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3 16:1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骆晓云

左宗棠的三次“拍案而起”


左宗棠                     湖南柳庄故居

左宗棠,清代“同治中兴”名臣,史学家常把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列加以研究。当然,也有人认为,曾、李是卖国贼,左是爱国将领,不能混为一谈。我不是史学界人士,无意加入对他们的定性定名的辩析,只是对左宗棠的处事、为人、做官十分敬佩,尤其推崇他在中华民族利益大是大非面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的风骨。

一是,当左宗棠还是一介布衣时,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得罪了洋人,洋人用武力相威胁,清廷害怕了,把责任往林则徐身上推,并撤销他的职务,改用投降分子琦善之流,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割地赔款。舆论为之哗然,身居要职的曾国藩却说:“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诸,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左宗棠虽人微言轻,但他依然“拍案而起”,说:“英夷率数十艇之众竟战胜我,我如卑辞求和,遂使西人具有轻中国之心,相率效尤而起,其将何以应之?须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他痛斥琦善“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至此。”他利用朋友关系,四处联络,推动参劾投降派。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朝廷不得不撤掉琦善,重新启用了林则徐。

二是,1870年,天津屡次发生洋人勾结痞棍拐卖中国儿童事件,因事涉教堂,天津民众前往教堂论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气急败坏,闯进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枪击通商大臣,并打伤随从一人。群众怒不可遏,丰大业被“群殴毙命”,教堂亦被烧毁。法国便照会总理衙门,以武力相恫吓。曾国藩负责处理此事,他揣摩清廷的意图,权衡自己的仕途及名声,一怕洋人来打,二怕民众起来造反,便下令迅速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当他抓不到所谓凶犯时,便胡乱抓人,然后刑讯逼供,杀了十多个人,流放了二十多个人,再赔上数十万银两,终于使法国人得以解气。左宗棠则不同,他闻讯后,火冒三丈,大骂曾国藩媚外卖国,草菅人命,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外交。他指出,洋人与华构衅,每多挟持大吏,利用中国官府去对付华民,“张皇夷性,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当时,曾国藩可谓位高权重,深得清廷倚重,汉人第一大臣,谁敢抵碰?而左宗棠敢,他拍案而起,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这与当时的世风格格不入,显得颇有“骨气”。

三是,1867年,外国列强为了肢解中国,扶植其走狗阿古柏,入侵我国新疆,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清新疆大臣金相印背叛祖国,引狼入室,为人所不齿。阿古柏匪帮横征暴敛,诛求无度,新疆人民受苦受难。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从派系利益出发,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要“力保和局”,并把用兵新疆的钱饷“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不顾年迈,又一次拍案而起,他怒斥李鸿章的以门阀利益而不顾大局的卖国论点,指出:新疆必须收复,如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尔后,他又亲率大军,抬着棺材,口嚼红薯,徒步千里,征战于天山南北。他精心谋划,率几万军队,在当地维吾尔族民团的配合下,终于全歼阿古柏匪徒,为国家、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有趣的是,缘于新疆大捷,史学界不少人把左宗棠说成是一个爱国将领,却不知他多年来却是个师爷。只不过,在用兵上他足智多谋,“缓进激战”,从而奠定了新疆军事上胜利的基础。同时,他又一路种树,开垦农田,种植稻米,挖坎儿井,于国于民,大有利益。新疆大捷后,又建议朝廷开置行省,恢复生产,改良田粮制度。由此而见,他又是个卓越的政治家。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于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却因卖国求荣,屡遭左的口诛笔伐,致使二人交恶几十年。但当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在外交上与列强抗衡时,左宗棠亲率大军,陈兵压境,为曾纪泽推翻原订的卖国条约、重新收复失地充当坚强后盾。之后又与曾纪泽结成爱国派的同盟。左宗棠这种不因人而事,而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