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名句,古今传诵,妇孺皆知。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不仅想到、说出,且能甘冒风险,以身践言。
范仲淹,字希文。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出生于苏州吴县(今属江苏)。宋真宗秋和八年(1015年),年仅26岁的范仲淹,一试中榜,成为进士,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在广德司理参军任上,凭着对老百姓的一腔热情,决心革弊兴利。他试图平反冤狱,抑恶扬善,却遭到握有实权的县令极力反对。老谋深算、明哲保身的县令,比他更知司法腐败的内幕,训斥道:“夜无光,岂烛光可明之矣?”。范仲淹对曰:“烛之光,耀方丈可也。”县令见他冥顽不化,便要求上司将他调离。初出茅庐的范仲淹,本想为民伸张正义,竟遭当头一棒,落了个“不称职”的恶名,被遣至泰州海陵,做盐仓监官。
海陵海堤长年失修,海水倒灌,对盐场威胁极大。到此任职,被上司视为是风险差事,范仲淹也就被派到这里。但在别人眼里,盐仓监官又是一大肥差。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之职,可趁机作弊,中饱私囊。但范仲淹不为金钱所动,干得十分认真,深得上司好评。他一上任,就巡勘海堤,查实破损,上书江淮漕运张纶,力主尽快重修海堤。朝廷当即准奏,命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负责修复海堤。范仲淹风餐露宿,与数万民夫吃住在工地。凶猛的海潮曾吞噬过修堤民工,亦险将他卷入海中。经两年努力,数百里海堤终于挺立长滩,盐场安然,产量增加。为铭记范仲淹的功绩,当地百姓称为“范公堤”。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他被调至京师,做了大理寺丞。自此卷入了政治漩涡,却也成就了其一世英名。
不久,范仲淹被同是著名词家的宰相晏殊推荐,主持应天府教务。因母亲去世,回籍服丧两年。仁宗六年(1028年),晏殊再度荐他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此为皇帝近侍,由于有机会经常见到皇帝,耳闻目睹宮中秘闻,很快知道已20岁的宋仁宗毫无实权,年垂六旬的刘太后操持朝政。刘氏周围俱是一班势利小人,重臣呂夷简为其中之最。恰逢冬至之日,太后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勇敢上书,要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生日,是皇帝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毁了朝纲,乱了体统。刘太后勃然大怒,当即将范仲俺贬出京城,至河中府担任通判。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升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又有了新欢,想废掉贤惠正直,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猛拍皇帝马屁,举双手赞成,还振振有词地说,平民都可以休妻,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看出吕之用心,愤然上书劝阻。仁宗本来对范仲淹还有好感,想重用他,见他如此固执,敢与自己过不去,不禁恼羞成怒,一声令下,范仲淹又被贬到陆州。范仲淹对此很是不平,赋诗刺曰:“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范仲淹牢骚虽然不少,仍不忘为民办事。他在陆州知州任上积极抗旱救灾,移知水乡苏州后,又组织乡民开渠引水,变水害为水利,好评如潮。仁宗闻之颇觉内疚,便下诏将他调回京城,命为天章阁待制。并升为开封府尹。时吕夷简继续当政,买官卖官风行,沉官太多,积弊重重。耿直的范仲淹经一番调查,绘制“百官图”一份直呈仁宗。仁宗看后不乐,因吕夷简打的正是他的牌子,他已完全被吕所控制。吕夷简见有隙可趁,就广搜范仲淹言论,企图诬其“大不敬”罪名。缺少根基的范仲淹险些遭害,还是仁宗念其昔日之功,手下留情,将他贬到更为偏远的饶州(今江西波阳)。这次遭贬,范仲淹算是看开了,他赋诗自嘲:“三出青城鬓为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蓑翁也自知。”
不久,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争,范仲淹再露头角,仁宗起用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本无统军经历,为国家计,他弃文从武,居然很有成就。在双方对峙中,他治军有方,严阵以待;且处事得体,晓以大义,折服了西夏部落首领,达成和议,于是边境无战事。范仲淹因殊功升任枢密副使,旋又为参知政事,成为朝中重臣。
范仲淹只想在有生之年多干实事。他自幼多病,精力渐衰,忧国忧民之心尤切。大权既握,当即实行革新。他向仁宗建议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多为皇帝所采纳。自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起,他会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批朝官,在短短数月之内,连续颁发各种改革措施,震动朝野;并派王鼎、杨纥、王绰等干练官员为按察使,明察暗访各级地方官员。范仲淹左手握着考察报告,右手握笔,案前摆着官员名册,凡是劣迹昭彰者,当即勾去其名。于是有人戏言:“范公笔底一勾,则一户罹难耳。”范仲淹正色道:“宁负一门一户,不负千门万户耳。” 为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整肃吏治,风气为之一新。
商鞅变法,惨遭车裂。庆历新政亦遇到反对派的拼命反扑。为保住既得利益,那些旧派豪强,串联一堆,暗中罗织罪名,甚至不惜模仿笔迹、伪造文书,捏造出一起谋逆大案来。矛头先对准参与改革的同僚,继而对准范仲淹。宋仁宗支持改革本为权宜之计,见西部无事,更改了主意,继续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于是听信谗言,疏远范仲淹。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一心社稷民生、为人正直的范仲淹,显然对改革的阻力估计不足,终于败下阵来。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以“朋党”被罢参政,谪官陕西彬县。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均被牵涉,分别出知郓、扬、滁州。连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也被眨到山东兖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仅过一年多,也就此失败了。此后,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知府职上被遣来遣去,再无返京机会。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赴颍州知府途中,贫病交加,凄然长逝,时年仅六十三岁。
所幸的是,在宋一代,都能遵循不杀言官的祖训。所以范仲淹数次因言事而获罪,还能保住生命,遗下不少诗文。
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与他青少年时生活艰辛,目睹民间疾苦,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史料记载,其父范墉曾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军事长官秘书)。范仲淹二岁丧父,母亲谢氏抱着襁褓中的范仲淹改嫁朱氏。他在母亲教诲下,自幼好学苦读,不计生活维艰。他曾在淄州长白山的僧房借宿,专心攻读。为节省饮食,母亲每晚为他煮两合粟米粥,待凝冻,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腌菜进食。以后又徒步游学,来到应天府书院深造。每日只在经书中寻乐,充实自己的学识,不改抱负。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对范仲淹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其是“北宋大臣、政治家、文学家。为政辉煌之时虽短(指庆历新政),但给后世的影响极深。在任时,体察百姓疾苦,正直敢言。工于诗、词、散文;尤擅散文,词多写塞上风光、较为稳健。文章多有丰富政治内容,有《范文公集》传世。”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孟子的这些人生最高准则相对照,范仲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