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旧在
陈济谋
春风轻拂的江南村野，莲叶田田，垂柳依依，风光无限。洒满金色阳光的清晨，阳泽溪畔登云桥头：少年翩翩，行囊萧疏，正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一一道别。少年凝眸溪山深处，深情望一眼掩映在晨烟雾霭中的村庄，整整肩上行囊，迈开大步，踏上北往京城临安的行程……
这是宋绍兴十七年即公元1148年春，武夷山南端、岐山脚下的一个历史瞬间。那少年正是日后一代史学大家——袁枢。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生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建宁府建安县（今建瓯）南才里人。17岁进杭州太学，20岁参加国子监和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曾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礼部试官、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及严州教授等职，是南宋著名史学家。他的史学巨著《通鉴记事本末》使他流芳百世。
今年9月，一个清凉惬意的上午，我趁建瓯采风之便，专程前往袁枢故里探访。
故里在今小桥镇阳泽的龙池一带。龙池村坐落于岐山脚下，旧时曾住袁、郑诸姓几百户人家，但郑姓居多。据传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郑氏祖先随王潮入闽时，因了一位高人的指点首先相中这块风水宝地，便于此定居、繁衍生息。龙池村虽不大，但钟灵毓秀、风光无限：四围翠嶂连绵，中有良田广袤，阳泽溪潺潺其间；在水一方，浓阴掩映着一座座粉墙瓦舍，炊烟缕缕，恬淡天然，有如诗里画里。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因为年代久远，袁枢的故居、遗塚早已荡然无存，而今可为凭吊的只有他青少年时游玩读书的登云桥和养蒙书院了。
登云桥，古色古香，似长虹卧波横跨于阳泽溪上。青石彻成的尖头船状桥墩巨大而坚实，高大的屋式桥体采用大口径园杉木垒叠连接而成，桥面以青砖铺设，两端挑檐式的桥头巍峨壮观，集交通、避雨、乘凉和休闲于一体，是一座很典型的厝型廊桥。自宋始建至今，虽历代修葺未歇，但框架依旧，古意犹存。站立桥上，微风拂面，层波叠影，只见阳泽溪两岸浓阴枕水，渚边花绕长堤芳草盈盈；远眺云山无际，近闻长浪拍岸……那赏心悦目的惬意，真是无酒亦醉。要是赶上刚好的天气，溪云四起，烟岚漫漫，廊桥云里雾里，恍若画图一般。“登云桥”之名，就极见慧眼独具和诗意才情了。像这样的胜景佳处，无怪乎青少年的袁枢会常来读书观鱼、流连忘归。
步下登云桥，沿着蜿蜒曲折的古村道前行，迎面有一道原与书院连为一体的“通德里门”，可惜现在只空留残破的门楼和题额孤凄地立在旷野，引人生发遥想当年的感慨。
走过“通德里门”，前面不远处便是“养蒙书院”了。书院近山而筑，土木结构，占地约300来平方米，规模不是很大，但静穆典雅，一派秀逸。经千年苍茫岁月风雨，却依然古韵悠悠、书香犹闻。屋后漫山遍野的一大片竹林，秀挺茂盛，就像巨大的天然屏障，涵养着书院“劲节虚怀”凛凛气节和风雅，门前平畴无际，远处岐山如黛，占尽天然神韵，仿佛身临其境便平添几分文心。书院原是宋高宗褒奖一代名臣郑珏的，是郑氏家族教育子弟之所。郑珏（1070—1130年），字致刚，为宋高宗的辅国重臣，一生忠心耿耿，数度力挽狂澜，帮助奠定了南宋王朝的偏安局面，后因劳累过度而卒。在世时，高宗曾亲拟诏谕赞其“景想节义，殊深叹嘉”。书院始建以来的800多年间，书香绵延不绝，培养仕宦无数，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仅有名姓可考的就达194人。清代时曾于两壁描绘百官图像以激励后来的读书人。袁枢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启蒙受教，这当是他一生忠直秉性、博学多才的渊源之处。
走进书院，放眼四顾，只见处处残垣断壁，中央广阔的天井，已庭径半废，一园衰草，两侧厢房除杂乱挂些关于郑氏家族的介绍图片展板外，也别无一物，只有大厅的正中还供奉着郑氏先祖的神位。庆幸的是，两旁素壁上还残留有一些百官图像彩绘，尽管是破损严重，陈迹斑驳，但所绘人物的风采神韵却依然生动可辨，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书院往昔的辉煌，散发出浓浓的书卷墨香……
我徘徊其间，油然而生沧桑之感，禁不住思接千载遐想起昔贤当日的风怀。
袁枢小少聪敏过人，有神童之称。“泰山一叶轻，沧海一滴水，我观天地间，何啻犹一指。”这首诗，据传是袁枢7岁时题于屏风之上。还有一首吟“登云桥”诗：“玉龙倒影挂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也是他十六七岁时所写。非凡的才华和博大的胸襟可见一斑。
袁枢一生忧国忧民，有济世安邦之才，且为官清廉，人品一流。宋史评价他“临民则识治辩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乾道七年（1171年）为礼部试官时，曾轮对三疏，向宋孝宗提出著名的“治国三论”：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幸荣利。为当时处境艰难的赵宋政权开出一剂安邦治国的良方。他还曾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犯颜直谏，用诸葛亮论两汉盛衰的“小人不可不去”的古训，向孝宗历述自汉武帝到唐文宗偏听奸佞、招致祸乱的史实，提醒孝宗皇帝引以为戒。孝宗虽为他的忠心所感动，但毕竟龙颜难犯，于是乎“虽容纳而色不悦”。他任吏部郎期间，曾受命视察淮扬江防要塞，对“徒知备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的错误决策予以彻底否定，提出在瓜州重新建城设防，作为长江保障的正确主张，致使金人使节惊呼“谁为陛下建此策”。他身居庙堂，但关心民瘼，体恤百姓疾苦。任江陵知府时，因江陵地处长江边，水灾频仍，百姓深为其害，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袁枢认真审察山形地势，强化堤防修筑，还“为室庐”，组织搬迁低洼处民众，发动百姓“种树数万，以为捍蔽”，有效治理了水患，深得当地百姓称颂。
袁枢一生长怀“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不畏权贵，敢言直谏。淳熙十四年（1187年），袁枢任大理寺少卿，有通州人高氏，因产业一案被捕入狱，交由大理院审理。殿中侍御史冷时光受贿有意包庇，袁枢知道内幕后，公然加于揭发，致使冷时光被罢官。所以宋代有“朝臣弹劾御史自袁枢始”的说法。在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朝奸相章敦（今浦城人）的子孙，请求他看在同乡分上，为章敦作些粉饰，不要列入奸臣之列，遭到袁枢的严词拒绝：“子厚为相，负国欺君。食君俸禄，有辱皇命。吾为史官，出说不稳，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宰相赵雄知道后称他“无愧古良史”。
袁枢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呕心沥血编纂的史学巨著《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为我国和世界的史书编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体例。此前，我国的史书编纂主要是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主轴，重在纪事而忽略了人物的主体性；纪传体史书因重在记人，常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分述在二三个纪传中，造成事件的分割和不完整性，给阅读带来十分困难和不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述13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帝王借鉴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但规模庞大，卷帙浩繁，又是采用编年体，要了解事件全貌，必须翻阅好几卷书。司马光本人也看到这个缺陷，曾想将《资治通鉴》简化，写一部《资治通鉴要历》，但终因年老而未能如愿。袁枢精于治史，一生熟读《资治通鉴》。乾道七年（1171年），其时袁在严州教授任上，因职掌清闲，便可从容著述。凭借自己对《资治通鉴》全书内容的娴熟和对作者意图的深刻把握，以完整记录事件的本末始终为中心，把《资治通鉴》294卷的内容归纳为239件大事、42卷，每件事自立标题，独立成篇，按代顺序，起讫明了，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总括1362年的历史。《通鉴纪事本末》不仅体例崭新，事件脉络清晰，时间顺序了然，在史实钩沉上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突出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及历代治乱兴亡的史迹和因果关系，鲜明体现袁枢的政治见解和抱负，足为当时治国者和后世君臣借鉴；在章节写法上，层次分明，条理清楚，文字精练，文采飞扬，引人入胜。所以，书稿一面世便轰动朝野。当时的孝宗皇帝阅后赞叹“治道尽在是矣”，下令摹印10部，分赐太子和诸帅“熟读”；大臣杨万里称其是“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学者不可以无此书”；朱熹评价其是“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斯真《尚书》之遗也”。
《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是史书编纂体例的重大突破，是对我国古代史学的一大贡献，从此史书编纂形成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格局。后来的《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全都是按照袁枢所创的体例编写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800多年来，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称许和重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其是“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称该书是“化臭腐为神奇”的“前古未有”杰作；近代学者梁启超也称“今日之西史，实推袁枢创之”。一代伟人毛泽东，平生嗜书如命，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可谓精研细读，在2800多筒子页中留下大量的批语和圈点，占了全书的大半部分，是他一生所读古籍留有批语和圈点最多的一部，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和喜爱。
让人惋惜的是，袁枢的经世才华和抱负一生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他的忠直刚正和文人秉性注定他一生不畅仕途。这是袁枢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的学说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故旧门生尽被株连。袁枢一生同朱熹交善又是同乡，所以也为人弹劾，从此官场梦断，解职返乡闲居，再未被起用，直到开禧元年（1205年）去世。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读书人，晚年的袁枢飘零孤寂，抑屈难言，悲凉心境可想而知，但他并不甘心把自己放逐于家乡的湖光山色之中，过隐士和钓师的恬静生活。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依旧，只是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样，得志时进而为儒，失意时退而为道，将自己天纵的才气和渊博的学识，转向对《易学》的专心研究和著述，为后人留下《辨异》《学易索隐》《易传解义》等多部著作。朱熹得知他辞世的消息后，写诗哭悼：“……终怜贤屈惜往日，亦念圣孔悲徂川，愿君尽此一杯酒，须绕舌本如悬泉。沃心泽物吾有望，勒移忍继钟山篇”。悲怆痛惜之情，催人落泪。
走出书院，微风吹散心头冷寂的远思。遥望远处，岐山无恙，风光依旧，猛然闪过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所不朽者，垂百世名。熟谓生死，凛凛犹生”。我想，袁枢不亦如是呼！
（本文原载于《走进建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