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岁”王安石 杰出改革家
楚 欣
王安石
北宋年间，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所谓“变法”，按照时下的话说，即“改革创新”。因此，称王安石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改革家并不为过。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人称“王荆公”，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生于临川（现属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今年（2021年），恰逢其诞生一千周年。
这位改革家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属文动笔如飞”，“见者皆服其精妙”，连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都“为之延誉”。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放弃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知鄞县。在职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皇祐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希望朝廷褒奖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却婉拒。欧阳修举荐其为谏官，他又以祖母年高需照顾为由推辞。后来，欧阳修说王安石“须禄养”，朝廷即任命他为群牧判官，知常州。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声誉日隆。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呈递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疏中，他总结多年从政的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根源是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途径则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实行变法。宋仁宗看了万言书，了无兴趣，自然没有采纳。
其后，王安石任职于集贤院，“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审查京城刑狱案件）。当时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因母亲病逝，辞官回江宁守丧。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其赴京任职，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新君早有强国雪耻的愿望，又久闻王安石之名，便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受到神宗召见时，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希望圣上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这一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1069年），出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变风俗、立法度”，神宗皇帝极表赞同。并根据王安石的建议，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升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主要内容有三：一、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富国），实施“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法、保马、方田诸法；二、军政方面的改革（强兵），实施置将法、保甲法；三、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改革（培养和选拔人才），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对于变法，王安石充满信心，写下了辞旧迎新的七绝《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坚信“新桃”（寓意新法），一定会取代“旧符”（指旧制）。
然而，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拥护与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许多官员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离开朝廷。特别是，先前曾夸赞王安石“负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能进，不能退”的好友司马光，接连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了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并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们尚且争议纷纷，老百姓受到蛊惑并不奇怪。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满面愁容，欲除去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是自然现象，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福建福清人）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此时的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便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重新回朝，即借办理郑侠案件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然而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因年纪太小（10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早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除了教育和科举的部分，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变法失败，让王安石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这从他给女儿（嫁给福建浦城姻家吴充之子吴安特为妻）寄《楞华经》及一首诗的行为可以看出。诗云：“青灯一点映窗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幻梦，世间唯有妙莲花。”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纵观王安石的生平，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创作的成就也很高，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如《伤仲永》，告诫人们不可单纯依靠资质而放松学习，否则将一事无成。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的诗，风格含蓄深沉。除了上面提到的《元日》外，《明妃曲》、《梅花》、《泊船瓜州》等，也得到广泛流传。其中“意态由来画不成”、“人生失意无南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名句、可谓风靡古今。
当然，评论王安石，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政治方面的表现。他之所以要变法，根本目的在于想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力量，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为此，他以“三不足”的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强力推行。应该说，实施15年，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都收到了积极效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势。特别是在财粮上，熙、丰年间，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的盛况（见《宋史·安焘传》）。新法之所以最终被废，究其原因，并非本身有什么大错，而是保守派的反对，以及某些做法欠妥，用人不当等。
历史上，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看法严重分歧。南宋至清末，除了有个别赞赏“荆公之举，国家全盛”的外，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变法。如清代的王夫之认为，变法“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进入20世纪，学界开始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影响最大的当属梁启超，他在《王荆公》一书中，将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是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实施免役法视同“收所得税”；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相类”，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石变法得到了肯定，可谓顺理成章。至于“文革”期间，有人把他捧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将变法当作“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加以渲染，则不足为训。另据有关记载，新中国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也曾谈及王安石。那是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泽东主席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田中却要来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似宋朝宰相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田中竟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可见他对王安石及其精神是相当肯定的。王荆公倘若地下有知，想必会感到欣慰，乃至于作诗庆幸。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