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天启乱政中的首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光宗即位。光宗皇帝叫朱常洛，乃神宗的长子。神宗不喜欢他，迟迟不立为太子，是朝中的守正大臣拼尽全力“争国本”，才使他坐上太子宝座的。叶向高是朱常洛的老师，为巩固太子地位出了不少力。因此朱常洛对昔日的老师有很深的感激和依恋之情，一即位，就下诏召叶向高入朝辅政。

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就辞官还乡，在福建福清乡间过着悠闲的生活。这里没有政务的繁琐和纷扰，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有的只有故乡的山，故乡的水，还有故乡的人。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闲暇，他把大量时间花在游山玩水，访寺谈禅上，再就是在他的书屋里写他的《苍霞余草》诗集。光宗诏书刚下，京城又传来噩耗——命运多舛的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驾崩，成了金銮殿上的匆匆过客。光宗死后，时年十五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熹宗又下诏书征召叶向高。叶向高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上疏推辞，但熹宗一再下旨，催促他尽快入朝辅政。叶向高不敢再推辞，即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还朝。

在叶向高入朝之时，众多罢官赋闲的东林党和东林党支持者的官员也重返政坛，而且官居要职，形成“众正盈朝”的政局。当时，首辅是叶向高，次辅是刘一，吏部尚书是赵南星，礼部尚书是孙慎行……他们都是享有清誉的官员，天启新政似乎可以期待。然而熹宗是一个昏庸之君，他对乳母客氏和大宦官魏忠贤的信任超过朝中执政大臣。魏忠贤以客氏为后援，窃取权柄，擅作威福，诛杀异己，势力不断膨胀。一些贪图富贵的官员见风使舵，如蝇附臭地集结在魏忠贤的麾下。这样，明代历史上为祸最烈的魏忠贤阉党逐步形成。

东林党官员见阉党势力坐大，深为担忧。他们认为正邪不可同朝，如同冰炭不可同器。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要把败坏朝纲的魏忠贤及其党羽赶出朝廷。持此议最烈者，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杨涟为人正直，作风刚猛，东林友人把他比喻为“虎”。光宗临终前，他不过是七品给事中，竟然受顾命大臣之任，可谓旷古恩遇。为报先皇知遇之恩，辅佐幼主，他早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决心抢先向阉党发动进攻。为了这个理想，杨涟付出的何止是血的代价。

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下旬，魏忠贤办事失误，熹宗颇感恼怒，令他出宫，回到自己宅第思过。消息传到外廷，杨涟觉得这是弹劾魏忠贤的好机会，尽管有些好友不认可，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决定单独行动。杨涟写好奏疏，意欲第二天早朝面呈皇帝，给魏忠贤一个措手不及，不料却传来皇上免朝的消息。如此要事耽搁下来，万一被东厂特务打听到，让魏忠贤提前作准备，那自己就毫无胜算了。想到这里，杨涟心里犯难，只好按常规将奏疏投进会极门。但是，这种做法很不靠谱，实际上是把消息亲自传递给魏忠贤。因为自魏忠贤窃取权柄后，朝廷文书运转流程形成这样定例：每日申时后由会极门投进的实封文书，先送到文书房，由值班太监拆封阅览，并草拟评语，再送到乾清宫，由司礼监审阅，遇重大事件，则立刻报告魏忠贤，共同商量处理方案。

杨涟的奏疏很快就摆在魏忠贤面前，他让身边的小宦官念给他听，待小宦官战战兢兢念完，魏忠贤心中早就勾起一股邪火，恶狠狠地把奏疏往地上一摔，继而失声痛哭。原来杨涟在奏疏中罗列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要是从中随意挑中一款，按大明律论罪，都是万死莫赎的。杨涟动作如此之大，不由得魏忠贤不恐惧。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年街头的小混混，多年在权利场上摸爬滚打，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他马上镇定下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要做的事情，首先淡化奏疏给皇上造成印象。熹宗是个喜欢木匠活的皇帝，很少披阅奏章，总是由近侍为他念。于是，魏忠贤要司礼监王体乾把奏疏中重要情节隐瞒不读，同时嘱咐老相好客氏到场，不时插话，以混淆视听。待他们把戏做足，魏忠贤一路小跑，跪倒在御榻前，先是磕头如捣蒜，接着捶胸痛哭，请求辞掉职务以保老命。这时，身边的小宦官也纷纷凑上来，七嘴八舌地为大佬评功摆好。

熹宗望着伤心欲绝的魏忠贤，动了怜悯之情，心里想杨涟弄了这么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无非是要从自己身边赶走魏忠贤，可眼下这个老奴，对自己如此忠顺，要是让他撂担子，自己生活岂不失去情趣。于是，他决心以自己权力保护魏忠贤。

不久，一道上谕由宫中发出，要魏忠贤安心供职。接着,又传出一道为魏忠贤开脱罪责，切责杨涟的圣旨。圣旨一出，群情激愤，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往宫里，但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杨涟等官员碰了冷钉子，只好等待早朝机会再面奏。阉党官员探听到风声，将消息报告魏忠贤。于是魏忠贤哄熹宗玩乐，愣是三天不上朝，以便从容布置。第四天，熹宗临朝，朝臣排班朝参，举目一看，皇上侍卫森严，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手执武器，凶神恶煞地瞪着杨涟等人。杨涟虽然心雄胆壮，也不免感到阵阵寒意袭来。御前宦官口传圣谕：“诸臣不许擅自奏事。”杨涟见事不可为，只好喟然而退。

叶向高同情东林党，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但他的治国理念与激进的东林党人不尽相同。他喜欢和衷共济，把调停奉为原则，平时总是用他那一套的柔术化解各派人物矛盾。在这方面，他有成功的范例：东林党官员文震孟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欲加害文震孟。叶向高听到消息，找到魏忠贤，轻声说：“文震孟乃文天祥后裔。文丞相节义千秋，祠庙遍布各地，公公此举，恐遭天谴。”魏忠贤虽然蛮横，但很迷信，听叶向高这么一说，不禁悚然，立马收手。文震孟拜叶向高所赐，躲过这一劫。

杨涟上疏的事件，在叶向高看来，完全是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的感情冲动，必然导致内廷与外廷的对立，使他这个内阁首辅丧失主导权，而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更为恼火的是，上疏前，杨涟曾和好几个人商量，却不向他这个首辅打声招呼。既然他们不信任自己，那他何必把自己政治生命和他们拴在一起。于是，叶向高干脆在家泡病，装作不知。这时，杨涟扛不住了，带领一帮官员，来到叶向高府邸，慷慨激昂、陈说大义，恳求叶向高面奏皇上，铲除魏忠贤。叶向高深知熹宗极其宠信魏忠贤，非自己几句话就能动摇的，便漠然地对杨涟说：“我老了，不惜以身报国，皇上若不听我的话，公等将置身何地呢。”杨涟无言以对，悻悻告退。叶向高虽然对杨涟不满，但身为首辅，终究不能不说话，况且事情又过了十多天，只好勉为其难充当调停角色。

六月十一日，内阁大臣联合上奏一本，叶向高第一个署名。疏文盛赞魏忠贤忠诚勤劳，然后笔锋一转，建议皇上安排魏忠贤归养私第，“远势避嫌”。这道奏疏自然是叶向高起草的，按照他平时的思维方式，既不想得罪倒魏大臣，也不想得罪魏忠贤，用左右弥缝的方式化解紧张的朝局。然而，时过境迁，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如果在东林党人发难前，魏忠贤见了此疏，顶多是轻蔑一笑，如今见了，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想这个老滑头想用软刀子杀我，比杨涟更可恶！于是魏忠贤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一面令阉党官员起草诏书切责叶向高，一面加紧寻找机会搞掉叶向高。

京都发生一件案子，为魏忠贤迫害叶向高提供了一个机会。福清籍御史林汝翥，巡视京城，发现宦官曹进、傅国兴插手民间案件，私闯民宅，劫掠民财，便将曹、傅逮捕，处以笞刑。曹、傅受笞，心有不甘，便到司礼监哭诉。魏忠贤见宦官受到外人责打，脸上挂不住，又听人说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喜出望外，意欲借这个事件整倒叶向高。于是，魏忠贤到熹宗那儿，奏称御史林汝翥目无皇上，无故擅笞宦官。熹宗大怒，下旨杖责林汝翥一百下，再削籍为民。林汝翥担心落入宦官之手，小命不保，深夜翻墙出逃。魏忠贤便以叶向高有窝藏林汝翥嫌疑为借口，派锦衣卫士兵将叶府团团围住。

连日来，叶向高闭门谢客，不问政事，忽闻自己府邸被围，感到震惊与悲愤。他自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以来，已在官场度过四十余个春秋，先后两次入阁执掌政务。从福清乡间布衣做到内阁首辅，应该说富贵已极，此生满足，但个中的忧惧心酸，谁能体味。万历年间，朝政日非，他不断指陈弊政，希望有所匡正。但是，对于神宗皇帝来说，则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朝臣又分为几派，不以国事为重，成天打口水仗，互相攻讦。他深知首辅如果得不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则什么事也办不成。于是，他在万历四十二年，主动辞职，回归故里，享受林间泉下乡野的情趣。然而，他不是老庄的信徒，而是孔孟的追随者，皇帝的几道诏书，又把他召唤到京城。

天启初年，朝政基本为东林党人掌权，整个局势说起来还可以，但宫中的魏忠贤已经崛起。在这种形势下，他极力调停、弥缝外廷与内廷的关系，使政局稳定下来。不料，杨涟贸然出击，打破他的幻想，也把他这个首辅推到风口浪尖。如今首辅府邸被包围，使他彻底明白自己这个首辅的真正地位和目前的处境。于是，他不再心存幻想，决意永远离开令他难堪、悲愤的京城，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呈上他一生中最后一道奏疏，沉痛地说：“中宫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熹宗也觉得宦官擅围首辅府邸，有失体统，下令宦官立即撤走。但是，他对叶向高的辞职不作挽留，派人护送他还乡。

叶向高走了，魏忠贤要做的事情，无人可以阻挡，以忠君报国相标榜的东林党人，成为他刀下的鱼肉，任其宰割。天启五年（1625年），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罹难诏狱。他们不是绑赴西市，“砍头成一快”，而是被打得肉腐筋断，受尽折磨而惨死。尔后，朝中所有的东林党人，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罢黜。阉党还编写一本叫“点将录”的小册子，按梁山一百零八将形式，将东林党人一一罗列，加以迫害。叶向高被视为东林党魁，名登“及时雨”高位。所幸，熹宗还有一点理智，对叶向高加以保护。叶向高呆在老家，心中忧愤，身体也每况愈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叶向高走完他的人生历程。同年同月，熹宗皇帝也结束了他的短暂人生，那“主荒政谬”的天启乱局也随之收场。此时，大明朝元气消耗殆尽，离它寿终正寝之日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