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鸦片战争180周年暨

  林则徐诞辰235周年专题·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略述

林国清

一、前鸦片战争的社会背景

    （一）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一个主权国家。1637年，由于英国兵船炮轰虎门，1640年，清政府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断然做出了禁止外国商船进入广州省城的决定。并且在下列三个方面定出规则：一、外商只能通过官商机构发生关系。不能私自与“行外”经营往来。官商机构，即以后通称的“十三行”。“行外”则为“行商”以外。1776年，广东巡抚规定，“如有铺外自向夷商赊货借贷，及领本代置货物，将行商一并拿究。”“铺外”即“行外”也。1807年，有200家以上的“行外商人”商号被封闭，他们的货物也被充公。二、实行对外商的严格限制。如对外商商船停泊地点限在黄浦港。外商商船必须入港起炮。当时，为防止抢劫，来华货船船上均带有火炮，1736年，清政府规定：取下火炮始可入港。再如对外商商船实行出入稽查措施 。1744年，澳门同知议定《番舶出入稽查章程》指出：各国货船来澳，均需本国批照为凭，行抵老万山后，即由我国引水查问，到澳门县丞通报挂号，然后至虎门报检，始得进入黄浦，投行交易。三、外国货船进口，须派武职官员稽查弹压，维护秩序^［1］。不久又发布：（一）为维护领海权，禁止外国兵船进入“内洋”（二）向外商征收关税，并有详细的规定，如：关税分为两类，一类为船钞，按船舶大小分为三等征收：西方夹板船，一等实征一千一百二十两；二等八百八十两；三等四百八十两。另一类即称货税，根据货的粗细及时价高低而定，如胡椒百斤抽税二钱五分；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进口棉花每担关税0.298两；出口茶税每担1.279两。（三）对在中国境内外人的管辖实行司法权。清政府特别训令：“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2］这一切无疑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中国主权的标志。

1773年，一名中国人在澳门被英国人杀害，清政府立即对英国凶犯斯高特指控。但葡萄牙法庭却宣布斯高特无罪。清政府根据中葡关于澳门协定规定，指出政府有权前往澳门验尸，并要求作最后的判决，重新审判，并处死斯高特。1784年，英国又有一个炮手打死一个中国人，“所有各国商人：英商、法商、荷商、丹麦商和美商，采取共同行动，调动了所有船只上的小艇，配备了人员和武器，来保护各商馆^［3］。但清政府仍然坚持把英国的炮手处以极刑。此外，至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互杀案，如1780年，一个法籍海员杀死一个葡萄牙籍水手，清政府也坚持把“犯人还是交给中国当局，由本省巡抚命令公开处以绞刑”^［4］。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属员评论说：“中国人并不希望在他们本国人犯罪的时候庇护他们，但是在审讯上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形式和惯例实施。”这一些也都充分体现中国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所以，1789年，清政府对英使臣加茨客特可以毫不客气地训令说：“一、设法改进英国的商务；二、说明英人的目的只在通商，并无领土野心；三、对在中国境内外国人的管辖实行司法权。”也就是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按中国法律审理。这些法律都很具体。如：“一疑窃杀者，即照斗杀论，拟绞；将鸟枪施放杀人者，以放杀论，斩；伤人者，充军；罪人已就拘执，及不拒扑，而杀之，以斗杀论，绞；诬良为窃，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充军；一误伤人者以斗殴伤论，验伤之轻重坐罪；一醺酒生事，犯该发遣者，俱发烟瘴地方为奴。”等等。

（二）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

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帝国主义者一直觊觎中国。如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1635年，即与葡萄牙签订《和平及对华自由贸易协定》，由东印度公司派船到广东，代葡萄牙运送货物，借以打入中国。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到广州，带来的就不单单是商品，而且是武装挑衅。至1781年，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即写信给印度总督，公然声称澳门“不过浪人和匪徒的巢窟”，主张“从葡政府手中取得，使之成为一个东方大港”。1759年，东印度公司不顾中国法令，派出洪任辉到定海，还企图再去宁波。他供称：“今年又有船去，是国王打发去的。冀图另开港路。”1793年，英国来华贡使马葛尔尼，虽然在他的座船上插着“英吉利贡使”的旗子，但他却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的特权和领土的要求，暴露了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1824年，英国的港脚船迈罗普号，还带着鸦片驶向台湾海峡。1832年，东印度公司秘密训令港脚船的船主礼士，航行中国的北方，其任务就是试探清朝海域情况，甚至他改名为胡夏米，与郭士立一起，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不单为了开拓贸易港，而是为了发动战争做好准备。

英国政府先是企图占领舟山，因清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转而窥伺澳门。1802年，英国印度总督，借口法国入侵葡萄牙危及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派兵船协助葡萄牙防守澳门。1808年，英法战争爆发，又借口“保护各港脚以及澳门”，“以免法兰西占领澳门”，先后派出军舰13艘，海军760名，占领澳门，继之又入侵虎门。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才不得不退回。1816年，英国阿美斯德使华。英国外相罗加事理训令：“使以后英商不遭受广州当局的无礼及不公待遇，确定公司的权利，安定广州贸易的进行。英商得自由与当地商人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侵入公司商馆。”“取得驻使北京的允许和开通广州以北港口，设法推销英国的制造品”^［5］。阿美斯德来华后，态度十分强硬，宣称：“伊国尚有一千只（军舰），每只可容兵三四百名。”妄图以武力强迫中国政府妥协。葡萄牙的一位传教士曾经洞悉其一切，评测说：“英吉利乃虎狼之国，旦夕以扩大其海外属地是务。中国如以澳门让给英吉利，则英国人在中国占有立足点，它就慢慢向中国侵略。中国不难为印度之继，被夷为属国。”有个叫索得超的西洋人也向清朝的官吏指出：“英吉利者，其在西洋，素号谲诈，近数十年来，常怀蚕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英国侵略中国。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也。

1833年12月10日，英国议会公布国王的委任令，任命律劳卑为管理该商人对华贸易的总监督，并和部楼东、德庞时等组成监督处，必须尽最大努力，以调停或劝说方式去处理英国臣民与中国人之间，或英国臣民与其他外国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纠纷^［6］。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抵达广州，9月5日即下令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天古”号，开入内河，强行入侵虎门，侵犯黄浦，并炮击炮台。这次炮击事件的结果，英方提出“充分赔偿损失”，并且叫嚣说：“如果需要采取强制行动的话，就把中华帝国对外对内大部分贸易停顿下来，截断向首都北京贡纳税收，并且占据所有武装船只，迅速地迫使中国政府向我们所提出的公平合理的条件屈从。”“与中国缔结条约时，我们必须念念不忘向中国取得一个该公使在清廷的常驻权；一个明确的一定的进出口税则；废除公行专卖权。”“各口岸的领事获得适当的权能；并在侨民中施行有效的管理；无须中国政府出来干涉。”甚至还宣称：“我们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在大炮的瞄准下，才能发生效力的”^［7］。

1836年11月25日，该政府果然决定一位赋有相当权限的官员，常驻在伶仃，在英王陛下的“路易沙”号单桅船上办公。一切禀陈都可向他递送。并且声明“监督处的管辖将扩大到伶仃和澳门在内。”同年6月7日，任命义律大佐为总监督。

义律才真正是挑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1801年他出身于贵族和外交官的家庭，1815年入海军，1834年任律劳卑监督处秘书，1836年为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积极寻机挑起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

二、林则徐禁烟的爱国之诚

尽管中国早已经有过许多人主张禁烟，但林则徐仍然不失是禁烟派的旗手。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早已经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如：一、收缴烟具；二、限期自新；三、加重治罪兴贩与开馆；四、处分失察文武属员；五、实行保甲连坐；六、正确辨别烟瘾。他向皇帝提出不禁烟的严重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8］”所以，道光皇帝才有“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之说。甚至道光皇帝8次召见林则徐，商量对策。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奉旨办理粤东夷务。以后他回忆说：“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赴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维时圣意亟除鸠毒，务令力壮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鞭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9］。”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后林则徐写了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鼓励和鞭策自己，成为千古绝唱。

接着，林则徐离京南下。据《林则徐集·公牍》说，他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林则徐的廉洁和认真，震慑了国内外的吸毒和贩毒者。据估计，当时广州的城内外，有几万人吸毒。在珠江三角洲和广州湾，几乎每天都有中国人因犯禁被捕。有一次有二十几个人，上着锁链押进广州。广州监狱里的烟犯不少于两千人。每天有三四个人因为抽不到大烟而死掉。这就是林则徐到广州之后禁烟的大略情况。

3月18日，林则徐开始对外商发布命令，要求外国的鸦片贩子缴交鸦片：一、在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收明毁化；二、写出保证书，声名“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并表示“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绝无中止之理。”第二天，粤海关也布告曰：“当钦差大臣驻粤期间，在彻查夷商与内地人民的结果尚未确定前，停止夷众前往澳门。”夷商不得不上交鸦片一千零三十七箱，但却隐匿有一半左右的数量。林则徐查清情况，即果断传讯大烟犯颠地和查顿等人。这时候，英国的在华总监督义律跳出来了。以保护英国臣民的名义，于3月22日发出通知，要求英船全部挂起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并公开威胁说：“现在特以本届国王的名义质问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作战？”

孰可忍孰不可忍。林则徐当然也采取措施。他在向皇帝奏告里说：“义律由澳门进省，其时奸夷颠地等希图乘夜脱逃，经臣等查知截回，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并照历届英夷违抗即行封舱之案，移咨粤海关监督臣豫堃，将各夷住泊黄浦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又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信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访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10］，详细地列举了所采取的措施，夷人不得不遵谕将趸船上的烟土全缴。于是，“乐利无穷”。6月3日，经道光皇帝批准，林则徐决定将所收缴的鸦片在虎门镇口的海边全部销毁。这就是历史上伟大的壮举——虎门销烟。一个叫裨治文的外国人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了。监视工作比广州拘留外人时更严格得多。在镇口，一个穷人，只因为企图拿走身边的一些鸦片，一经发觉，立即受到法律的严重处罚。即使偷窃一点鸦片，那也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最低限度，这令我不得不相信了。”

林则徐禁烟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中国人民，甚至是为全人类的生存，做得有理有节，至今在全世界防控新冠疫情的关头，仍然有十分可参考的价值。

三、义律点燃鸦片战争之火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他不希望爆发战争，但他为保护中国的主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怕战争，强硬地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退到海面上的船上去。但9月4日，义律却以“乞食”为借口，不宣而战，向九龙水师船发起炮击。中国有两名士兵牺牲，两名重伤，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一颗信号弹。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林则徐坚定地提出“交凶”和“具结”的底线。但义律不能接受。谈判拖到1840年的4月3日，义律已经做好了战争的方案：一、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面；二、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惩办；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损失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正式把舟山岛割让给英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帝国人民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们做生意。三、英国货物取得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与南京的权利；四、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11］。

1839年10月18日，英国政府秘密通知义律对华作战，全文如下：“陛下政府认为绝对必须把大不列颠和中国的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将派遣海军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离开封锁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和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难得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领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并说明，这样的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12］。”义律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才接到这封密信，他大为高兴，即进行积极的战争部署。林则徐则也组织民众进行小规模的反击。

1840年6月，英国侵华司令乔治·懿律率海军到达中国海面。有军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舰27艘，各兵种4000多人。6月30日，懿律与义律率军舰12艘、武装轮船3艘、运兵舰1艘、运输舰27艘北上侵犯中国沿海。但厦门未攻下，转至定海，7月6日，定海失陷。接着英国侵略军长驱大沽口。

夏燮指出：“当日之误，误于浙洋全无准备，遂突而来，措手莫及”^［13］。由于定海的失守，动摇了道光皇帝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7月24日，道光皇帝下令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职。义律等人见皇帝软弱，倒是到处投递禀帖，声称：“冤抑”。道光逼于英夷的压力，企图牺牲林则徐来取得对英国的妥协。8月28日，道光皇帝以“误国病民”罪，斥责林则徐。这样林则徐禁烟非但无功，反以有罪，而且被充军伊犁。道光给自己解释说：“此次英夷各处投递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祸国病民，莫以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以严议也”^［14］。鸦片战争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林则徐等人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替罪羊。

四、后鸦片战争时代林则徐爱国精神的升华

（一）林则徐继续抗英初心不减

林则徐被罢官后，接替他的叫琦善。清政府根据琦善的奏稿，命琦善向英军保证对林则徐“重治其罪”，以求得到英军的谅解。谁知英军变本加厉，1841年1月26日，英军主力占领香港，提出要清政府割让香港等四项要求。这时候的林则徐已经被罢官，无职无权，但他仍以一腔爱国的热忱，发誓要继续抗英。他在上皇帝《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重申鸦片的危害性和严禁之必要。琦善在不断加害他，他表示“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拼死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陷之死地，亦要说个明白。”进行面对面的斗争。3月5日，虎门失陷，英舰进入内河，形势危急，林则徐不顾个人之安危，即与邓廷桢亲自担任城防的保卫工作。甚至“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一队。”3月18日，英兵船多艘入侵省河，林则徐亦即点检福省壮勇分布各路，并亲赴各城上下看视，嘱其严防。同时因自己已经无权，还通过朋友、广东巡抚怡良发布《杀敌赏格告示》：“汉奸悔罪，不咎既往，立功按规定奖赏；擒获不同级舰分别赏给十万元、五万元不等；生擒义律、怕麦及以下英国官兵者，分别赏给五万元、三万元、一万元、三百元不等；擒拿英兵牺牲者给予抚恤金三百元。”因此大大地鼓舞群众的斗志。此外，还同怡良一起发动士绅组织反对割让香港的请愿，又亲自到乌涌、白泥涌等地，察看军备。尽心尽力，无以复加。

中国仍然以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精神为旗帜，形成一股庞大的反侵略派，坚持反英和禁毒的斗争。1841年5月28日夜，广东佛山县义勇，乘舟围攻龟山炮台就是个例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第二天，三元里的“平英团”，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抗英暴动，逼得英军不得不暂时退出虎门。福州人、两江总督梁章钜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发生后奏称：“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人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魄飞，骤解围困。现已众志成城，与英夷誓不两立，实是广东一大转机。”实际上就是颂扬林则徐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林则徐爱国之诚深入人心

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后，朝廷上下，莫不为之惋惜，皆为其爱国之忱所感动。广东绅民纷纷题匾送行，竟有52面之多。颂赞其“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很难想象他还是一个鸦片战争的“罪臣”。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与邓廷桢，指出：“臣访问粤人及士大夫有识者，皆谓两人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殚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其恭顺各夷，亦能驱遣效命。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以来须发尽白，粤人闻去任，或至恸苦！”^［15］万启心又说：“万一必须用兵，两人驾轻就熟，似非中外诸臣所之及。”他主张“令其专办战守。”还有人甚至主张“假以尺柄，独挡一面”，把抗英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林则徐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如梁章钜组织上海附近乡勇六七百人，宝山壮丁五千名，华亭水勇二百，上海县水勇乡勇计三百，各类海船二百多艘，实行“寓兵于农”的办法。奕山也在广州沿海要隘安设炮位，招集乡勇，能开赴前线的竟达八百余名。山东登州也仿照各省“招集渔民，团练乡勇，河北各县乡勇达千余名或三五百名不等”^［16］。更可贵的是道光皇帝也开始改变他的态度，1841年4月16日，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听候谕旨。1845年10月28日，命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同年12月2日，命署陕甘总督。1846年4月15日，继任陕西巡抚。1847年6月，林则徐履任云贵总督。1850年11月5日，以钦差大臣奉旨赴广西，病逝于普宁县行馆。咸丰皇帝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并谥“文忠”。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积于今近二百年，全世界各国人民公认林则徐是禁毒先驱。联合国还把“虎门销烟”结束的第二天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林则徐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护国家主权反抗英国侵略和民族复兴的民族英雄。

我们继承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努力地为实现“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样才不辜负前辈们对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所应负的历史责任。

注：

［1］《粤海关志》

［2］《清高宗圣训》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5］《史料》嘉庆朝五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7］广东省文史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8］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

［9］杨国桢《林则徐书简》

［10］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

［11］、［12］《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

［13］夏燮《中西纪事》《鸦片战争》四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