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起义飞向延安的机组

“八路军有飞机了!”这个消息传遍延河两岸。住在黄河边上的老乡，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自己的飞机”。那是1945年8月下旬，汪伪空军黄哲夫等机组人员驾着起义的飞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共产党有了第一驾飞机。

黄哲夫等机组人员驾机起义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一

1945年3月，在南京的一座寓所里，两位身着汪伪空军军官服装的青年飞行员正在密议寻找共产党、新四军的事。一位是黄哲夫(系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另一位是周致和(系汪伪空军少校飞行员)。这两位莫逆之交的好朋友，有着共同的思想苦闷：那就是日伪即将败亡，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奔国民党，那是他们不愿意的，因为他们都在国民党空军干过，知道国民党内部黑暗腐败；二是到延安去，可是到延安如何去法?他们正处于彷徨境地。一次偶然事件的发生如同催化剂，加速了他们对前途的抉择。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黄哲夫不满长官的腐败，同上校副总队长彭鹏吵了一架,而遭到一周的禁闭。后经调解，给了一个停止飞行一周的处分。不久，彭鹏又以“思想不良”的罪名开除了黄哲夫。黄哲夫只得托人在蚌埠东面的临淮关税务所找了个工作，暂作栖身之地，但他仍然志在蓝天。为此，黄哲夫来到周致和家中，再一次商量飞往延安的事。两人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继续留在南京汪伪空军中待机行事。此后，黄哲夫四处奔波，试着寻找有关共产党的线索。一次，在上海福州路，他偶然发现一家出售苏联《时代》杂志的书店。心想：你卖苏联杂志，准知道中共的人在哪里。“还有旧的《时代》杂志吗?我想配套。”黄哲夫本想借口买旧杂志，同营业员多攀谈攀谈，以便找到共产党、新四军的线索。可营业员态度非常冷淡：“没有，早就卖完了。”黄哲夫碰了钉子，但并不灰心。他继续奔走在上海与南京之间，还到过安徽省的五河县等地，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

在黄哲夫寻找共产党的同时，周致和又联络了汪伪空军少将、扬州机场空军司令白景丰和常州伪中央航校教务主任何健生及其他飞行员，一同加入了准备起义的行列。白景丰曾在法国学习飞行，有爱国思想。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迫使他迅速地表明脱离汪伪政权、投奔光明的态度。白景丰有飞机，有机场，有队友。有他参加起义，起飞时的风险就小得多，这也是周致和、何健生所希望的。

二

6月底的一天，周致和对黄哲夫说：“今天在夫子庙凤凰餐厅，碰到从重庆八大队回家的轰炸员秦传家，他说在他的老家安徽宣城一带有新四军活动。可以去宣城试试。”黄哲夫和秦传家化装成商人，赶到宣城东南的孙家埠，找了一个靠公路的茶馆歇息。“四哥几时来呀?”操着当地的口音，用当地群众对新四军的亲切称呼对迎面走来的茶馆老板问道。老板随口答道：“快来了，就在公路那边。”

大约半小时后，果然几个穿便衣的带枪人来到公路边开始收税。黄哲夫喜出望外，忙走上前去，说明来意。几个人见他言辞诚恳，似有大事，税也不收了，把他俩带进附近村中的一间屋子里。3个月的艰苦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夜幕降临时，收税的带他们上山见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彭欢迎黄哲夫组织汪伪空军驾机起义，同时宣传了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然后说：这是件大事，应到苏浙军区所在地长兴去，同领导人当面谈谈。

彭海涛派人护送黄哲夫通过日伪密布的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山区。粟裕司令员接见了黄哲夫，并把黄哲夫组织驾机起义的情况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对黄哲夫说：回去以后，要继续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伺机而动。还特别交代，扬州城外杨家庙的程明作为联络人，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联系，请他们协助。粟裕司令员还要黄哲夫取个代号，以便联系。黄哲夫想了想：“那就叫于飞吧!”他说，“这个名字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黄哲夫回到南京不久，即寻机赶往扬州。他穿着汪伪空军服，脚蹬大皮靴，来到扬州城外新四军的边沿地区杨家庙。在一家事先约定的茶馆，黄哲夫轻声吩咐茶房：“我找一个叫程明的人。”茶房似有领悟，立即让人领他到另一处地方。

程明，中共甘泉县县委书记兼任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甘泉支队政委。黄哲夫向他说明来意，程明同黄哲夫详细地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希望他们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到解放区，并告知了在扬州城内城外的联系方法。由此，起义的准备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三

黄哲夫带着粟裕司令员的指示和程明的具体办法，赶回南京。在珠江饭店同周致和、白景丰、何健生以及飞行员吉翔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飞往延安的计划，并研究了争取更多的飞机和人员去解放区。会议确定：起义地点一是南京，二是扬州；由周致和负责驾机，黄哲夫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和领航，并当副驾驶；何健生负责制定飞延安的航行计划、组织地勤人员和起义人员家属撤往解放区。

8月19日，周致和接到送伪湖北省主席叶蓬从南京回武汉的命令，飞机是伪南京政府的两架专机之一的“建国”号。这是一架日本九九式双发动机运输机，装油多，续航时间长，正是远距离飞行的好飞机。获悉这一情况后，周致和等人认为时机成熟，决定采取起义行动。黄哲夫用于飞的名字起草了“日内有飞机来延安，万勿误作敌机”的电报，请程明转发延安。

周致和完成送叶蓬的任务后，当日即从武汉返航扬州。何健生立即通知他：“黄哲夫在机场附近等你”，并告诉他形势紧张，在南京开会的白景丰、吉翔不到扬州来了，“你们空中先走，我们会同白景丰、吉翔从陆路立即跟上。”当晚10点左右，他们又在扬州新胜街绿扬旅社8号房间进一步研究了从扬州飞至延安的航线图，为起飞作了最后的准备。何健生特别叮嘱周致和注意避开航线走廊中的日军防空设施。

8月20日天刚放亮，黄哲夫、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6人驾驶“建国号”从扬州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北方向飞去。

四

飞机越过黄河，浮云散尽，晴空万里。地面没有人为他们导航，机组人员全靠罗盘和航空地图，参照预先绘制的地形、地标图航行。飞机飞临山西陕西接壤的风陵渡，洛河水的波光在西北方闪烁。黄哲夫看看机翼下的洛河，果断地说：“沿洛河北飞，飞过洛川，就是延安，宝塔山就是我们的目标。”果然，片刻之间，他们看到了延河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巍峨的宝塔山就在前方。

当天下午两点许，飞机在延安机场安全着陆。来迎接起义人员的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单江和王参谋。接着，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常乾坤、王弼也来看望了机组人员。第二天晚上，朱德、叶剑英，还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宴请了机组人员。朱总司令详细地询问了起义经过，欢迎志士们的正义行动，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而后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隔日，延安召开军民大会，总部命令“建国号”在会场上空绕场一周，作超低空飞行撒传单。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登机前，在机场接见了起义机组人员。

在黄哲夫等人飞抵延安后，《解放日报》记者曾对机组人员进行了采访，但黄哲夫等人当时表示：“由于尚有一部分人员将从地面过来，为了他们的安全，请不要对外发表。”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投奔革命的第一架飞机起义的详细情况，一直鲜为人知。五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去东北开展工作，乘“建国号”从延安飞往张家口。驾“建国号”起义的志士，同时奉命去东北筹建我军第一航空学校。于是，原班人马驾驶这架飞机，告别延安进入东北，开始新的生活。未能搭上8月20日起义飞机的部分人员：何健生、白景丰(后改名为白起)、吉翔、陈静山、秦传家和家属等共20余人，10月份从江苏出发，于1945年底至1946年初，先后到达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为了纪念新生命的开始，黄哲夫、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分别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依次是于飞、蔡云翔、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