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特赦
1959年盛夏，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
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指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周恩来还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说：“毛主席的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从这以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3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作自己的家了。
特赦，意味着不经起诉而出狱。对于这两个字，溥仪和其他人一样为之激动、振奋，他细细地体会着毛泽东的建议，玩味着那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度与宽宏。他在一份手稿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毛泽东，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抱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1959年12月4日上午，得到管理所的集合的通知，溥仪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之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溥仪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得到特赦的第一名战犯，竟是自己！不等听完，溥仪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溥仪被首批特赦后，党中央很关心他的婚姻。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说：“你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真成了孤家寡人了。”毛泽东也说：“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可以再结婚嘛！你结婚可不要马马虎虎，要仔细考虑……”宴会后，毛泽东特意拉溥仪过来，让他站在自己右侧：“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两人并肩而立，毛泽东比溥仪高出半个头。这张合影成了共和国特赦的历史见证。
建国以来，我国有过7次特赦，分别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1975年3月19日。这一天，对全国百姓也许十分平常，但对于关押在抚顺、济南、西安和北京秦城等战犯管理所内的最后约300名国民党、伪满、伪蒙疆战犯来说，却是非同寻常、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里，他们将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
早在2月25日，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曾向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上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两天后，当毛泽东知道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名战犯时，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泽东批示：要把在押战犯全部释放，给予每人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要安排适当的工作。
3月8日，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签发了这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人大常委会特赦战犯的决定公布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向他们宣布并发给特赦释放通知书；11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工资为每月200元，同时要将这次活动进行公开的报道。
当时，这一文件特别是特赦的日期暂时是绝密的。但正在各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的原国民党战犯们，却从管理所里一些平常难以见到的如派专人给战犯们进行体检，测量身体尺寸准备发放新服装等等迹象，猜测到最近可能要有什么新的举措。大家口中不说，却在默默地猜测，悄悄地做准备。
3月19日这一天，位于辽宁省的抚顺市虽仍处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但战犯管理所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热气腾腾的节日景象。所有的原国民党战犯全都穿上了新发的衣裤。虽然大家年纪都不小了，却个个像孩子一样，人人脸上流露出喜气洋洋的神态。大家心里都明白，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大事马上要发生了。
上午9点整，全体战犯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礼堂。只见前面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相片，两旁是鲜艳的五星红旗。战犯们个个屏住气息，静静地等待着最令他们激动的时刻。
会议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张敏走上主席台，以庄重的语气向全体人员宣布：“遵照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09名战争罪犯宣布特赦释放，并发给特赦通知书！”
这惊人的消息，好似在战犯们中间炸响了一个惊雷。虽然他们早就知道这一天即将到来，但还是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罪行，甚至是血债累累啊！大家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时，在主席台上的张敏继续高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75年度赦字第1号
遵照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特赦释放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本院对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黄维（男，71岁，汉族，江西省贵溪县人）宣布释放。
听到这声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黄维立即站起身，恭恭敬敬走向主席台，躬身哆哆嗦嗦地接过特赦通知书。回座位后，黄维百感交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当年在双堆集战役中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却拒绝投降，已成了战俘还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战犯管理所里他经常闹事捣乱，拒绝改造，并多次给管理人员出难题。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原本有他的名字，并通知家属去接他，却因抚顺管理所的坚决反对而一直拖到最后一批。因此，黄维在管理所整整改造了27年。早在1962年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时，台湾当局为蛊惑人心，还专门给黄维开了个追悼会。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在抢救治疗过程中，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黄维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也派来两位同志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黄维的治病情况。在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在特赦令下达之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想起这些感人的事情，从不流泪的黄维此刻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接着，张敏又继续宣读特赦令，其余的108位原战犯依次上前领取了决定他们晚年命运的特赦通知书。
通知书发完后，黄维首先代表战犯上台发言，他激动地说：“……听到今天宣布特赦，我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接着，又有几名特赦人员上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此时，会场内的气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全体战犯们高呼口号，表达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阵阵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战犯管理所礼堂的每寸空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抚顺战犯管理所获得新生的战犯们发自肺腑的呼喊声，在祖国的天南海北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因为与此同时，在西安、北京秦城、济南和内蒙古等地的同一个时间都举行了同样内容的大会。本次特赦，共释放最后在押的219名国民党军官，21名国民党党政人员，50名国民党特务和2名伪满战犯以及1名伪蒙疆战犯同时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当天，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向国内外播发了这条重大的新闻。
毛泽东采取的教育改造战犯的方针获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