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
王乐飞
1951年4月6日，携带完整核武器的
美B-29轰炸机再次飞抵关岛。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大型轰炸机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打击。原子弹巨大无比的杀伤力，给地球上投下了恐怖的阴影。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企图使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讹诈。
杜鲁门：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内战爆发。随后，美国拼凑了16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麦克阿瑟任总司令，由仁川登陆，悍然入侵朝鲜，很快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10月19日，3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志愿军击碎了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叫嚣，“联合国军”伤亡达3.4万余人，被迫从鸭绿江边撤至三八线附近。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规模出兵参战和美军的惨败，引起了美国的震惊和恐慌。11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美国有关部门也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等问题展开研讨。
当五角大楼在秘密讨论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杜鲁门却无意间泄露了“天机”。
11月30日，杜鲁门出席记者招待会，作了如下问答：
记者：总统先生，您对朝鲜的事态打算如何应付？
杜鲁门：同以往一样，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
记者：那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总统先生，您说的“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原子弹，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杜鲁门的话令记者们大吃一惊。
记者：总统先生，您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做的那样。
杜鲁门的谈话，以“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为题，飞快地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引起了其盟国的惊恐不安。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的各大报纸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并对事先未与盟国协商就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
反应最激烈的是英国。大约100名工党议员联名向首相艾德礼致信，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英国参谋长会议致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我们看来，如果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的前进，而且将会使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苏联空军将不可避免地参加战斗。”
艾德礼不得不在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将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临行前，艾德礼与访英的法国总理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阻止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在各方压力下，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舆论才大体平静下来。
麦克阿瑟：建议投掷20～30颗原子弹
艾德礼的造访并没有打消美国军方“给中国人颜色看”的立场，最为嚣张和狂热的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曾建议投掷20～30颗原子弹轰炸中国，在中朝之间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地带。他认为，采取这些行动，将严重削弱并大大抵消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从而确保在朝鲜的胜利，还能把亚洲从它面临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
有一条美国从未公开承认过的秘闻，但战后解密的美国陆军档案资料证明了此事：1950年底，麦克阿瑟曾提交一份“迟滞目标”清单，估计需要26颗原子弹，其中用4颗轰炸“敌人进攻部队”，用4颗袭击“敌人空军的重要集结地”。
另有消息说，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
麦克阿瑟的我行我素再次引起英国等盟国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当时已能生产原子弹的苏联也提出强烈抗议，称“炸弹也可用炸弹回敬”。杜鲁门不得不亲自出面阻止麦克阿瑟的冒险行径。
1951年1月15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官、空军少将奥唐奈尔被免职。奥唐奈尔是麦克阿瑟原子弹轰炸的公开支持者之一。他对记者证实了人们的猜测：东京战略轰炸指挥部曾经计划在“敌人”的心脏实施原子弹轰炸，只是“我们从没有得到准许”。
奥唐奈尔被免职后，空军部长提出重建空军，并说明其目的在于使华盛顿的空军参谋长能够“指挥”而不仅仅是“监督”在前线的作战部队。明眼人一看便知，空军部长的议案是针对麦克阿瑟来的。正如美联社一针见血指出的：尽管空军部长没有明说，但毫无疑问，要求空军重建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华盛顿在应用原子弹问题上拥有最后一刻的决定权。如果装有原子弹的飞机在遥远的空军基地已经起飞，它也能在认为不必要的情况下使它停下来。
但是，这一切仍不能使麦克阿瑟安静下来。麦克阿瑟不仅依然随随便便向报界谈论原子弹问题，更为严重的是，1951年3月，正当杜鲁门政府精心策划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之时，他又抢先发表了一项旨在阻挠这一努力的公开声明，大肆吹嘘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对中朝方面进行新的军事恫吓。
杜鲁门忍无可忍，1951年4月11日，下令解除这个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的所有职务，代之以李奇微中将。
艾森豪威尔：可以试验一下原子弹的效力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此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已经进行两年，美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据悉，美国在朝鲜一年的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1倍。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年半的数量。美国全球战略重点本来在欧洲，侵朝战争中却动员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这在战略上无异是轻重倒置，主次倒置。
付出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却十分渺茫。这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发表演讲，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他后来还许诺：“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正是靠了这些诱人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美国后，态度发生了大转变。他在1952年12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为了给中国施加全方位的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纳了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三齿耙”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齿从台湾出来，第三根齿从印度出来。第一根齿，就是要在朝鲜发动更大的攻势。第二根齿，就是利用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力量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即所谓“放蒋出笼”，鼓励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第三根齿，是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
艾森豪威尔最先选择的一个军事目标是开城。当时，双方正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开城周围属于中立区。但“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认为，开城已经成为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军”发动进攻的“庇护所”，那里挤满了军队的物资。克拉克请求，一旦认为共产党的进攻迫在眉睫，他有权攻击开城。
艾森豪威尔比克拉克走得更远。1953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该地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的目标。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沿着过去模糊不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主张深表赞同。他认为，朝鲜问题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为了同共产主义对抗，可以依赖原子弹以及发射原子弹所需的战略空军和海军来有效地完成。
艾森豪威尔表示，原子弹的使用应取决于军事上的判断，视其对实现军事目标的好处而定。
3月27日，当板门店谈判在交换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时，美国国务院与军方举行联席会议，并讨论了使用原子弹事宜。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很难奏效。他说，最近的试验表明，倘若防空洞很深，人们可以接近爆炸地点而不受伤害；中朝军队已经在150英里长的前沿战线上深挖防空洞，这并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良好目标。柯林斯建议“联合国军”不应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战线以北任何可能实施两栖登陆的地点，因为这些都是苏联原子弹报复的极好对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发表了与柯林斯相左的观点。他相信，鉴于任何逐步升级的地面行动都会造成极大的伤亡，美国或许不得不动用它所拥有的所有武器，其中包括原子弹。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提出，倘若批准使用核武器，那么他的空军部队将被授权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而不仅仅限于攻击北朝鲜的目标。
3月30日，中国与美方恢复接触，对战俘问题主动作出让步。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害怕了，谈判再度破裂。为了继续向中国施加心理压力，艾森豪威尔再次提出使用核武器，建议对北朝鲜的四个机场实施核打击。他坚称使用战术核武器比使用常规武器更为廉价和有效。他说，必须把原子弹当做武器库中的一个简单的武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艾森豪威尔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或许不得不扩大战争，而要想在朝鲜以外的任何行动有效，就必须使用大量的战术核武器。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向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弹。参谋长们提出，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必须实施得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第二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
5月21日，杜勒斯前往印度。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的中国东北基地。杜勒斯还提到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之强烈表明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武器。
1953年5月，也即杜勒斯正在做他的中东和亚洲之行的同时，美国将战术原子弹悄悄运到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岛。
尽管核打击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是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当然，历史的发展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原子弹不过是吓唬人的“纸老虎”
中国领导人从来就不相信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武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历来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为防美国在朝鲜打原子弹，志愿军做了各种准备。比如，入朝作战前，部队就统一思想，解决对敌人打原子弹的认识问题。入朝作战后，假定敌人会打原子弹，采取了各种办法，以避免损伤。在战术上，采用近战。敌我阵地相距很近，敌人在阵地上打原子弹的可能性很小。
停战谈判阶段，面对美国的核压力，中国领导人予以蔑视和怀疑，认为美国不会真正使用核武器，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对中国大陆。首先，敌人若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和反对，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其次，由于志愿军处于宽正面作战，敌人的原子弹不多，不敢贸然使用。再说，原子弹已经不是美国独家拥有，美国人口、工业集中，真打起来，苏联原子弹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
毛泽东认为：“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毛泽东估计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内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对毛泽东的分析，斯大林非常赞同。1952年8月，斯大林对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斯大林强调，对美国应该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
事实是，中国人民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顶住了美国的一次次核恐吓。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这场“苦涩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