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李大钊凶手伏法记
杜学峰
公安人员在查找档案
1927年4月28日,我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牺牲。22年之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终于伏法。
一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北平正式和平解放。叶剑英为北平第一任市长,市委书记是彭真。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领几名公安干部和十来名战士,前去交接国民党警察局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朱文刚走进一个大房子时,猛然看见一个庞大的绞刑架。这个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当年曾绞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他马上赶往市公安局汇报,市公安局又火速把情况反映到市政府。市委书记彭真对此事很重视,立即派市政府文物部的同志把绞刑架运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这是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同时,彭真指示市公安局抓捕22年前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手。经过市公安局查证鉴定之后,锁定主要凶犯被公布于众: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陈兴亚。通令全国范围内缉捕归案。
1950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土匪、特务、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分子,并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不久,杀害李大钊的凶手陈兴亚在上海被群众揭发举报。当地公安局立即实行抓捕,经审问,他供认不讳,被押往了北京市派出所。
陈兴亚,1882年生于辽宁海城县腾鳌堡永安村。1905年考入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宪兵练习所士官班,1907年毕业回国。1917年任京师宪兵司令。陈兴亚因为是东北人,投靠了张作霖,出任国务院咨议兼京师宪兵司令。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奉军入关,陈兴亚调任京师警察总监。1927年4月6日,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北平解放前夕,他见大势已去,悄悄逃亡到上海,隐姓埋名。
二
1951年6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的一封绝密信封递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的办公室,他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是:
冯副局长: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在住在北京后门鼓楼湾×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
第二天,公安侦查员温振海奉命来到鼓楼地区,可他“逛”了半天,就是没发现“鼓楼湾”,只好到当地派出所求助。解放后,北京的街巷重新划分和制定名称。原“鼓楼湾”一带,分为新鼓楼大街和旧鼓楼大街。温振海查当地的户籍簿没有发现那个绝密信上所提到的“博哉”,不过倒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此人汉族,69岁。接着,温振海进入一个标有“4号”的四合院北屋,看到屋内东侧的床上躺着一个老人。屋里的光线很暗,与老人寒暄了几句,就出来了。他看见附近有一个胡同,胡同里有几个大爷大妈在那里聊天,于是上前与他们交谈。温振海从他们嘴里,了解到北屋的那个老人姓吴,以前是一个大官,曾给大军阀张作霖效力,腿瘸了,自打解放后就没有出过院门。温振海觉得那个老人十有八九就是吴郁文,回去后就向侦查处副处长狄飞作了汇报。此时,调查科的其他侦查员也从一份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受奖名册及证书。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马上组织人员,对上述两条线索展开调查。负责追查吴郁文的侦察组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有血债的旧警和军统特务分子,掌握了吴郁文的大量资料。狄飞把案情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汇报,彭真见证据确凿,立即下令抓捕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把策划、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详细地供认了。
1951年6月10日,北京三里屯地区派出所收到居民赵某的一封检举信,信上说:“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为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由他带领警探包围了当时俄国大使馆兵营,逮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数十人,使大钊及诸同志惨遭绞刑而殉难。大钊同志被捕时,手持一支蓝色小号勃郎宁手枪,后被其收为自用……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侦查小组根据掌握的种种线索,认定“了明禅师”,即雷恒成。于是,顺藤摸瓜追到上海。上海方面对此人掌握的情况很少,但马上组成专门的力量查找雷恒成。195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接到了一封上级转来的检举信。信中检举一个名叫“雷恒成”的人,此人历任奉系军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伪宛平县县长等职,数次亲率侦缉队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心塌地为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军效劳。他曾亲手将李大钊抓进大牢,在狱中对其百般折磨。检举信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雷恒成可能潜匿在上海,住在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一带,以“卖卜”为生。他平时身上常挂一块前清皇帝赏的金挂表,嘴里还镶有几颗金牙。根据体貌特征,公安侦查员立即出动侦查,发现马立斯新村有个“算命先生”,与检举信上提到的“雷恒成”吻合,不过此人在当地派出所上登记的名字是“赵志安”,别名:了明禅师。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根据侦查报告制订了抓捕方案。
一天中午,侦查员鲁全发假扮成一个看相的人,敲开了“赵志安”的家门。赵志安招呼他进屋,捋着自己稀疏的胡子,摇头晃脑给来者看相。说话时,露出了金牙。侦查员还发现他衣兜里那块金灿灿的挂表,挂表内盖上印着一帧清帝的头像,证实此人就是雷恒成。第二天一早,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就派人对赵志安的住所进行搜查,搜查出的证据进一步证明,赵志安就是雷恒成。这样,北京市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专案人员经过一年零四个月追查,终于将凶犯雷恒成缉拿归案。雷恒成交代,1927年4月,他率侦缉部属,偕宪兵百余人包围苏俄使馆,捉拿藏身于此的中共党员13人。李大钊被捕时用以自卫的蓝色小手枪被其夺为己有。他还在狱中对李大钊滥施酷刑。
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于1952年10月上交审结报告。1952年12月17日,华东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在《审结报告》亲笔签批:“同意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
1951年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进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一位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在毛主席第一次进北平城看戏时,曾任主席的警卫;另一位是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蒲志中宣称自己是来自首的!他说,自己曾参与审讯过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对此,侦查处的人员无不吃惊。
事关重大,侦查处的人员马上向上级反映,可北京市公安局和市委领导们对此事的意见不统一。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认为,对这样的历史罪人,即使投案自首了也应该抓起来,以彰国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副书记刘仁却认为,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对于有自首情节的,不能再抓了。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在蒲志中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后,获得释放,没有将其收监。
蒲志中自首,他的孙女功不可没。当时,蒲志中的孙女还是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恰逢公安局缺干部,鉴于她平时表现优秀,北京市委组织部就把她分配到公安局工作。她觉悟高,为人踏实,工作也非常认真,很快就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镇反运动开始后,蒲志中知道自己以前罪孽深重,担心被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出来,整日忧心忡忡,坐卧不安。这个情况被他机敏的孙女发现,她知道自己的祖父解放前曾在旧警察机关就职,就询问原因,祖父说自己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时,曾审讯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她听后果断地说:“你必须去自首!我带你去自首!”于是就出现上述一幕。
蒲志中为抓捕最后一个主要凶犯王振南提供了一些情况。王振南是浙江绍兴人,此人平日热心利禄,狡猾多端。1927年,王振南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李大钊一案由他主持审讯。他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国民政府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密令王振南对李大钊“严惩”。
1927年4月28日上午,以原北京司法部王振南为首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突然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所谓“军法会审”。“会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匆匆结束,最后决定对李大钊等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不许上诉。
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匿居上海。人民政府调查他期间,他故意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1955年12月,王振南被依法逮捕,经过侦查员的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供认了罪行。1955年12月13日,王振南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依法判处死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此,逮捕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几名主要凶手,均被绳之以法。
顾玉堂曾参与审判杀害李大钊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