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始末

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两人紧密合作，统领十九路军誓死保卫大上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特别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撰文，叙述了全过程，具有特别的意义，蒋介石对此却大为愤怒，死令十九路军离开上海入闽，围剿共产党的中央苏区，实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

民国21年（1932年）9月20日，蒋光鼐同蔡廷锴乘荷兰支沙丹泥船顺利到达福州，蒋光鼐就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接着开始了许多艰难困苦的工作。12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组福建省政府，蔡廷锴取代蒋光鼐任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改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目的是要挑拨蒋光鼐和蔡廷锴间的矛盾。但蒋光鼐不吃这一套。12月23日联合蔡廷锴，并下了最大的决心，把闽南大土匪陈国辉枪毙了，为福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民国22年（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又在驻山海关的日军配合下，向山海关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激战三天之后，山海关沦陷。2月2日，鉴于形势的严峻，福建、广东、广西三省组成西南国防委员会，通过《粤桂闽三省联防约章草案》。5月25日，蒋光鼐、蔡廷锴以十九路军为基础，联合发表《反对与日妥协通电》，表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抗日的决心和态度。但蒋介石则来电，横加斥责。这一年的夏天，蔡廷锴在厦门查获一笔从南京用化名汇给十九路军上年送入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学员的津贴费用。蔡廷锴觉得有异，遂下令逮捕收款的黄汉光等人。据黄交代，蒋介石早已布置颠覆十九路军。军官训练班学员多数已“洗脑”，加入了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组织，在拥护领袖，复兴中华民族；抗日必先“剿共”；谁敢违抗领袖、反对政府就要受制裁的纪律下，皆已接受具体任务。他们供认：暗杀蒋光鼐、蔡廷锴是首要任务。于是，蒋光鼐和蔡廷锴都十分紧张，认真再查一查，福建省政府里也有许多行动鬼祟、面目可疑的人，诸如高登艇、郑贞文、林知渊、孙希文等。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暗杀，蔡廷锴以牙还牙，首先在十九路军内部秘密成立改造社，其任务是秘密防范蒋介石派人暗中渗入策划军队叛变，并防范蓝衣社特务打入内部分化瓦解的作用。同时针对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培植亲信的惯用手段，对十九路军中所有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中毕业的军官进行调查。其中团长以上被调查的军官就有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汤毅生等等，据《黄琪翔传》说，“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家中装有秘密电台，与蒋介石联系，因而闽方军事动态，蒋介石了如指掌。“至于团长以下受到调查的更有两百多人。其中情节严重的数十人，查实后即行秘密处死。至此，蔡廷锴离蒋介石愈来愈远了。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说：“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蒋光鼐首先赞成。他对蔡廷锴说：“我们应当迅速响应。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我们必须尽快和中共建立联系”。他们写好了亲笔信，特派陈铭枢的幕僚陈公培秘密潜入水口苏区，会见了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接着，又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前往中央苏区，受到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的热烈欢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徐名鸿进行谈判。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十九路军第一次把“反蒋”公开地摆到了议事的日程上来。于是，十九路军取消经济封锁，向苏区供应食盐、布匹等物资、福建政府也颁布大赦令，分批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152人。

在香港的陈铭枢和李济深都认为，福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对抗蒋介石另立新政府的条件，遂决定在香港李济深家中先召开会议，进行发动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徐谦、黄琪翔、章伯钧、余心清、软墨林等人。陈铭枢首先在会上说明，要中华民族生存，非抗日不可；要抗日，非打倒蒋介石卖国政权不可；要打倒蒋政权，非有革命精神不可。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有所迟误。会上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不举人民革命的旗帜，以便积聚反蒋力量；有人主张先埋头训练人才，从改造旧军队和革新福建政治入手，作长期斗争的准备；有人认为各党各派联合反蒋，有号召力量，通电一出，蒋介石就会下野；从福建来的人则认为十九路军下层官兵和当地老百姓抗日反蒋情绪非常高涨，不可压抑，催促香港方面从速派人赴闽领导。

蒋光鼐没有说多少话。会议结束后他即离港反闽，急电蔡廷锴，请他火速赶到福州商谈要事。这时候蔡廷锴还留守在漳州。以后他回忆说：“我看蒋光鼐既如此，我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搞起来只有失败，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随即召集各师长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蒋光鼐回福州就紧张地在布置工作。他让警卫长先把乌山的房子打扫干净，第一个接待的就是铁军名将叶挺将军。叶将军表示：你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乌山的房子便是蒋光鼐的福建省主席公馆，称“乌山公馆”，接着先后到“乌山公馆”来的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人物，诸如：梅龚彬、程希孟、胡秋原、王礼锡、章伯钧、张文、张村、麦朝枢、舒宗鎏、尹时中、彭泽湘、余心情、陈友仁、徐谦、陈铭枢、黄琪翔、李济深、李章达、何公敢、戴戟等等。1933年11月15日，蒋介石在江西的庐山，得到福建方面的情报，赶忙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上庐山。蒋光鼐担心地说：“贤初，你此刻去庐山，自投罗网啊！”蔡廷锴说：“我是不会上当的。”随即吩咐手下：给我把飞机扣下，命令空军刘植炎队长把徐康良（蒋介石飞机驾驶员）看管起来！

11月18日，由陈铭枢提议在鼓山喝水岩召开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其他主要策划者的紧急秘密会议，地址在喝水岩龙源阁。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将光鼐、陈友仁、黄琪翔、徐谦、李章达及十九路军各军军长、总参谋长等十余人。会议从上午一直延续到深夜，在发难时间上争论不休。

蔡廷锴在会上表示要把发难时间往后推迟一两个月。现由是：一、十九路军不少将官态度还十分暧昧，除了大部分对事变保持缄默外，有的甚至公开反对；二、部队尚未调集，防备尚未调整；三、杂牌军没有就范，内奸特务尚未肃清；四、两广不支持；五、蒋介石已有觉察。等等。蔡廷锴还说，不急于公开树旗倒蒋，以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造成不利的局面。利用一两个月时间，就有一定的时间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陈铭枢等却认为目前是举旗发难的最后时机，因为蒋介石的部队主要集中在江西、华北、津浦方面，尤其是在江西，集中了他主力嫡系部队进行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时抽不出人来。能抽调入闽的部队至多不过二三万人。陈铭枢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过高估计十九路军的军事力量和自己的政治影响，认为蒋介石七八年来的政治已弄得天怨人怒，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只要十九路军一发难，树起义旗，必然会得到西南、西北、华东、华北等地的响应。他还认为十九路军一个师可以抵挡蒋介石的二三个师，加之十九路军与红军已有协定。有红军的配合，蒋介石就是调十个师入闽，也同样不堪一击。最后陈铭枢表示：十九路军是为了反蒋抗日，即使失败了，也是光荣的。因此，决心用拼命的精神发动事变，十九路军的胜败存亡在所不惜。

会上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与会者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陈铭枢颇为激动，他认为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语：拼命)。”他说，若以再拖延，那只好把他押送南京去邀功吧!蔡廷锴等提出：趁京沪一带蒋介石的兵力相对比较薄弱之机，十九路军先偃旗息鼓，从闽北突进，攻打浙江：一举占领杭州，再沿京沪国道直逼南京，到那时再打出义旗，宣布反蒋抗日。但见陈铭枢的态度激进，蔡廷锴觉得事已至此，明知事变难以成功，也只得同意即刻发难，毅然表示统率十九路军，誓作新政府的坚强后盾。

会议统一意见后，决定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反蒋举事。接着讨论有关废弃青天白日党国旗及有关军事、财政等问题，讨论了由陈铭枢智囊团、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胡秋原等拟定的宣言、政纲等等。

1933年11月20日，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福州南校场举行，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学生、商人、人力车夫等，手持着彩色的小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参加会议。大会的主席台设在广场的两端，上面挂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横幅。坐在主席台上的有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陈友仁和冯玉样的代表余心清等，陈铭枢因患重感冒未能出席。此外参加大会的还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和华侨的代表100多人、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十九路军驻福州部队七十八师官兵及福州各界民众几万人。福州名流、海军耆将萨镇冰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前，十九路军新筹建的空军飞机在低空盘旋，井作特技表演，引来—阵阵的掌声和口号声。9时40分，由福州市公安局长邱国珍宣布开会。黄琪翔被推为主席团总主席，并致开幕词，之后又由他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萨镇冰、何公敢、李济深、蔡廷锴等13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案》和《制定新国旗案》。新国旗由欧阳予倩设计：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红色代表工人，蓝色代表农民，黄色表示正大光明、壮丽严肃，五星表示生产人民大联合）。随即举行升旗典礼，在场的十九路军战士当即摘下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扔在地上。于是口号声响彻云霄。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天晚8时在十九路军总部召开主席团会议，议决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一九三三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取消《总理遗嘱》和“总理纪念周”，推李济深为共和国主席。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后改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为政府委员。

22日上午9时，新政府在福建省政府礼堂就职，梅龚彬代表主席团向李济深授印，李济深当即发表宣誓演说。至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历史上简称为“福建人民政府”。新政府立即发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新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三会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两部是：外交部、财政部；一院是最高法院；一局是国家保卫局，分别由李济深、余心清、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徐谦、李章达等担任正职。人民政府将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兴泉、汀漳、延建等四省，分别由何公敢、戴戟、许友超、萨镇冰等担任省长。人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成立宣言》、《对外宣言》、《最低政纲十八条》，《告全国武装同志书》、《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建立全国生产人民政权案》、《第二次宣言》等重要文告。同时由陈铭枢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停止对红军的第五次大围剿，发布《讨逆令》，抽调进攻红军的部队入闽，残酷镇压“福建叛变”。1934年1月4日，蒋军在古田、延平两地同时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延平、水口两地仅在一天之内就失守。古田又被张治中部所包围。张写信劝降，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拿了下来。为保全十九路军的力量，蔡廷锴建议暂时撤退到闽南去。于是，1月1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停止办公，迁都漳平。蒋光鼐、李济深等“闽变”领导人先到泉州，再到龙岩，又乘飞机到汕头，向广东的陈济棠借道进入香港；陈铭枢、黄琪翔、何公敢等则化装潜入广东，然后也辗转到了香港。蔡廷锴在泉州第二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有计划的抵抗已经不容易，为了保存力量，希望部队分路西进闽西；如不愿意西进，则由各军长自己决定，并宣布由毛维寿代理指挥全军。1934年1月21日下午，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十九路军各军军长联名通电称：“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除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至此，成立仅54天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全部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深情地对蒋光鼐说：“没有你们那时的人民政府，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周恩来总理也说：“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福建事变是反蒋的一面光辉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