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台湾抗日义勇队赵建平
70多年前，从武夷山走出了一支抗日队伍—“台湾抗日义勇队”。他们驰骋东南，和祖国人民一道，与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斗争，给国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
1938年5月，金厦相继失陷，福建省政府将留居在福州、漳州、泉州、晋江、连城、东山沿海台民433户，1535人（其中台童430多人、日妇3人），先后分四批送抵崇安安置，并成立了“台民垦殖所”，附设“台童教养所”，居住文庙、东峰街、赤石以及星村等地。政府还按照不同居住地点划定了“移垦区”，由省政府派员负责管理。所有膳食统由省府拨县转给，成年每口一角钱，儿童七分钱，以当时本县生活程度差可裹腹。后由于福建战事日渐吃紧，省府无暇顾及，旋令“在县境内自由谋生。”从此以后八年间，他们开荒赁地，艰难度日。
1938年11月，李友邦将军与张一之（原名张毕来）抵崇，调查解台民情况, 崇安县长刘超然召开欢迎台胞领袖大会。李友邦在欢迎会上用闽南话讲演。会后，与张一之回到福州，向省政府主席陈仪陈述台民情况和组建台湾义勇队的意图。获得陈仪支持。带着这一消息，李友邦又马上折返崇安，投入组织抗日义勇队的工作。
一支由台湾旅崇的近300人队伍组织起来了，并于1939年2月22日，首批“呈准参加”的108名“台湾抗日义勇队”队员在队长李友邦、指导员张一之的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离崇时，当地人民和留崇台胞开大会欢送。这只队伍中有的是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甚至祖孙三代一起上战场。台胞王逸客当时已经50多岁，除自己参加义勇队外，还动员4个子女一起参军，并分别替孩子们取了王正东、王正西、王正北、王正南新的名字，意在好儿女志在四方。对此，当时的《东南日报》《金华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福建民报》以及中央社等都相继作了“集中闽北崇安台胞参加祖国抗战，已组织义勇队队，不久当可出发前线”的报道。
1939年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江金华检查工作，听取张一之关于台湾抗日义勇队成立经过和存在问题的汇报。周恩来指出：一是，要充分运用国民党内部关系使该组织获得批准；二是，不暴露我党支持建立该组织的关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久就在义勇队内成立了以张一之为书记中共支部。从此，台湾抗日义勇队在党的指导下，活跃在闽、浙、赣、皖、苏，一时间名声大震。
为扩大影响，张一之创作了《台湾抗日义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贺绿汀分别为之谱曲。义勇队队员高唱战歌奋勇杀敌，其战歌声不绝如缕地回荡在祖国的山河之间……
台湾抗日义勇队是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队员中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掌握机械、药品等军需生产制造技术。由于战场炸药和药品用量巨大，1939年2月，经请示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同意，在崇安办起了樟脑制造厂，利用当地草药、香樟资源，生产制造炸药、医药原料的樟脑油，尔后，又在龙岩、浙江云和、丽水等地建设樟脑制造厂，这些战时所需的原料大多直接送往前线参战部队。
台湾抗日义勇队中还有执业医生70多人，在崇安办起了平民、健中、再生诊疗所。实行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就医免费或打折。不久，又在建阳、金华、衢州、兰溪开设了设有内科、外科、眼科、牙科、小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和皮肤科的“台湾医院”。他们不仅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救护，培训医务人员。还在城乡巡回义务看病、检查身体、普及种牛痘、教授现代医疗和卫生知识。因而也被当地民众亲热地称之为“台湾医生”。
由于台湾抗日义勇队员大多有在日本就学、工作和生活的特殊经历，深黯日军的心态。他们深入前线进行战地喊话、散发反战传单和张贴反战标语，收听日军广播、收集和分析敌伪情报、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调查敌占区经济政治情况，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台湾抗日义勇队还深入皖南前线救治新四军伤病员，多次将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送到皖南新四军，有的还直接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也多次接待了南来北往的新四军人员，掩护在皖南事变、赤石暴动中失散的新四军战士。
在台湾抗日义勇队中，少年团更是为人称道。他们大都在10至14岁之间，小的只有七八岁。他们先后创办了《台湾先锋》、《台湾壁报》等报纸和刊物，编排了独幕小剧《放下你的鞭子》、《为了大家》、《最后胜利》、《打杀汉奸》、《骑兵舞》、《军民祝捷》、《流亡三部曲》等节目深入军民中进行巡回演出，还通过写慰问信、讲演、话剧、歌舞、漫画、歌唱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儿童抗战团体。不仅如此，少年团积极参与教育和感化俘虏工作，在“和平村”中，用日语与日俘交谈，用闽南话与台俘交谈，进行反战宣传。当时有个叫作梅本原的日俘，知道他们是一群台湾少年时，既感惊奇又觉惭愧，表示要共同打倒日本军阀，并同少年团合影留念。战后，曾经在和平村生活过的日俘山谷端一回忆道“当局宽大为怀地爱护我们，教育我们，我们回忆过去的行为而感到战粟，使我们真正地把握住人生的意义。”可见，少年团虽人少但作用大，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40年6月至7月12日，少年团一行30多人回到了父母战时居住地崇安慰问，带来了前方抗日战况和抗战故事，报告了他们在前方的工作情况。6月26日在县城召开慰问大会, 会上,向县长献上“台胞之友”的锦旗，演出了小品、歌曲、舞蹈、相声等节目，市民和各界人士数千人观看了演出，6月27日还在县中学礼堂举办游艺会，和父老乡亲一起演出抗战曲目。7月3日，少年团员们游览武夷山，在武夷宫三清殿假山前合影留念，并在苍屏峰下留下“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的巨幅石刻，并落下了“台湾少年团到此一游”的款识，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台湾义勇队的爱国精神与抗战业绩引起了周恩来、郭沫若、孙科、陈立夫、于佑任、陈诚、谷正刚、邵力子、李济深、陈仪、黄绍竑等国共两党上层的密切关注。民主人士李济深为他们题词：“台湾先锋，民族战士，唤起国魂，驱除蛇豕。迪延平之光，雪马关之耻，恢复河山从兹始。”社会知名人士邵力子题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看彻底团结全民族。”郭沫若题了“发扬民族精神，争取自由平等”的题词，于右任也为他们题了“祖国精神”的题词。
可以这样说，台湾抗日义勇队是台湾唯一成建制的，在大陆参加抗战的队伍。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台湾同胞毅然选择与祖国在一起，将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义无反顾的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诠释“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坚强斗志，诠释“返归祖国”的坚定信念，诠释“台湾同胞不愿做亡国奴，愿为祖国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赤子情怀。在茫茫的神州大地上，他们矗立起了中华民族抗日史上又一座丰碑。
1995年9月，李友邦将军夫人严秀峰女士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后，专程飞抵武夷山，寻访故旧，凭吊遗踪。这位老人伫立在原台湾抗日义勇队驻地前，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不禁热泪盈眶，临别时留诗一首：
长忆当年抗日寇，少年壮志喜已酬。
振兴中华跨世纪，两岸同胞共携手。
70年后，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为纪念台湾义勇队同祖国人民一道抗战的历史功绩而题写了“同源同祖同文，连山连水连心”的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