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太阳山》的历史背景和真实感人事迹

 

由原建阳越剧团团长张国维根据1942~1943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建阳书坊太阳山领导全省人民抗日反顽的革命历史，创作了谍战片《密战太阳山》。

业内专家一致认为：《密战太阳山》是一部反映南方抗日题材的剧目，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该片可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献礼片。执导该片的著名导演陈健认为：“本片错综复杂的剧情令人震撼！尤其是在太阳山上举办武夷干校时，学员均是戴着面罩听课，学员相互之间称呼对方时，隐姓埋名，均以代号相称，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复杂性。”

省委移驻太阳山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江西省委、浙江省委先后遭到了破坏。在闽浙赣地区，福建省委便成了国民党的心腹之患，除了调集八十师外，还设立了保安团、“东南训练班”，密布特务网。闽北革命形势随之日趋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闽北各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以国民党建阳专员陈世鸿为总指挥的“闽浙赣边区剿匪指挥部”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对闽北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攻。

1941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在省委书记曾镜冰的带领下移驻建阳麻沙焦溪茶窠老鼠坎，并在附近的牛栏前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总结抵抗国民党顽固派“清剿”中的经验，决定将闽北、建松政、闽东基本地区武装队伍编为省委游击第一纵队的三个支队，不久，省委机关又移至邵武漳树源。次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攻，以80师师长李良荣为总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中共福建省委自卫武装在黄坑一带发动群众奋起反击。当年5月，省委书记曾镜冰带领省委机关及警卫班撤离到建阳太阳山下的书坊南门丁厝村，与汪林兴、叶良运部队会合。自此，这里成为省委新的驻地。

驻扎在建阳书坊附近的福建省委在此整顿队伍，准备前往赣东北参加抗日。正在此时，日军从浙赣撤退，给闽北革命根据地暂时缓解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书记曾镜冰审时度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内部整顿与部队的集训，集中力量在太阳山区建成比较稳固的隐蔽基地。为此，一面指派省委委员苏华到建阳，建立城区至麻沙一带的交通联络站，将顺昌县委书记翁赫贵调到省委机关，配合搞好书坊丁厝一线及邵武边区的群众发动，提供后勤供给。并要求他负责在太阳山上搭建200人的竹棚。在王忠华，程胜福，翁赫贵的带领下，他们白天在山上搭盖竹棚，晚上就在丁厝的村庄召开群众大会。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周边群众纷纷出动为省委机关和部队买米、买菜、买肉和买日用品。有些危险物资，如枪油和电池等，当地百姓就主动协助到外地购买。为了防止省委机关迁来的消息外泄，许多群众还日夜站岗放哨。

太阳山地处建阳书坊、莒口、麻沙的群山峻岭之中。为了方便城市来的同志，省委还在沿途设立了联络点。第一站是建阳麻沙镇里井巢保队副杨咕子家。前来学习的同志抵达杨咕子家后，再由省委警卫班的人员护送到黄岭接头户赖麻子家，然后再由专人直接送到太阳山。此外，还在麻沙开了一家旅馆，由翁赫贵负责，陈帮兴做招待员，作为来往同志的落脚处。1942年底，前来参加太阳山武夷干校第五期训练班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陆续到齐。当年八、九月间，太阳山的竹棚已搭好后，省委机关和自卫武装也相继迁上太阳山。

第五期武夷干校的创办

中共福建省委迁驻太阳山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培训一批善于在艰苦环境中独立活动的干部，省委在太阳山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以加强党性锻炼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训后，于1943年2月开办第五期武夷干校。除将各地区前来省委参加整风整训的干部留下参加学习外，还抽调了省内各地区的数十名工农干部和近30名在城市坚持秘密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到太阳山参加整风整训。

第五期武夷干校由曾镜冰亲自担任校长，王助为副校长。教育长为王一平，并成立临时党支部，左丰美任党支部书记。学员编成两个队，各地区来的工农干部编为一个队，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编成一个班。

第五期武夷干校学习的内容，一是形势，二是哲学，三是整风文件。先是学习当前形势，由曾镜冰作报告，对国际、国内及福建省内的军事形势，都进行了阐述。接着进行政治理论学习，重点学辩证唯物论，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发生、发展到灭亡”四个课程，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法则的教育。曾镜冰、王一平轮流主讲。在明确形势和掌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整风学习。学习的文件主要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项（英）、彭（国平）错误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以及省委先后两次发出的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

为了帮助学员学习，省委在太阳山还创办了《锻炼》和《学习》两个政治军事理论刊物，曾镜冰亲自为《锻炼》一刊撰写题为《论组织观念》的创刊词。《锻炼》每二、三天出版两版，内容有社论、新华社电讯、论文等。两个刊物除了刊登辅导学习的理论文章和个人学习心得以外，还时常登一些个人有感而发的诗词、歌曲、漫画等，内容丰富多彩，对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期武夷干校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还经常开展文体活动，使干校始终充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每天操练之余，总是三五成群或是整队高唱革命歌曲。

在武夷干校期间，省委书记曾镜冰还亲自谱写了《武夷颂》、《生活在武夷》等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尤其是《武夷颂》这首歌曲，激动人心，同志们把它当作校歌。

太阳山的整风整训和第五期武夷干校的开办，共培养了200多名干部，是福建党组织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戴面罩上课的干校

1943年初，因江西、浙江省委被叛徒出卖，相继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损失惨重。为了保护来自不同城市地下党秘密工作者的安全，在第五期武夷干校学习期间，城市班的28名学员，一律隐姓埋名。并将学员用数字一一编号。上课见面时，彼此称呼对方，均以数字代号相称。而且，上课时，每人均在头上戴着蓝布做成的面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不能互通情况。下课后，学员各自回到自个房间，由专人送饭。迄今还健在的年已93岁的张新民现是建阳一中的离休干部，尽管双目失明，但头脑思维仍十分清晰。当提起1942年冬天至1943年5月在太阳山学习时心情仍十分激动。他说：“我是1939年在建瓯加入共产党的。1941年由组织安排到驻扎在邵武二都的中共福建省委工作。1942年底，我接到通知，与几个同志集中到麻沙一处地下联络点，然后，由省委派人接送上太阳山。记得当时是张翼与我接头的。趁着夜色，摸黑进山。次日，我与27位从省内各地城市来的同志编成一个班。省委书记曾镜冰分别为每人亲自发放了一具蓝布制作的头套面罩，面罩只露出两眼和鼻孔，说是因江西、浙江省委被叛徒出卖，省委一度解体，损失惨重。为吸取教训，为了安全起见，学员之间，不得互通情况，不得称呼名字，一律用数字作为代号。”张老接着回忆说：“记得1号是庄征，2号是孟起，3号是张聪敏，4号是黄国璋，5号是李铁，6号是张翼，我是7号，15号是吴永松，16号是张树雄，但他没参加学习，因有任务下山了。这些同志因大多数在省委机关，故我认识。有的是后来见面才知道的。还有些同志，直到现在，还叫不来名字。由于在太阳山学习是近70年前的事了，能活到现在恐怕是没有几个人喽！”

张老还对我们说：“当年5月下山后，因省委南迁，使得我与组织联络中断。为了找到党组织，不知费了多少艰辛和危险。我与妻子吴丹华（1943年入党）先后辗转到闽南一带，一边找工作，一边找组织。还在1945年到台湾的新闻报刊社当编辑。因1949年5月间，有一位地下党同志认识我。为了掩护他，我让他在我家里住了几天，后因他被特务发现，使得从大陆逃到台湾的特务怀疑我是共产党，我便返回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我找到时任建阳县委书记的张翼。见到老战友，格外亲切。随后，我先后被安排到专署新华书店、建阳一中工作，直到离休。虽然在极‘左’思想的年代，曾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好在1984年，党组织为我平反了。使得我能安度晚年。”

第五期武夷干校原计划学习3个月，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向太阳山区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被迫提前一个月结束，学员分批下山，返回各自的地区工作。

太阳山上的艰苦岁月

由于敌人的封锁，太阳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学员们开会、上课，均坐在竹竿上，坐着不到半天，就感腰酸背疼。学员们睡在竹床上，铺的是竹叶和稻草。有几位学员睡在经砍伐后的竹林地上，没睡两天，就感背上有个东西顶在腰部，愈来愈严重而显得不舒服，后来趴到床下一看，是竹笋从地上蹿出来所致。学员们对干校的生活作了风趣的比喻，称其学习环境是“竹器时代”（所有生活设施都是竹制品，吃的菜也多是竹笋和笋干），把锅巴称为“饼干”，把米汤称为“牛奶”。追忆起在太阳山第五期武夷干校生活时的情景，张新民感慨万千。他说：“当年我们在太阳山上，生活十分艰苦。住在四面通风的竹棚里，吃的是竹笋、野菜，尤其是1943年3月，因国民党反动派进山围剿，省委组织学员分批下山撤离后，我与几位同志留下坚守，那段日子更为艰苦。在太阳山期间，有几个月都是饿肚子的。白天不能生火，得在夜里煮饭。遇到夏天，到了傍晚，将口袋里的米饭掏出来吃时，都全馊了。半斤米，要吃一天，因此，米饭馊了也得强忍吃下。经常没菜配饭，只有几粒盐巴将就下肚。有时，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地瓜、黄豆等，学员都自觉省省的吃。”接着，他话锋一转：“虽然，那时日子过得艰苦，但同志们的信念始终坚定，十分乐观。”

血腥的书坊大屠杀

1943年4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了对闽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攻，主要矛头是针对省委驻地———建阳书坊太阳山区。为了实现其“斩尽杀绝共产党”的罪恶目的，除了在书坊、水北、饶坝、贵溪的丁厝设置四个大碉堡外，还由闽保八团在那里常驻重兵，并在太阳山周围山头设置16个大瞭望台，妄图使我游击队无存身之地。为了支援游击队，书坊等地老区广大群众在顽固派实行“计口授粮”、“计口授盐”的困难日子里，仍然节衣缩食省下粮盐等必需物资，想方设法瞒过顽军的岗哨送给游击队，有的在土箕或粪桶底部放上粮盐，然后盖上草木灰或干粪，或者将粮盐装在竹筒内当作扁担挑肥料或秧苗下田，瞒过岗哨后，再送给游击队。在此期间，不少革命群众为了保护省委机关和游击队的生存和安全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省委机关和武装部队于1943年5月间，从太阳山分四路向外转移。

在国民党顽固派向太阳山区进行军事围攻的短时间内，在“移民并村”与“搜山”的过程中，太阳山区周围的34个村庄、70个笋厂，先后被夷为平地，有5000亩山林被烧成光山秃岭。

此外，敌人还对革命老区人民进行大屠杀。1943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有12人被集中杀害。

1943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在大搜捕时脱险的顺阳县委书记陈和盛，长驻顺阳县委协助工作的邵光建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何玉莲（已怀孕数月），在邵武朱坊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在多方利诱和严刑折磨之后，依然不能从他俩口中获悉省委的去向，便将他夫妻两人枪杀于朱坊牌坊边的河坝上。临刑前，陈和盛、何玉莲两位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体现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