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香港

1927年1月，鲁迅毅然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应聘奔赴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随同前往，并任助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做教务和生活方面的事情。在广州那一段时间，鲁迅多次站在中山大学教学楼的房顶，向着遥遥相隔的香港望，突然萌发了去香港的念头。

1927年2月18日。鲁迅终于来到了香港。这次鲁迅是以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应香港《中华民报》总编辑、香港大学的黄新彦博士，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之邀访港并作讲演。陪同鲁迅前往香港的有许广平、叶少泉、苏秋宝和申君。

鲁迅一行5人到达香港后下榻于香港青年会。2月18日晚上9点，鲁迅在香港荷李活道必列者士街五十一号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进行讲演，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当时的香港，是一个受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也是一个畸形的都市，一方面是近似西洋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弥漫着尊孔的空气。

鲁迅敏感地意识到，香港的统治者是想借尊孔读经，利用僵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强化其殖民统治，必须戳穿殖民者的政治阴谋。于是，鲁迅在演讲中说：“中国现在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所以成了‘无声的中国’。”鲁迅又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说到这里，鲁迅风趣地打比方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的演讲获得了一次次掌声。鲁迅高声地呐喊：“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鲁迅的第二次演讲是在19日下午，那一天下起了大雨，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香港青年冒雨前往聆听鲁迅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老调子已经唱完》。他在开场时说：“什么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呢?”“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

鲁迅的开场白一下子让全场的听众安静了下来。鲁迅接着演讲：“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鲁迅先生举例说：“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指中原汉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因此元朝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鲁迅指出，他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的民族。他在演讲中分析道：“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鲁迅越说越激动，干脆脱掉了大衣，高声地说：“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在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了。”

鲁迅这次香港之行的讲演对香港文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香港舆论指出：“鲁迅的讲演，对香港青年而言不啻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教育。鲁迅关于香港问题的言论，犹如直刺香港陈腐的旧文化的匕首和投枪，在文坛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对香港新文学的发轫是有力的推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许多新文化工作者频繁地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上海与香港之间，香港书市开始大量销售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刊，新文化的火种在香港传播开来了。”

1927年2月20日早晨，成千上万的香港青年到码头为鲁迅一行送行，当天午后，鲁迅回到了广州中山大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逆风很快刮到广州。4月15日，广州开始了大逮捕，中山大学的一批革命学生和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包括毕磊。

鲁迅得信，十分愤怒和焦急，他在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紧急会议上严词抗议，并大声呼吁校方营救被捕学生，可是以朱家骅为首校方拒绝这一正义要求，鲁迅愤怒地退出了会场。鲁迅看透了校方的软弱无能，便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前往收容被捕青年的南关戏院慰问并捐款。在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和毕磊等学生被杀害后，鲁迅决绝地宣布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决定离开广州。他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这里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登上了太古公司“山东轮”，下午从广州起航去上海。9月28日途经香港时，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检查员手执铁签到鲁迅所坐的舱内“查关”。

鲁迅携带16只书箱和衣箱，其中10只书箱放在统舱里。他们先检查统舱里的书箱，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将包纸撕破，乱翻搅一通。鲁迅实在忍不住了，说：“可以不看吗？”

检查员低声说要10元钱才可以不检查。鲁迅还价二元，检查员不答应。结果打开了8只书箱，弄得乱七八糟。接着，又到鲁迅的舱房检查衣箱，这次的破坏更加严重，鱼肝油的纸盒被撕破，铁签在茶叶罐上戳了一个又一个洞。鲁迅只得硬了头皮把一包十元整封的角子递给了检查员，这才“皇恩大赦”。入港所经历的检查，给了鲁迅铭刻于心的影响。

鲁迅在后来的撰文中说：“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每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不一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后，他写过不少关乎香港的文章，其中有《略谈香港》、《谈“激烈”》、《再谈香港》、《三闲集·序言》、《匪笔三篇》、《述香港恭祝圣诞》、《“行路难”按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