叹为鬼神呵护。盖自殉难至是，已百余日矣；忠诚所感，卒归其元，可敬也。” 罗大春与王玉山是儿女亲家。在沈葆桢复王凯泰信中可以看到王玉山灵龛到郡，请家属开验，文武官员在风神庙公祭，场面十分隆重。此与王凯泰这封致沈葆桢信中叙述内容完全吻合。

“倭人责备琉球事”，指日兵侵台后，同治十三年琉球派贡使经由闽赴北京，光绪元年，日本政府正式禁止琉球对清朝贡及一切往来。同年六月(1875.7)，规定琉球改用日本年号，遵从日本法律，并派遣学生至东京就读。琉球国王尚泰对此表示拒绝。日本内务省特使松田道之向琉球提出最后通牒，强迫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尚泰王一方面以久隶中国藩封，世修职贡，不便擅自更改为词，恳求日方免办；另方面则密遣专使向清政府求救。近代史上轰动一时涉及中、琉、日三方关系的“球案”事件由此展开。王凯泰写此信时琉球贡使仍在京未回。

“十万之饷，已向方伯商酌速解关”。方伯是指福建布政使葆亨，沈葆桢离台之前须要解决最主要的后续经费问题，在闽海关收入不敷的情况下，奏准由四成洋税中拨四十万两归船政以还旧欠经费，由六成洋税中项下尽先解济，使船政经费得以解决；但对于台湾饷问题，由福建解决，见沈葆桢致王凯泰函：“蒙筹解二十万金以应急需，感激莫能举，似日意格所办大炮后镗枪已到，留十万金由船局付清，价值以十万解台散饷，腊月再得二十万金，便可敷衍下去。”但此项款使用并不顺利，先是以十万金付船政洋炮及镗枪，又因日意格西行又先挪付之。但最终仍由永保船带到十万金，沈葆桢在前一信中对此有：“台饷船款极费荩筹，感剧岂有涯涘，十万已从永保解到，台局又以下月支款请，媿杀急救，久旱得雨，涸可立待，自知不当为无厌之求，然如无当之巵，无底之壑何。”而在本信的回复叙到“星槎挟饷而来，诚大佳事，但十万则到而立尽。”可见当时军饷之紧，十万也未能解决问题。 “永保”是轮船名。

“侄久拟折稿，因事关重大，才力忱不能胜。文章又不能达，斟酌再三，尚未拟发”。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11.5），即在中日为台湾问题签字五天之后，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请要求简器、练兵、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实则为同治末年海防与塞防大辩论之开端，恭亲王等敢于冒撤职夺爵之风险，提出奏议，确是有相当远见，这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总理衙门指定由“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翰章、英翰、张兆楝，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浚、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一月内羁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陈奏，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搪塞，原折单均着钞给阅看”。

福建巡抚王凯泰所拟的奏稿或是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874.6.25)：《巡抚移扎台湾，奉准部议；请先赴台湾履勘情形，会妥筹折》（出处见《清德宗实录，卷十》）。沈葆楨回复中有“并录示疏稿，再三雒诵，既挹谦冲之度，尤纫缜密之思，安得不先台民拜生佛耶。”说明本奏折之重要，则是即将担负重要任务的计划书，须要反复推敲，不仅先呈沈葆桢审阅，特别须要和即将到任的按察使郭嵩焘商量，但郭最终未能到任，而出使英法国，亦为一大憾事。

福建通纪卷十九记：光绪元年五月十一日(1875.6.14)，福建巡抚王凯泰由省东渡。十七日抵台(1875.6.20)，公同参酌。王凯泰在台五个月，完成工作很多，其中完成台北区划及治理工作，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即台北府，淡水县、宜兰县及新竹县， 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向设南、北两路理番同知，南路驻府城、北路驻鹿港。筹备台北及恒春两城建城， 派精于堪舆术的知府刘璈规划经理。请改台地营制，统归巡抚节制，以一事权。在处理学政事宜方面，所有台属考试，请以巡抚兼理。所有淮军自七月份(1875.8)开始分三批内渡，因有病二百人不能登舟者安排参将留台料理，俟病愈另行派船归队等等。

沈葆桢于五月二十三日(1875.6.26)上《台地无庸另派大员片》奏曰：“ 查抚臣王凯泰，已于本月十七日抵台。王凯泰用心之缜密、励行之清苦，胜臣远甚；所有开山抚番事宜，自应归抚臣专办。署台湾道夏献纶于民番情伪了如指掌，可资辅翼，无庸另派大员。台俗好逸，抚臣率之以勤；台俗好奢，抚臣示之以俭；台俗好斗狠，抚臣感之以和平：正本清源，易俗移风，于是乎在。”沈葆桢对王凯泰及夏献纶的配合极为信任。

王凯泰信中所透露出的“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以及沈葆桢复信中的“淮军节制调度诚如明谕，非他营所及”等等，可知驻台淮军（李鸿章调动唐定奎所率洋枪队武毅字军十三营六千五百名增援部队）的号令调度的特殊性“非他军可及”，对于研究巡台淮军的军事调度，也是一条重要信息。

“奎五”为福建福宁镇总宋桂芳，八月十五日（1875.9.14），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因病辞职，奏调福建福宁镇总兵宋桂芳代之，但同年宋桂芳也不幸病逝于台湾。

王凯泰在台积劳成疾，兼以瘴疠致饮食不进，于同年十月十一日(1875.11.8)扶病返闽，二十日(1875.11.17)病逝，此时距离他同年四月二十九日（1875.6.2）写信给沈葆桢仅仅五个多月，令人唏嘘不已。次年清廷追赠太子少保，予以祭葬，在福州省城及台湾府建专祠，谥“文勤”。

沈葆桢在江宁两江总督任上的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八日(1875.12.5)上《福建抚臣王凯泰请折》：“窃臣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接船政大臣丁日昌并闽省各绅士函称：福建抚臣王凯泰在台积劳成疾，兼感瘴疠，脚气肿胀，上侵股腹，饮食不进；于十月十一日扶病内渡，即于二十三日申刻出缺。臣闻信之下，不胜骇悼。计此时闽浙督臣业将出缺，所有应得典，自当照例奏请，臣何敢更有渎陈！惟抚臣平日之实心实政，臣以在籍绅士，且共事日久，知之最悉，有不敢不胪举以闻者。…… 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75.12.10)，沈葆桢还在给长子丹孙、侄子管樵的家书交代：“…… 王中丞处曾托六姑夫做联轴送去， 用钱若干由家中缴还。 其奠敬则由此间就近寄宝应也。

补帆大公祖仁兄年大人千古

文章经术，与多士相切求，天下欢颜归杜厦；悱恻慈祥，济不才所未逮，海东堕泪有羊碑。 年愚弟沈葆桢 顿首拜挽。

《沈文肃公牍》页391“致吴提调”中提到：“补帅（指王凯泰）骑箕，全省人士同声一痛，乞代做祭幛一幅，并属荔丹为制挽联，蓉台书之，先行送去。”据此，此联似是在船政工作的王葆辰（荔丹）代笔。王凯泰逝世后，接任福建巡抚者为船政大臣前巡抚丁日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