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鸦片战争180周年暨
林则徐诞辰235周年专题·
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唐岱蒙 唐嘉历
一、 林则徐对“洋钱”的看法与处理办法
林则徐所生活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略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受到冲击的时期。道光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地发展，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纹银因为保持原始的条块形态，已不能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因为每块银锭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法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和权衡轻重等复杂的手续。清政府实行的货币制度，是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清道光出现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等问题。“苏松一带，洋钱每元概换至曹(漕)纹八钱一二分以上，比三四年前每元价值实已抬高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至一百文”。在一般的流通中，主要使用制钱，只有在田赋征收或发生其他巨额支付时，才使用白银。这种烦难的支付方法很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国商品市场上这时急需一种成色、重量和规格一定的银铸币。
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洋钱”以其计算方便而无须称量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受到人们的欢迎。“洋钱”由南而北，自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番银之用，广于库银。”“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尽管社会各界不断提出铸造银币的要求，由于保守势力强大，清廷一再表示拒绝。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银价日昂不仅是当时货币制度的本身问题，而且已成为当时社会和经济的十分突出的问题之一。加上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元普遍在中国流通，这些问题严重地危及中国经济，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
1833年，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御史黄爵滋也上奏指出中国内地向来有仿铸外国银元的现象。建议刑部设法禁止“洋银”出洋，禁止各地仿铸“洋银”。[1]
道光皇帝将孙兰枝和黄爵滋的奏折先后发交沿海各省督抚，要求他们体察情形，妥议章程，禁止“洋钱”流通；谕令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悉心筹议，体察情形，务当力除积弊，平价便民，不得视为具文。”[2]
“海外蚨飞长不返，问谁夜气识金银？”林则徐在这场争论中，坚决支持了黄爵滋禁烟主张，并且对货币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法。他说：“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通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3]
林则徐在江南做官多年，了解当地的货币流通状况。他认为江南地区的“银贵钱贱”现象与“洋钱”的广泛流通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赞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抑制“洋钱”的市场流通。在奏折中他这样说：
惟是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即如洋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该给事中奏称以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银钱，洵属见远之论。无如闾阎市肆久已通行，长(涨)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合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且有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4]
二、林则徐提出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
关于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同多数官员一样，林则徐一开始就认为是鸦片造成的。他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5]
林则徐始终关注“银贵钱贱”问题，也关注“洋钱”在商品市场上的流通情况。针对“洋钱”流通引起的问题，林则徐明确表态不赞成用法律手段禁止“洋钱”流通，他说：“就江苏言之，似可无庸多立科条，致滋纷扰。”而对于立法禁止仿铸洋钱，他虽然倾向于由市场机制来解决，但也表态立即执行刑部有关法律规定，“严禁仿铸，有犯必获”。
在林则徐看来，“洋钱”与纹银兑换“价虽浮而人乐用”，正说明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便利流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洋钱在本地流通既然受到市场欢迎，人们“图省图便”，因此没有必要禁止。林则徐的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国家对白银尽快采用铸币形态。陶澍和林则徐的这项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不仅有利于改变当时货币市场上的落后、紊乱状况，而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道光皇帝不懂这个道理，从维护传统钱法的立场出发，拒绝采纳，谕旨以非常严厉的语气驳斥了陶澍和林则徐的建议：“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6]
林则徐反对在解决银价昂贵问题上运用官令定价、或禁止外国银元进入中国等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他在江苏、湖广一带为官，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对货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惟是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即如洋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至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7]林则徐认为货币制度的改革和解决银价问题的原则，首先要有利于流通，要使人们乐于接受。这就是林则徐“银钱贵在流通”的指导思想，说明林则徐已经认识到“流通”是货币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同样认定鸦片走私，大量白银出洋，是导致“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观念使林则徐抱定决心前往广东，为中国彻底查禁鸦片走私而殚精竭虑。
1846年8月30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货币流通现象。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8]
面对陕西突然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林则徐感到非常困惑，他说：“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后银皆落价，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预料。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846年秋季，陕西省发生的银价跌落虽然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但是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跌落了500余文，跌幅是相当大的。林则徐调查之后确认此次银价波动既不是市侩投机、套利造成的，也不是白银与制钱的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引起的。要有利流通，就要有稳定的货币制度和可靠的币值作保证。但是洋银元与纹银的比价在流通领域里，随着时间、地点和交换条件变化而浮动。银价的变动是客观的，有人仍然主张用官定的办法。林则徐既反对官令定比价，又反对禁止使用外国银元。如果勒令银钱平价，是不利于商品交换，有损于朝廷和百姓利益。如果禁止使用外国银元，则不方便于商业活动，不利于外贸发展，不符民情需求，不利于流通。鉴于以上情况分析，林则徐提出了“官铸银饼”的建议。为了既做到省银，又能在乐于被“民商”接受的同时解决洋钱问题。林则徐具体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一）“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面为之也”。表明了主张官铸银元的目的是在于方便人民使用，并不是为仿制外国银元而仿制。“便民利用”，实质就是“贵在流通”的另一种反映，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极为重要的问题。
（二）“如局铸银钱，重只五钱，比之洋钱，更为节省。”自行官铸银钱，比洋元还轻，使用可能更为方便，更有利于流通。
（三）“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把官铸的银元怎么投入流通领域呢？先作为发兵饷之用，从军队开始流向民间使用。这建议显然并非什么“商民之议”而是林则徐本人之见。
（四）“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有了官铸银元是否外国银元马上禁止使用呢？不必，马上禁止外国银元流通，本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立即用官铸银元取代之，不管是在数量和质量以及信用、习惯等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定夺的大事。从避免混乱和妨碍正常流通的角度看，林则徐的建议是极为谨慎稳妥的。
（五）“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指铜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如北京户部的“宝泉局”、福建的“宝福局”等)，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经费如何解决呢？”林则徐建议可“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经费岂不也就解决了。林则徐为仿制银元的设想可谓相当周到，还以极为谨慎的态度说：“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但尽管如此，清政府仍以“部议驳不行”予以否定。
林则徐不但在思路主张上有独到见解，还是一个实干家。当他的建议被户部驳回之后，他并不气馁并自行铸造银元。据文献记载：“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杂质，民间折之为零银，银饼逐废。”[9]
据冯桂芬《罢关征议》记载，他在江苏试铸造“银饼”。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是否进行过银币铸造的尝试，按照郑观应的说法，林则徐曾经制造过“七钱三分”重的银饼，因发行不成功而失败。他说：“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甚便于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10]
三 林则徐自铸银币思想主张的当代启示
林则徐是清朝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在经济方面，他主张重本而不抑末，对于当时在金融领域里发生的各种流通现象，他非常重视商人们的意见，处理方法十分谨慎。
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国肆意输入鸦片，造成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金融恐慌，使清朝陷于财政亏空，国库空虚，林则徐为了稳定货币，挽回财政和金融，就如何规范外国银元营运，使为我所用，以及收缴小钱，自铸银元，维持钱票流通，防止白银外流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他的看法是有变化的。人们在研究林则徐思想时，不但注意他的早期主张，还要关注他的后期看法。
（一）林则徐面对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内忧外患的压力，开始摆脱传统的盲目排外观念的束缚，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西方世界。仕途之始，林则徐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是非常贫乏的。虽然他本人宣称:“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皆深悉其详”，但他年青时对外国事物知之甚少，而且许多只是道听途说。在到粤之前，他未同外国人直接打过交道，因而无从确知外面世界的各种事物。到广东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积极探求西方知识，了解西方，以求达到知己知彼。”林则徐不懂得“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深刻道理，是很正常的。在弄不懂的情况下，林则徐在奏折中如实地记录了西安在1846年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的事实，认为银价“忽低忽昂，不能预料”，并留下了“其理亦不可解”的困惑。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保持了正直、诚实的政治品格。
（二）在林则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货币理论尚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管子·轻重篇》提出的“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一主张，一直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时，人们以为银贵就是因为银少，钱贱就是因为钱多，始终在货币的简单数量上打转转。不懂得金属货币价值首先决定于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不懂得金属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懂得货币流通与商品运动的紧密联系，总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金属货币价格的变化。林则徐不知道“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真实含义，无法正确解读出其中的深刻道理，是十分正常的。[11]
林则徐当年虽然还不具备有科学的货币知识，不懂得价值规律，可他出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年深受郑光策、陈恭甫等人的思想影响，专注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又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这些又都是当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苏州的南濠和武汉的汉口当年都是著名的商埠，被称为“阛阓聚集之地”。林则徐也曾不时地去这些地方察访，所以他对市场的营运机制比较熟悉。他那种按照市场营运规则去调控洋银价格的思想主张是正确并行之有效的。
针对当时洋银既不能“抑价”，又不能禁止流通的社会现实，为了消除洋银浮价对广大民众所造成的沉重剥削，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元的思想主张，以自铸银元取代洋银。“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计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元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期于便民利用”，而且“轮廓肉好”，以足纹铸造，不加入其他铜铅锌等材料，以上好的质量，避免如外国银元那样，以色低践平仅值七钱一二分的洋银，反而高出中国纹银以上，造成对广大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广泛流通，不仅扰乱了中国的货币市场，也妨碍了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加剧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所以这事实上也是捍卫国家货币主权的爱国主义表现，因此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林则徐所拟自铸银元的发行程序也是切实可行的。它不是一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立即取代洋银，而是首先在内部发行流通，“先于兵饷搭放”，若有少量流向民间，“使民间流通使用”时，“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而且在开始试行时，“洋钱并不必禁”，照样与自铸银元一并流通，察看民间对自铸银元的态度，是否乐于使用，待试行到一定时间后，再为斟酌定夺，制订新的章程体制，“似此逐渐改移，不致速形亏折”，完全符合新货币的发行程序。
（三）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林则徐自铸银元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它只是从表面上吸取了外国银元的形制与携带使用方便等优点，而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元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在计算方法上仍然以“两”为单位，而不是“元”，自铸银元以足纹五钱为一枚，二枚合纹银一两，对外仍以“两”为计量单位。而且他还从“节省”的角度看待自铸银元取代洋银的问题，以五钱一枚的自铸银元替代“即抑价亦系六钱五分”的洋银，认为“更为节省”，这恰巧又犯了当年广大民众对待洋银的错误心态一样，“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实际上自铸银元一枚就只五钱，洋银一枚含银有六钱五分，纹银一两就是一两，三者之间都不等价，洋钱即使“反浮于足纹之上”时也只抵八钱一二分，把这三者视为等价物完全是心理作用，不是科学态度。
林则徐早年在江苏任巡抚职期间，主张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币制度。他建议一面发展正常对外贸易，增加海关洋银收入；一面逐渐抑制洋钱流通，最后将洋钱全行禁止这是从健全时政、金融和海关制度方面着眼来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扰。这是一种具有反对外国经济侵略意义在内的进步主张。[12]
林则徐晚年在云南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准许商民集资开采银矿，反映了他的“富国富民”的爱国愿望，其精神是十分可贵。他的治矿思想突破了过去愚昧、颟顸顽固守旧的许多禁令，这在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家银贵钱贱的危机，另一方面亦使凋敝不堪的矿冶业获得生机，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且有利于矿冶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矿冶业的蓬勃发展结果，无疑也会解决一大批小民的衣食等问题，这对当时社会的安定也有利。[13]
（四）林则徐的货币理论思想，是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为富强国家、为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林则徐在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开拓眼界，从而提出了较为先进的货币理论。也可以说，林则徐货币理论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的；林则徐的货币理论的主张，实质上是把清朝所实行的银两货币制度，按照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要求，改革为实行近代银铸币制度，这对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大为有利的。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为了稳定货币，挽回财政和金融，就如何规范外国银元营运，使为我所用，以及收缴小钱，自铸银元，维持钱票流通，防止白银外流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林则徐的这些思想主张虽不具备现代科学的货币理论，然其能运用市场价格杠杆的法则来处理当时十分混乱的货币问题，较其同时代的人已进步了许多，可谓是远见卓识。[14]
（五）林则徐对货币问题的主张是通过向朝廷奏疏中反映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漕费禁给洋钱折》等几份奏折一方面反映了林则徐具有鲜明的货币改革思想，“贵在流通，在便民”，并维护国家权益来解决洋银元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林则徐在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外国先进的事物，体现了“开眼看世界”的前瞻性，提出了较为先进的货币理论。林则徐敏锐地提出了白银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因而杜塞白银外流的根本办法，也只能是禁止一切外国的鸦片输入。[15]
历史证明林则徐对于“洋钱”在中国流通作用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坚持中国有几百年传统，宁愿打败仗也不向狄夷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有优长之处，是真正的爱国呢？把盲目排外称之为爱国，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悲剧。林则徐充分考虑了商人的意见，既不赞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禁止“洋钱”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又对民间仿铸外国银币的活动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他的处理方法是得当的，也是符合当时商品市场要求的。尤其是建议铸造五钱重的银币，强调利用市场手段排斥外国银币的流通，使中国白银逐渐脱离原始的条块形态，完全符合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林则徐明确地提出，货币制度的改革和解决银价问题的原则，首先要有利于流通，要使人们乐于接受。“贵在流通”的指导思想，体现出林则徐已经能够通过调查；从实际经济现象看到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流通”是货币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这种思想与现代货币学说颇有近似之处。[16]
林则徐生活在实行闭关锁国的清道光年间，本人毕竟是个清朝廷的大官员，客观条件的局限，使他的理论尽管赋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也免不了存在不少缺陷；他的建议尽管具有实际的合理性，也免不了必然遭到失败。
晚清改革的失败源于制度滞后，所有变革都非常被动，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不得已一点点做出改变。这种滞后导致了最终的灭亡。改革滞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的原因，没有认识到世界的变化和现代化对中国的挑战；二是利益的原因，现代性的制度改革影响到皇家的利益。
若从历史的价值来看，林则徐货币理论思想先进性是不容否定的，并且已为继他以后的货币改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他的“贵在流通”的货币理论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一颗明珠，其“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借鉴作用。
注释：
[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M] 第一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第43页．
[2] 《林文忠公政书》[M] 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第5页
[3]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M]第1册·奏折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烟以杜弊源片》
[4]《林文忠公政书》[M]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 江苏奏稿卷第16页
[5]《林文忠公政书》[M]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 江苏奏稿卷一 第3-15页
[6]《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卷二百三十五．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7]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M]第1册·奏折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 第267-270页《会奏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8] 《林文忠公政书》[M]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 陕甘奏稿卷一 第8～9页
[9] 郑振铎：《晚清文选》，第100页。转引自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 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页
[10]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93页
[11]中国史学会等编：《林则徐与近代中国》[M]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93一311页 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12]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增订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13]肖忠生:《林则徐研究文集》［M］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版第144一145页
[14]史全生：《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J］《福建论坛》2007年第9期
[15]林峰：《从几份奏折看林则徐的货币思想》［J］《福建文博》2011年第2期
[16]李永诚：《试论林则徐“贵在流通”的货币理论思想》［Z］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 1984年 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