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古代这些“落榜生”的出路

李志刚

蒲松龄，从19岁考到66岁，终究没能跨过科举那道坎。

自唐朝开科取士以来，只有考中进士，金榜题名，才能保证有官做，但录取率很低。据统计，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10万多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76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六》中说：“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文献通考》则说，“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者，他们能干什么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是书虫，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没有哪个官员愿意出钱聘你。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且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比如历史上的绍兴师爷就大量输出，“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说明师爷在当时也算是职业中的“香饽饽”。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至少是个举人。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上往往“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威风得紧。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乌纱帽丢了。

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内当师爷时，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深得曾国藩赏识，此事流传至今犹称美谈。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逐步成为晚清皇帝的股肱大臣。

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为稻粱谋”，即自由撰稿人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人聘他们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写作谋生，有的过上了小康生活，有的成为身价百万的作家，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落榜者中很多具备真才实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却是这一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对他们收学费，收入不菲。自开科取士以来，落榜而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也有人为偷懒，无需招那么多弟子，选一二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教，就可丰衣足食。

有的人读书不行，干脆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伍秉鉴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些落榜的读书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范进，最后得了病，精神失常。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李自成、洪秀全，屡试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义领袖。不过，这两类落榜读书人的选择，几百年才出一个，缺乏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