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金陵毒酒案”

王恩收

詹长麟老人在南京的留影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詹长炳兄弟名列其中。或问：詹长麟、詹长炳何许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受到政府的表彰？这要从当年的“金陵毒酒案”说起。

詹长麟，南京人，1913年出生。由于家庭贫困，15岁就加入国民党部队。1932年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战后不久因母亲病重，离开部队，回到家中。

1934年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要招收一名中国杂役，除了手脚麻利，做事勤快，外貌较好外，得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以做人质）。经人介绍，詹长麟前往面试。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过，觉得满意，把他留下。

作为一名杂役，詹长麟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每月可领8块银元的工资。由于他为人老实勤奋，领事馆内的人对他都很信任。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詹长麟刚回到家，一辆黄包车停在了他家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叩开门问道：“你就是詹长麟吧？”“是的，请问你是……”“请跟我来吧，有点事情找你。”接着，他让詹长麟上了黄包车。

不一会儿，黄包车来到鼓楼饭店门口。那个人把詹长麟带到一个包间。这时，在房间里等待他的中年男子站起来自我介绍：“你好，我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今天想找你谈谈！”

詹长麟满脸疑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赵世瑞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为我们搜集日军情报。我们通过了解，知道了你的情况，你当过兵，在上海打过日本，你有爱国心。现在，日本人占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内地紧逼。形势危急，想让你当我们的秘密情报员。”

赵世瑞说完，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放到桌上，停了停又说：“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一是当我们的秘密情报员；二是若不愿为我们工作，现在就用这把手枪自杀。”

对此，詹长麟没有惊慌。他想，在日本领事馆搜集情报虽然危险，但为了国家，为了国人，应该做。于是，他成了一名潜伏特工，每月还可领到10元酬金。

接受任务后，詹长麟工作更加努力，每天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总有机会看到一些重要的信件和文件。他瞅准机会，将一些重要消息抄录、记录下来，传递出去。

有时，詹长麟还把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带回家中，找来有经验的军统人员帮助拆看，然后恢复原样送回办公室。有一次，他趁领事办公室里没人的机会，佯装打扫卫生进入，刚拉开领事办公桌抽屉，不料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进来。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心中狐疑，把他赶了出去。此后，他更加小心了。

1934年6月6日晚，日本领事馆一名叫藏本英明的副领事失踪。第二天，日方向中国外交部要人，要求中方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藏本。他们称，如果找不到人，就说明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后果是与中国开战。很明显，这是日本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做足了战争舆论准备。同时，把军舰开到了南京下关江面。危急关头，詹长麟给首都警察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化解了这场危机。

詹长麟提供的情报说：6月6日晚上11点，他还在馆内，见藏本找到司机，要求把他送出去。司机答应，开车向中山陵方向去了。之后，藏本再也没有回来。

首都警察厅据此情报分析认为，藏本是主动出走的，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所谓“失踪”，很可能是日本人的自导自演，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警察厅立即组织人员在中山陵附近找人，并贴上悬赏告示。不几天，在一个茶馆老板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藏本英明。此时，藏本英明已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像个傻疯子。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到外交部领人时说：“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

实际上，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在南京的中山陵山洞中自杀。藏本到那之后，想起妻子儿女，不想死，就被警察找到了。事后不久，藏本因为“神经出了问题”被遣送回国。

1936年春，经詹长麟介绍，他的哥哥詹长炳也到日本总领事馆当杂役，也加入军统，帮助詹长麟收集情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在这场大劫难中，詹氏兄弟的财产遭劫，房子被烧，一些亲人也被残害。这更加深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1939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詹长麟打扫卫生时，发现船山书记官的办公桌上有一封“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到总领事馆视察工作”的信件，立刻记下内容，通过地下管道交给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

钱新民接到这个消息，要詹长麟密切关注进展，随时汇报。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得知6月10日晚将在领事馆内举办欢迎清水次长一行的大型酒会，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日方人员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等。

案发前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在青岛打球。

伪“维新政府”方面的官员有：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堀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共4人将主持宴会。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迅速将这一情报传出。钱新民得到后，立即成立专门的投毒行动小组。尚振声任组长，组员进行了分工，卜玉琳负责联络，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被指定为投毒实施人。

开宴的前一天，日本总领事馆开始忙碌起来。詹长麟受命为宴会购酒。他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当天晚上，詹长麟接到毒药，瓶子上有USA字样，事后才知道这药是氰化钾。

6月10日，宴会前，詹长麟提前把毒药倒进一瓶绍兴黄酒里， 摇匀后锁在柜中。当晚6时左右，宾客陆续到来。待宴席开始，酒桌上摆好酒杯后，他便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观察事态的进展。

接下来，总领事致辞，欢迎清水一行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参加宴会的人都站起身来，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遗憾的是，这次宴会，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诊所看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叮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前往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骑上自行车驶出了领事馆的后门。

10多分钟后，警察署长内藤四郎大喊一声“酒里有毒”，随即倒下。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也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接下来，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中毒症状，或表情痴呆，或呕吐不止，或倒地抽搐，场面顿时大乱。

日本宪兵闻讯赶来，封锁了领事馆，但一无所获。当晚，船山、宫下死去，其他日伪要员经抢救，保住了性命。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在全城搜捕可疑人员，还将老万全酒店翻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

日本人在排查领事馆的中国杂役时，发现詹长麟、詹长炳兄弟不见踪影，急忙前往詹长麟住处，发现詹家兄弟早已逃离。日本人气急败坏，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此时，詹长麟一家已来到江北六合乡的一个村庄住下。为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南京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以詹长麟、詹长炳兄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日本总领事馆，信上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明这次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詹氏兄弟在信中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

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抓捕詹氏兄弟，但徒劳无功。原来，这是军统施放的烟幕弹，詹氏兄弟并没有在上述两地。此后，詹长麟一家过起了流浪生活，直到抗战结束，才回到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发给詹氏兄弟“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勋章和法币5万元。

1950年，镇反运动中，詹长麟因参加过军统被捕，但他毒杀过日本人有功，很快被释放。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后因病于2008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

上海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