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激流中的林则徐”论坛专题·

卓识远见爱国先驱

  ——论从林则徐思想智慧中汲取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智慧和力量

林华光 

林则徐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强悍外敌入侵，勇于突破旧藩蓠，以夷制夷积极御侮，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为深入研讨林则徐身处清中叶变局中其外交、军事、国防、民生等思想变化，探究其在近代中国变局中探寻民族复兴路的理念变化，为当代治理提供借鉴，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贡献力量。

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千年一遇”之变局的洪流中，以其“赴粤禁烟”和“谪戍新疆”的人生经历，见证并参与了当时中国的边防和海防建设，使其同时成为近代中国海防论和塞防论的先驱。以海防建设为核心的林则徐国防建设思想，体现了林则徐作为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旧格局下的先知先觉。同时，也折射出在西方外来冲击与压迫下，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艰难转型与近代化过程。新世纪、新阶段，对身处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即由大国变强国阶段的中国而言，林则徐关于外交、国防与军队建设转型与近代化的思考和实践，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价值。

   一、外交先驱民族英雄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而奋起抵抗。在这场斗争中,林则徐建立的历史功勋是把广大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迫切愿望集中反映出来,谱写了一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曲,成为中国近代初期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思想的内容和它的特色主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一）外交思想的形成

1838年12月,林则徐奉命作为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兼管该省的水师,以杜绝鸦片的来源。他负责处理涉外事宜, 就是从这时开始,并在禁烟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外交思想。林则徐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有客观的历史背景,也有主观上的思想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其中以英国发展最快。它们急于 要扩大国外的商品市场,对外推行殖民政策,中国则是它们在亚洲扩张的主要对象。但是英国和中国的正当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它把鸦片作为一种侵略手段。从19世纪初叶起,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而且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鸦片贩子取得巨大利益,而且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从鸦片的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英国从鸦片贸易中所取得的收入足以偿付它从中国输入茶叶的全部价值。茶叶税在19 世纪30年代已成为英国政府收入的大宗,占英国政府全部税收的1/10。所以英国政府对这种非法的鸦片贸易,一直采取纵容、鼓励和支持的政策。鸦片泛滥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货币流通和国库收支,使清政府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直接危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并且摧残生命和败坏道德。鸦片贸易集中反映出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贸易,不是它和外国商人之间在贸易事务中的一段争执,而是一种抵制外来侵略的自卫行动。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奉命前往广东的。

第二,鸦片是由外国商人走私入口, 再由内地鸦片贩子分销到各地, 因此禁烟既要解决国内烟贩的贩卖和吸食等种种弊端,又要杜绝外商将鸦片走私入口。杜绝鸦片走私, 必须要有对付外国鸦片贩子的有效办法,而且还涉及到代表他们的外国政府,应有正确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措施。禁烟既是内政问题,又是涉外问题。可是清政府在讨论禁烟的过程中,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取缔和惩办贩卖、吸食的人身上, 没有人提到如何对待涉外的间题。作为清政府最高决策者的道光帝,在指派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的谕旨中,也只是提到“以清弊源”。至于如何去清除弊源,只字未提。这是由于清政府盲目自大,对世界情况闭塞无知,把禁烟中的涉外问题看得非常轻易,以为采用“先威后德”, 就是“控制之良法”,最后以停止贸易了事,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禁烟中的涉外问题及对外政策、措施,便完全由林则徐在执行禁烟的过程中去解决。

第三,林则徐生长在鸦片流毒严重的福建,耳闻目睹烟毒造成的祸害,他在任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时,禁烟取得显著成效。林则徐认识到鸦片流毒不仅危及清政府的财政和军队,而且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在指出鸦片泛滥将使清政府兵弱银枯的严重局面之后,又指出“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由此可见,林则徐是把禁烟看成为一种民族自救的正义事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意志,始终不渝,表现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贵品格。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责任感,驱使他开始认识外部世界,为解决涉外间题寻求对策。

在赴广州以前,林则徐虽然有国内禁烟的实践经验,但对世界情况和其他主张禁烟的官吏一样,也是一无所知。他认为“如果内地无人吸食, 谅彼亦即不来”,因而主张禁烟“必以重治吸食为先”,把禁烟问题仅看成是中国的内政。但到广州以后,他“详考禁令,访悉近来情事及夷商轻藐所由来”,探索禁烟的症结。他开始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外情,使他对当时的中外贸易和外国历史地理等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自己的外交思想,并且在禁烟的实践中深化。例如他看到来华外国商人“良秀不齐, 遂有夹带鸦片, 诱惑华民, 以致流毒各省”, 他们“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 ”并且了解到英国“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开地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还“探知夷埠烟税最重,岁留税充孟阿腊经费,有余尽收归国库,王享其厚利久矣 ”, 因而改变原来的想法, 提出禁烟应“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断绝鸦片,首贵杜其来源”。可见他把禁烟的重,由内政转向外交。

（二）外交思想的内容

林则徐于 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 开始处理涉外问题,到1840年9月28日被道光下令革职,林则徐的外交思想, 主要表现在杜绝鸦片来源的过程中。但他在被革职以后,仍然密切注意中外局势的发展,对当时的涉外问题,通过书信等形式表达他的想法和意见。综观林则徐的外交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捍卫主权与维护利益相结合。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外国商人对中国贩卖鸦片,不仅危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破坏了中国的法律。林则徐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坚持外国人来华必须遵守中国的法令。他说,外商来华贸易,“利己不可害人”,对华“贩卖鸦片,久干法纪”“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因此坚决主张“法在必行”。他向外国商人发出晓谕,责令他们来华贸易“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交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他经清政府的批准,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希望英国政府不要“以己所不欲者施于人”,谕令英国商人“兢兢奉法”“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怀遵也”“切勿以身试法”,并希望英国政府将它所辖地方的鸦片产地“拔尽根株”。在义律阻挠和破坏中国政府禁烟行施自己主权时,林则徐并力坚持,总不受其恫吓”,坚持斗争。

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嘴行凶,中国村民林维喜重伤致死。义律不仅拒不交凶,而且擅自成立所谓法庭,进行“审判”,这是侵犯中国法权的严重挑衅行为,也充分暴露了英国企图在中国实施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主权的阴谋。林则徐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应由中国政府审办,不能“因英夷而废法律”。所以他“谕令义律交出凶夷,听候审办”。他说,“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 岂得不交官宪审办? ”在义律抗不交出凶手时,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措施。

林则徐不仅在职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且在离职后仍然维护国家的权益,反对琦善执行妥协求和,出卖国家权益的外交。1840年9月,清政府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和英人谈判,并将林则徐革职。林则徐被革职后,虽然已无权处理涉外问题,但仍然密切注意当时形势的发展。他说:“议和之事,静老 (琦善字静奄——作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其实人人皆知”。“如烟价已许七百万,尚要一千万”,“其码头除广东外,闻又许以福建省城及厦门两处 ,而彼尚要苏州、上海、宁波等处,并定海亦不肯还,其骄姿如此”,又说义律与琦善照会,“动云限以三日,若不许即攻打虎门”“若添兵勇来敌,则不准和”, 但琦善“一意要和,竟不敢添兵”, 因而林则徐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他说:“今恐无别法,只须看伊和议成否。如和议成,原不过暂解一时,而大事已去,三年 后不堪设想矣。”不久,英国侵略军以武力强占香港,并贴出伪示,声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林则徐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气愤,力劝怡良向道光“实奏”,揭露琦善私割香港。他说:“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接受林则徐的主张,据实奏报道光。林则徐不仅关心东南沿海局势的发展,而且在流放到新疆期间,还注意俄国窥伺中国北部边疆,建议推广屯田水利,以巩固边防。

第二, 保护正当与阻挠违法相结合。在外交上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林则徐认为来华外商,有从事正当贸易的人,亦有贩卖鸦片的烟贩子,并且了解到英国所辖印度的鸦片产地制造鸦片,“但各国之中,亦只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这是他采取区别对待的依据。首先,林则徐把中外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区别开,对中外正当贸易不仅不加阻挠,而且加以保护；其次,他对守法和违法的外国商人采取区别对待, 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而且“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即英国货船, 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在外商交出鸦片后,给予一定数量茶叶作为补偿,以示鼓励,对于依法具结的外国货船,一概准予进口,恢复通商。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使林则徐在禁烟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至1839年12月,已有62 艘各国商船具结入口,甚至个别的英国商船亦愿具结进口。当时澳门新闻纸报导一个在华外商说,“钦差并非与英国人作对,只是攻敌凡做鸦片贸易之人而已”。可见林则徐的这一区别对待的外交思想,取得了实际效果,扩大了对外影响。

在禁烟初期,林则徐采取的措施,大体上都得到道光帝的认可。但道光帝对外情毫无认识,把禁烟看得十分轻易, 因此在接到林则徐关于穿鼻洋海战获胜的报告后,对林则徐的区别对待的策略横加批斥。林则徐主张“奉法者来之, 抗法者去之”,道光帝则批为“所办未免自相矛盾”；林则徐认为遵令具结进口的个别英船应给以区别对待,道光帝则批为“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同时道光帝下令停止中英贸易。他的这种做法, 破坏了林则徐分裂英国侵略者的计划。

中英贸易停止后,顺天府尹曾望颜有一个奏折,主张封闭禁海。道光帝将此折交林则徐复议,林则徐举理反对。他说:“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货船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荞,事出无名。”他认为“鸦片之断与不断, 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并且“若概与之绝,则解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暗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营驱鱼”。可见林则徐的区别对待的外交思想,更趋成熟。但此时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准备派侵略军来华,发动侵华战争。所以此时的问题,已不在封关或者不封关。

第三, 公平正义与兼善天下相结合。责令在澳葡人遵守中国法令,并且促葡抗英。在鸦片战争以前,澳门不仅成为来华各国商人的居住地,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贩卖鸦片的中心。因此林则徐到广州后, 在责令广州外商交烟的同时,对澳门的禁烟问题亦十分重视,认为应该“一体查办”。他谕令澳门同知传谕在澳葡人,指出“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因此责令在澳葡人必须遵守中国法令,“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统共若干箱,限三日内开单尽数 呈缴”,听候他“按临澳门,亲督验收”,否则“从重惩创”。澳门同知察复,“近因查禁严紧,已运往各处夷埠,不敢在澳潜藏”,并说葡人愿“出具切结 ”。于是林则徐表示“果能改过迁善,尚可准行”。林则徐不仅要求在澳葡人守法,而且促使他狡成拒英人企图澳门。义律被迫交出鸦片, 但他并不甘心放弃鸦片贸易的利。他在离开广州到澳后,拒绝具结,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且要求占据之意”。同时认为“此端一开,则粤海关儿同“在澳门装货”。 林则徐认为,义律阻挠英国货船进入黄埔,但却要求在澳门装货,此举“乃系别蓄诡谋 ”“显有虚设”,而且“今冤船之积土甫除,而澳门之囤所又起 ,何异驱虎进狼”,因此加以驳拒。后来发生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抗不交凶。所以林则徐认为,义律既不交凶,英国货船又不近埔 ,“即不当住澳, 应与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羁留”,责令在澳葡人驱逐英人。澳门港口,不独为保护在澳居住之英吉利人,亦可以守著。英人离开澳门后,义律和英国兵船船主士密又分别写信给在澳葡人,表示要派“一只兵船进至澳门”, 以此拉拢葡人,企图重回澳门。葡人在中英对峙中, 亦担心英国军舰会占据澳门。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促葡抗英的外交对策。他认为,“西洋夷人在澳内者有天朝声威可恃, 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则畏英夷之强”,因而“顾后瞻前”。所以,在葡人驱逐英人后,“尚有英夷坚厘、臣担二名, 逾期未去”,林则徐就“责其容留英夷”,宣布暂停葡人在澳贸易,其目的使葡人“有词可藉,而英夷遂无地可容”,等“英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无损西夷生计”。这种有理有节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使葡人明确表态。他们在给英人的回信中表示,“英吉利人不要想我留英人在此居住。我亦必守中国人所定章程,不肯违背之”。这样,英人企图占据澳门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四,外交斗争与加强海防相结合。林则徐说,英国侵略者“惟利是图”“诡诵异常,现有鸦片在船,未必逮甘回国”,又说“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奋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因此主张加强海防。他认为“海防长臻巩固,边衅永可潜消”,并且将加强海防和外交斗争结合起来,互相配合。所以他一方面购置船炮,整顿水师,认真操练,防止外来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的方法。例如义律虽然被迫交出鸦片, 但他拒绝具结,并且拒绝接受林则徐给予英商作为补偿的茶叶,下令全体英商撤离广州,停止贸易。并且于1839年9月在九龙挑起武装冲突。由于林则徐加强了海防, 已有了准备,给予有力的回击。在武装挑衅失败后,义律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本国政府 的训令,又通过澳门葡萄牙人出面转圆,请求订期“面商会议,明定章程”,林则徐虽然认为“其言又安可遵信? ”但说“义律果能惜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宽其既往”,仍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允其所求。他提出呈缴新烟、交出凶手、开行、烟商回国、货船进埔等要求,命令澳门同知与义律会谈。但是经过交涉,林则徐认为义律对他所提要求,“含糊搪塞,希冀拖延”,专门取巧,“果使半请具结,半请搜查,或尚并行不悖,乃全然抹煞正意,专辟旁门”,因此仍要求义律遵式具结,交出凶手。由于义律并无诚意,因而交涉没有结果。由此可见,林则徐把外交斗争和加强海防结合起来的思想,是行之有效的,使义律既不敢轻易挑起武装侵略,又在外交上暴露他仍然要坚持鸦片贸易利益的面目。林则徐不仅在禁烟的实践中贯彻这一外交思想,而且在离职后,还竭力反对琦善撤防求和的卖国外交。琦善到广州后,为了表现他的求降诚意,一下令撤防,解散水勇,裁减师船,以致英军敢于在1840年进犯大角、沙角炮台。在这种情况下,琦善仍拒绝守将求援,不派援兵。林则徐气愤地说,琦善“一 意要和,竟不敢添兵”“到此田地, 尚且恐添兵而阻和议”, 提出“何以不将此情形, 透切一奏”,主张揭发琦善的卖国行为。同时他竭力反对英国侵略军的武力侵犯是由禁烟而缴成的说法。他说,琦善“似此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 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 ”又说,“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而已”,甚至说,“若果再为诬枉之言, 归咎前事,则只得拼命畅叙一呈, 遣人赴都察院呈,即置之死地, 亦要说了明白也 。”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外交思想的概貌。林则徐在外交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思想,对外采取区别对待和促葡抗英的策略思想,以及把外交斗争和加强海防结合起来的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林则徐也认为“民心可用”“民力可恃”,把人民斗争的力量视为他在外交斗争中的后盾。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

（三）外交思想的特色

林则徐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他的外交思想具有重要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运用国际知识,其中包括国际法的知识, 进行说理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贩卖鸦片,这是破坏中国的法令。后来发生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抗不交凶, 并且擅设法庭,侵犯中国的法权。所以在林则徐的涉外工作中,坚持“法在必行”,维护国家主权。在这场外交斗争中, 他与清政府过去的做法不同,不是简单地对违抗中国法令者照例封舱、封港,停止贸易,而是以国际知识,其中包括国际法的知识,作为他在外交斗争中的工具,在采取坚决措施之前,进行必要的说理斗争。在严禁鸦片贸易的间题上,他一方面就近对在华外商反复说明道理,责令他们交出鸦片,另一方面则向英国政府发出照会,在这份照会中,林则徐首先说明中国政府严禁鸦片贸易的政策,并且从各方面讲清英国来华商人应遵守中国法令的道理。他指责英国在本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就不应该“移害”于中国,还说“别侧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英国法度”,何况是中国。因此希望英王“谕令”来华英商遵守中国法度；其次他指出英国所辖印度的一些地方,大量制造鸦片,希望英王能“拔尽根株”。这照会,是林则徐进行说理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文件。又如在林维喜事件的交涉中,林则徐也进行了说理斗争。义律以“循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为借口,拒不交凶,林则徐则加以驳斥。他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又说“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从以上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林则徐运用国际知识,其中包括国际法的知识,在外交上进行的说理斗争是有力的。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的外交中,以它的船坚炮利作为外交上的后盾,推行侵华政策。究竟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 在清朝统治集团中, 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有着不同的外交思想。投降派被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装备所吓倒,因而主张在外交上妥协求和。而林则徐则认为外国侵略者“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因而主张加强海防,防止外来的武装侵略,同时在外交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琦善撤防求和的外交思想。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师船木料不坚”,大炮“器不良,技不熟”“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 因而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国家的长技,以加强自己的海防。在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以前,他购置外国船炮。在战争爆发之后,又仿制欧式战船,还“觅一炮书,铸法炼法,皆与外洋相同”,在扬州刻印。由此可见,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也是反映林则徐外交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第三, 在涉外工作中,开始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闭关自守。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维持一般的通商关系,没有经常性的政治往来 ,因此在它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专理西方国家的外交机构,长期处于对外部世界不了解的状况,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林则徐到广州后,为了解决禁烟中的涉外问题,对了解外情十分重视。他认为,“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 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还说“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后来他在“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中,又以“夷情厄测, 宜周密探报”列为六条中的一条, 并提出如何了解外情的建议。林则徐在广州期间,亲自查访与外商打交道的人；组织人员翻译,亲自加工审订,先后编译成《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找外国人译出《滑达尔各国律例》中的某些条例,其中有关“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其外国不得告诉委曲”等内容；还找外商交谈。当时澳门月报评论说,“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了解外情。宾汉在其《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林则徐“搜集英国情报, 将英方商业政策, 各部门详情, 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都一一 记录在案,工作做得很细。林则徐的这些作法,从清政府的外交工作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创举。当然,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英、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 已经引起一些中国人的关心,出现了一些记载英、俄的书籍。例如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这些书籍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因了解外部世界的风气刚开,还很粗浅。林则徐在这方面的功绩,则是他作为一个清政府的钦差大臣,为了解决禁烟中的涉外问题,有目的的了解外情,认识世界,特别是组织自己的翻译班子,开始翻译外文资料,而且涉及面广,从而开创了中国人认识和研究世界的一个新局面。这是林则徐外交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从这可以看出林则徐的外交思想具有明显的特色。这些特色,对他同代和后来的爱国志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林则徐的外交思想,是爱国主义的外交思想。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明知任务艰巨,仍然担负起重任。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侵略,并采取正确的策略思想。林则徐以他的实际行动,把传统的爱国思想,往往带有“忠君报国”观念,林则徐的爱国思想,扩大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近代爱国主义,从而赋予它新的,更为广阔的时代内容。

二、开放先驱远见卓识

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引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中国禁烟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其给道光帝的奏折里提到了很多的建议，这反映了他早期现代化思想，他是当之无愧走在时代前列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被派往广州禁烟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中西的差别，在他向道光帝的奏折之中提出了很多主张，反映了他的早期现代化思想。

（一）认识到了鸦片输入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严禁鸦片进口，但是他并不主张完全闭关，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

在1838年6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附戒烟方）》中提到“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林则徐清楚地认识到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为此“拟具章程六条”。在此折之后，再次上书《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他认为“必须中外臣工并力一 心，誓除此害，国家理财大计，此时正一转机也”，清王朝可以通过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物倍蓰其价，初步达到禁止鸦片出口的目的，而且对清王朝财政好转有利。《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林则徐再次提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希望重惩鸦片吸食者。1839年5月18日《外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中认为“鸦片之禁，不但宜严于百姓，实可倍严于夷商。”建议从内外两方面控制鸦片，达到禁烟的目的。针对曾望颜上书道光皇帝建议封关禁海，林则徐认为实际情况出发不宜实行海禁，实行海禁不仅断绝了与英吉利的贸易，还有其他夷国，“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轻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因为英国一国的原因就断绝与他国的关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再者“广东民人，以海为生者……其势即不可终日。”他提出“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以此来看，林则徐不主张全面海禁，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

（二）注重了解外国情况，打开了闭塞的目光

1839年6月14日的奏折《东西各路越窜外船严行惩办片》里提到“臣等察访夷情，因知外国商船来粤贸易者，必先在该国请领牌照，经过夷埠但须验明，并于开船之时颁给禁约条款，谆谕不许在中华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领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林则徐了解了英国的法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策。1839年9月1日《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的奏折里林则徐提出“切思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是以兼筹并顾，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察夷情是随时都需要做的，林则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从他到广州上任开始直至被革职之后仍然在进行此项工作。林则徐组织人员摘译了《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录要》和《洋事杂录》等，这些对林则徐认识西方，了解世界的现状起到了启蒙作用，打开以前闭塞的目光，开始去了解这个世界，逐步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把林则徐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有道理的。

（三）加强清朝的军事力量同时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向西方购买大炮

在1839年9月1日《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的奏折中提到“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1840年4月27日《请改大鹏营制而重海防折》筹议“添拨移改兵官船只。”《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筹议添建炮台两座，以资控制而重海防。”林则徐主张加强清朝的军事力量用来“防夷”，甚至可以从外国购买坚船利炮。1840年6月24日《英兵船续来及粤省设防情形片》的奏折里林则徐“犹恐各台旧安炮台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1840年9月24日《复议团练水勇情形折》中还提到团练水勇，“所雇练勇用以协 防炮台隘口，并配人拖风、红单等船者，已有一千五百余名，叠次随同焚剿英夷，借可以壮军威而助兵力。”林则徐希望能够在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再借助西方的先进军事武器来打击外国人。“林则徐对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引进，表明了他在思想上已初步突破了‘夷夏之防’和‘夷夏之辨’的禁区，表现了他学习西方的主动和开放态度。”

（四）开始具有初步的主权意识

在1839年5月18日的奏折《英国等船只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中林则徐提到将夷船的鸦片呈缴，并建议“俟奉到部行新例之后，即当拟具檄谕底稿，恭呈御览，照会该国，明示期限。如届期再有带来，应遵照《大清律例》所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与华民同照新例一体治罪，货物没官，始可杜其尝试之念”。在林则徐看来既然夷人来到中国应该和华民一样遵守大清的法律法规不得违反，违犯之后要依法治罪。尖沙村村民林维喜被英人酗酒行凶，棍殴毙命，林则徐在《义律抗不交凶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折》中指出“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窃思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外国人和国人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犯法就不再追究，虽然林则徐认为这样是为了驾驭他国，但是是 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在清王朝的律法面前，外国人和中国人所受的制约是一样的。国家的主权不容外人破坏，这可以看作主权意识的萌芽。

“林则徐不愧是一位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者和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虽然他的早期现代化思想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不能抹杀林则徐的功绩，在闭目塞听的清王朝里，林则徐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三、爱国先驱不畏艰难

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情况。尤其是《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为其摆脱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作用。林则徐自觉运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准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并敏锐地觉察到贸易与外交的密切关系。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观念和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中的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指的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熟知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一般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的理论和方针。在晚清，近代外交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漫长过渡历程。而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所具有的某些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正是这一过渡历程的开端。       

（一）对外斗争，以夷制夷

世界历史的发展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在欧美各国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相继完成，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地不安定和动荡，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因此，开展海外贸易，掠夺落后国家，是西方资产阶级赖以生存下去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分非洲、占南美之后，接踵而来远东。正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运行的古老中华帝国，成为欧美资产阶级所垂涎欲滴的对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要和中国封建王朝发生联系，首先是外交上的联系，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地处东亚，中华民族以高度发达的灿烂农业文明著称于世，远在僻壤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均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久而久之，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文明发达的现实以及封建等级制的扩展，使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一种唯我独尊、傲慢自大的心理定势。自然，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这些国家只是作为中国的朝贡国和藩属而存在。具有礼乐教化之国，当然要和野性十足的夷狄区别开来，所谓的“夷夏大防”也就成为中华封建正统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地来看“夷夏大防”观念在战乱不断的封建中国,对于感召士民百姓奋起抵御异族的掠夺和侵凌,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王朝几经更迭,时代不断变化而这种固有观念却未曾稍减,致使中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关系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而理藩之术也无外乎恩威并用,剿抚兼施。

时至晚清,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牢笼使人们对日益动荡着的外部世界茫然无知。士大夫王炳燮仍津津乐道“于失大地以中原为正中,阴阳之和会,最得五引之全,自古神圣皆成此也,此外四裔皆荒昧,……故大地自古及今皆以中夏数千年为正位,试观天星分野独应中国,即其明验矣”。最高统治者更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以过去的周边夷狄来对待。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膨胀的资本纷纷来中国寻找出路,但由于中国内部以自然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主,资产阶级满怀发财热望而运至的机器产品长期打不开销路。于是,它们便在中国开始进行“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鸦片贩毒交易。这种交易在19世纪30 、40年代的清朝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封建统治者从自身统治利益考虑,采取非常措施,禁止鸦片泛滥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道光朝君臣对禁烟策略进行了一番大讨论,确立了断绝来源为首务的方针,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这样,清政府所面临的鸦片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外交问题。此时的道光皇帝,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外交方略,对英吉利等国夷人叛则诛之,服则抚之,一定之理。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来到了广州，这里既是鸦片流毒泛滥日甚的是非之地,又是得风气之先的近水楼台。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和了解,这就为他冲脱出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提出带有某些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三）刺探西事,翻译西书

林则徐刚到广州,仍然以天朝大吏的自豪感来审视自己的对手,存在着中国之“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的糊涂观念,和其他士大夫的认识一样,天朝若闭关绝市,则能制敌于死命。但是,随着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对禁烟运动的抵制与破坏,对林则徐所颁法令耍尽伎俩,使林则徐感性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对手与先前的犬性夷狄尚有不同之处,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正是出于这种对外交涉的需要,促使林则徐去探求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被后世史家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睁眼看世界”的兴起,无论看成是一种思潮,抑或当作一种行动,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其本身。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新知识的获得,中国士大夫终于开始冲破原来的华夷观念,以一种新的步伐迈出中世纪的门槛向西方学习,谋求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行程,就是由此起步的。

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就开始有意识地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打破清朝长期以来对夷狄不屑顾的惯俗,“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指示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人四处探听,按日呈递”,尽其所能地搜集外国的书籍和报纸及其他情况。在监督署内,他聘请善译之人,包括袁德辉、梁进德等略通外交的中国人和当时在广东活动的教土医生伯驾等人,尽速将获得的情报译成中文。林则徐还聪明好学,不辞劳苦地多方探求。当他在穿鼻港考査时不失时机地指示自己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1839年12月,林则徐在广州天后宫接见了15名在中国海域遇险的英国船员,他仔细地询问英国朝野人士对中国禁烟问题的态度,以及其他有关的国外情况。这样,林则徐的对外知识大有长进。

固然,林则徐对外国知识的掌握是粗略的,有的甚至是不确切地,但他所了解的却是多方面的。对他的外交观念和外交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

澳门新闻纸是居住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商人所办报纸的统称,包括由英国人原在广州所办,1839年5月迁至澳门的《广州周报》又译作《澳门新闻录》，《广州纪事报》又译作《澳门杂录》或《澳门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阿拉新闻纸》等,内容涉及各国政治、中外贸易和出现的有关问题等情况。林则徐认为这些报纸是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他意识到这是了解外国情况以及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看法的一个极好窗口,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林则徐根据《澳门新闻纸》所译出的材料,又组织人员分类整理,编为《澳门月报》,计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5辑。林则徐从《澳门新闻纸》当中获益非浅,“所得夷情实力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

《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物上的自然原则》,是瑞士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滑达尔(旧译瓦特尔)于1758年写成并出版的一部法学著作。它在短时间内受到欧洲、美国的法学界和外交界的推崇,尤其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它成了外交官特别是领事馆必读的经典。林则徐接受自己手下译员袁德辉的建议,认为运用《国际法》来办理外交为当务之急。他从该书上摘录了不少段落,派行商首领送往伯驾处请予译出,这些内容与战争有关,以及由此而来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后来,袁德辉又重译和增译了一些段落,由此而编成《各国律例》书。《国际法》的掌握又使林则徐能够藉以作为锐利的外交武器,在与外国人的交涉中持之有据,言之有理,早在50多年前就有人指出:“《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及应用于对外交涉,实以林则徐为嚆矢。”法兰西学士院伦理和政治科学部院士苏珊巴丝蒂夫人也认为:“早在1839年,有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打交道时,首先感到有必要了解国际法的知识。他曾组织翻译了瓦特尔名著的一部分。当时广州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外国商人的问题。”

（四）掌握律法，维护主权

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形势下,清政府所面临的鸦片流毒和货物贸易问题,实属重大的外交范畴。林则徐对海外诸国情况的了解和国际知识的掌握,为他容纳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业已形成的某些近代外交观念的礼制创造了条件。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交涉中,林则徐的外交思想已具有了更多的近代特征。

首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林则徐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在了解到一些禁烟实情的基础上便果敢地连续颁布了《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等告示宣布鸦片为中国政府公布的违禁之物不能再流毒横行于中华,并公开申明了自己誓为朝廷断决烟土的决心。在这里,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晓谕在广东的外国商人、鸦片贩子呈交烟土,符合《国际法》中“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的精神,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正当权利。他从中了解到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之照办,因而在虎门销烟后,林则徐自觉地依法办事,指出:近日访问,乃知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营,而敢偷渡越窜,若被彼国查出,在夷法也必处于正刑。他明确规定凡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洋商必须出具结式,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倘若查出来船有一两鸦片,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林则徐对于来自所谓“明西方”早有《国际法》流行的英国官吏蓄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在外交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39年7月,义律在英国水手打死中国居民林维喜事件上百般活动,包庇凶手。不但对林则徐提出交出凶手的要求置若罔闻,而且于八月悍然在英国船上演出了一幕将认犯照本国之律例审办其罪的闹剧。林则徐非常气愤,严辞谴责这破坏中国法律、违犯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林则徐根据《各国律例》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他严正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倘若遇有犯罪之人,则犯罪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宪审办?以《国际法》为外交斗争的武器,符合资产阶级的法律精神，致使义律在谈判桌上常常处于理屈词穷、无以应对的地位,连当时目睹其状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

其次,区别对待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以新的内容。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正常贸易,就是指遵守中国法律,不夹带鸦片毒品的正当货物交易。1839年,英人地尔洼在伦敦发表了《鸦片贸易罪过论》文,林则徐从摘译的《澳门新闻纸》当中及时掌握了这一消息,认识到在英国朝野中,也有人指责鸦片贸易是一种“罪过”,不但败坏中国之风俗,且有走私之恶名。中国人禁止鸦片,正如英国政府曾经禁止法国使者携带禁物到英国而遭监禁一样,交上违禁货物后,方才释放”据此,林则徐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方针，将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区别开来,孤立、打击前者,提倡、保护后者。他执行“唪法者来之,拒法者去之”的原则,反复强调外国商人至内地,“歌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应该说,这方针的贯彻执行,不仅争得了个别英国正当贸易商人对中国禁烟政策的理解,在对顽固的鸦片贩子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而且对于英国同美国等其他国家商人的矛盾也得以正确地利用致使拒不具结进口贸易的英国人抱怨:我等已议定暂在港外贸易之章程,花旗不与和心。此系外国不能齐心会合之大害也!这就使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和近代特征。

第三,反对封关禁海,主张贸易互利,具有近代先进中国人所特有的开放意识。众所周知,自我封闭,与世隔绝曾是中国封建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和保存下去的首要条件。时至近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不少顽固派士大夫重谈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贸易的老调,幻想以此来求得苟安,但这只能是一种不识时务的愚论。林则徐在对外交涉中,看到了贸易在西方各国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贸易者,帔国之所以为命”,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朦胧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说,“对于朱犯法之各国夷船与革古和一同拒绝是违抗者摈夕,恭顺者亦棺之未免不分息萎事出无名”。这些精神,也符合国际贸易法的一般惯例。更重要的是,林则徐指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有弊端。他不只一次地申请,“来华外商伓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此乃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因此林则徐在提倡国人出海贸易的同时,也十分明智地以贸易来确定自己的外交方针,认为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不难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综上所述,林则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封建意识。但是他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信念,使之能够在与西方殖民者的交涉中不畏艰难,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且,他多方了解西方各国状况,自觉利用国际公认的法律进行斗争。由此我们可以说,林则徐的外交思想是中国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中迈出的艰难而又可贵的第一步,理应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国防先驱敏锐洞察

林则徐海防建设思想主要来源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及战争初期，其在广东海防前线领导军民严禁鸦片与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斗争实践，同时还包括其“谪戍新疆”期间对海防建设的一系列思考。在其海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林则徐以其政治家、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洞察出传统海防战略的弊端，开始了对传统海防观的扬弃，最终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海防论的先驱。

（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

“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林则徐所提出的海防战略指导思想。从总体上说，它是一种从“重陆轻海”国防观衍生而来的海防观，主要是以陆防战略为原则，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诱敌深入，力图通过陆战围歼敌军进而巩固海防。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是传统海防观的一种体现，但它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消极防御海防思想，它体现了林则徐对传统海防观的扬弃，是一种带有积极防御色彩的海防战略思想。首先，在鸦片战争刚刚爆发之初，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海上力量对比来看，以冷兵器装备为主的清军水师缺乏外洋作战的实际经验，明显落后于已经使用热武器装备且精于海上作战的英国海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来自海上的强敌，避开其作战的锋芒和优势，不与之在大洋决战，而把战场引至我方比较熟悉的近海岸上，应该是一种比较符合战争初期战场态势的一种选择。其次，“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并不是意味着消极防御，坐以待毙。林则徐在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同时，还提出了“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总不稍示柔弱”“守险攻瑕，皆得随机应变”等主张作为其海防战略思想的补充。而这些积极海防思想的形成和出现正是林则徐后来建设强大水师(海军)思想的渊源与基础。可见，林则徐“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防战略思想，应当包括发挥兵、炮、地雷的优势，力争诱歼敌军于内河或陆地，同时，建立海上武装力量，以便“战洋夷于海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是对海上防御的放弃，也就是对制海权的一种放弃，这在现代海战中，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致命弱点。然而，任何战略指导思想的制定都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给林则徐以太多的苛求，而应该以辩证的观点看到其“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防战略思想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建设强大水师(海军)的海防战略思想

林则徐重视海战、建设强大水师(海军)的思想，是在其被革职查办后，面对战争的失利，对前期“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防战略思想的反思与扬弃的结果。定海失陷后，林则徐被撤职查办。1841年4月，林则徐以“协办夷务”之名向奕山提出海防之策：“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缴，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这表明，此时林则徐已经突破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传统海防思想，建设强大水师(海军)与敌进行外海作战的海防战略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如何打造能够与敌外洋作战的强大水师(海军)呢？林则徐进一步明确指出，船炮为“防海必须之物”“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同时，他还强调“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至此，林则徐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的积极防御海防战略思想基本形成，这是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最早构想。尽管林则徐建设强大水师(海军)的思想是在其被撤职查办后才真正完成，其对正在进行的鸦片战争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和作用，但这并不能否认它是近代中国海防意识觉醒的起点，也是对中国传统海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它对中国近代海防意识的崛起，和现代海军的发展建设起到了思想先导和理论助推的作用。

（三）林则徐边防建设思想

林则徐边防建设思想集中表现为其防俄筹边、巩固西北边防的战略思想。即对沙俄蚕食、侵略我西北边疆地区的防范和应对。林则徐的防俄筹边思想最早渊源于其“赴粤禁烟”主持东南海防期间。1839年，在其辑译的《四洲志》一书中，关于沙俄“攻取波兰十部落，又击败法兰西五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的描述，使林则徐预感到沙俄的强大和崛起将成为中国北部边疆的主要威胁。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为了获取英国入侵东南沿海和贩卖鸦片的第一手资料，“日月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840年7月25日，《澳门新闻纸》中两段关于英俄争夺土耳其的报道引起了他的关注：“我等切不可闭目不理，容沙俄的预备兵威以广阔其国分……”“沙俄对我等说：凡依例属沙俄之地方，沙俄尽皆要在彼处设立法律……俄罗斯王倘既得了他所得之地方，岂肯立即收兵呼？”在把这些译文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比对地图进行研究和查看后，林则徐敏锐地发现沙俄向南扩张会给我国西北边防带来严重的威胁。为此，林则徐在此译文后的按语中明确指出：“出了俄罗斯国之后……过阿付颜呢士旦即到印度，过印度即系西藏、缅甸矣。”上述这些国际知识的获得，有效地促成了林则徐防俄筹边国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之成为近代中国“防塞论”的先驱。

1841年6月，林则徐在谪戍新疆途中，与魏源偶遇于镇江，两人互倾爱国之心与怀才不遇之苦。林则徐把其在广州辑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嘱其加以扩编，魏源欣然接受，并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记载此事。其诗中有“方术三年艾，和善两戎图”之句表达了林魏二人反侵略思想的共同信念。此诗中的“两戎”即指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这表明，林则徐此时已经把预防沙俄入侵和与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看得同等重要。

如果说1842年冬到达新疆伊犁以前，林则徐防俄筹边的边防建设思想还处于通过书报去了解边防实情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到达新疆后，面对西北边疆的实情，他切实地感受到了沙俄的侵略威胁。当时，沙俄已经入侵吉尔吉斯，其侵略势力已经扩展到伊犁河畔。通过目睹沙俄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和塔城边界的现实，林则徐预感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至此，林则徐防俄筹边的边防建设思想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升华，并由此化作实实在在的防俄固边的行动上来。从1842-1845年，三年多时间里，林则徐在“谪戍新疆”期间，其以巩固西北边防为核心的边防建设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屯田耕战，寓兵于民。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边境屯田，用以加强边防的经济力量，支持在边境上集结的军队，对外防备敌国犯境，对内巩固对边陲各族人民的统治地位。屯垦戍边是中国几千年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历史遗产。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地广人稀，戍力单薄，粮产不丰，一至有事之秋，调兵转饷，千里赴援，不持劳费倍蓰，且恐援不济急”。林则徐“谪戍新疆”后，深切地体会到了屯田耕战对增强新疆边防实力和防范沙俄入侵的重要性。他认为“夫田亩欲招民户者，为边防计耳。殊不知回疆之所谓边防者，防卡外之浩罕、布鲁特、安集延而已。若八城回民，何防之有？”“如果南路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兵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1843年，林则徐编录《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等资料，对治理新疆有了自己的认识。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鼓励和支持下，林则徐不顾年老体迈，积极开展屯田活动。其在新疆的屯田“历时约两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垦伊犁附近的阿齐乌苏荒地。第二阶段为勘办西南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依拉里克、塔而纳沁等城的垦务。接着续勘吐鲁番、哈密两城的垦务”。其中，第一阶段伊犁及其周边垦荒，是开创新疆屯垦新局面的前奏，历时半年，林则徐“协助布彦泰完成了在伊犁三棵树、红柳泉的垦地工程，新垦荒地三万三千余亩，完成了在伊犁阿勒卜斯的垦地工程，新垦地十六万一千余亩。”第二阶段西南疆垦荒，历时11个月，“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荒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达七十万亩”。通过南疆屯垦，推动了全疆屯垦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为了加强清军在新疆防范外敌入侵的能力，保证军队正常操演，确保战斗力，林则徐在屯田垦荒过程中，提出改屯兵制为操防制的改革措施，这是对新疆军事边防政策的一项重大改变。改屯兵为操防的具体措施为“撤销原有屯兵，让屯兵回营专事操练防守；把兵屯转交屯民，全靠屯户供应军粮，它不是‘合兵农为一’的制度，它要求官兵专事操防，要求屯民专事垦种”。通过这项改革，使驻新疆的清军从繁重的农垦事务中脱离出来得以专事武备。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极大地提高了清军在新疆的战斗力，为巩固北疆、防范沙俄的入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富民强边，巩固国防。林则徐在谪戍新疆的三年中，第一次直接面对“回疆事务”，逐渐形成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思想。林则徐正确的民族思想对巩固西北边防，有效抵御外敌入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林则徐看来，要巩固边防，首先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这也可说是林则徐边防思想也即是塞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林则徐在新疆的屯田活动，尤其是其近一年多的南疆屯田，使他亲眼目睹了南疆少数民族的贫穷与落后。在他1845年进关后，给道光帝的一份奏折中写道：“查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褴褛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南疆少数民族的贫困使林则徐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群众土地资源的缺乏是根本原因。为了使少数民族群众获得土地、摆脱贫困，在屯田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林则徐和布彦泰等人反复商议，决定要“因地制宜，毫无成见，惟应给回户者，仍不能强招民人”，即按照当地实际情况，通过采用民屯或者回屯的方式使少数民族群众获得新开垦的土地。在给少数民族群众分配新开垦土地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全部给回”“民回兼顾”“全部招民”等三种不同的形式。林则徐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南疆垦地屯田中绝大部分被采纳，此举大大推动了屯田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发展进程，改善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为巩固新疆西北边防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林则徐在“谪戍新疆”的三年多时间里，根据新疆地方特点，利用当地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经验，倡导因地制宜地利用水源，促进新疆的开发。其广为推广的坎井技术，因使新疆的农田水利灌溉受益巨大，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而林则徐当年负责督造的伊犁龙口水利工程，育就千顷菜地，养出万亩麦田，使伊犁十余万亩荒田变为良田，至今还造福当地的百姓，这项水利工程被后人称之为“林公渠”。

（四）林则徐国防建设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自近代以来，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边海防建设一直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其两防即海防与边防建设思想对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国防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 林则徐海防建设思想，是当前我国建设强大海军和实现海洋强国的逻辑和历史起点。林则徐的海防战略指导思想，是一种具有一定积极防御色彩的近岸防御作战指导思想，它揭开了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序幕。此后，伴随着中国海军形成、组建与艰难发展和对海洋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国海防战略思想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并不断地得到发展和进步，逐渐演化为积极防御的近海防御海防战略思想。从近岸到近海，不仅仅体现由陆到海的距离转变，更折射出在近代，中国海军经略海洋方式的艰难转型。进入21世纪，海洋在我国安全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经略海洋已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大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洋发展的经略海洋战略指导思想，使我国海防战略思想又迎来了一次新的转型和提升。2015年5月26日公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这表明，中国海防战略指导思想已经从单纯的近海防御阶段进入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相结合的战略发展阶段。通过对中国海防战略思想转型与发展轨迹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再从单纯的近海防御到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中国海防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历程，恰恰是以一百多年前林则徐海防建设思想为逻辑和历史起点，一路演化而来的。

2. 林则徐边防建设思想，为当前我国在新疆地区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借鉴作用。在林则徐所生活的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时代，其边防建设思想集中表现为防俄筹边、巩固西北边防的战略思想。为此，林则徐通过改屯兵制为操防制的屯田耕战，寓兵于民，加强边疆武备，用以抵御外敌入侵。同时，通过屯田分配土地给贫困少数民族群众、兴修水利工程等方式改善和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生。在这里，林则徐紧紧抓住了改善民生与促进民族团结这两条主线，基本实现了在其“谪戍新疆”期间，新疆地区的富民强边、国防巩固。林则徐边防建设思想的实践证明，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近年来，境内外“东突”势力不顾新疆各族人民福祉，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策划组织实施了多起暴力恐怖活动，危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新疆的发展与进步。在当前打击三股势力、捍卫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的斗争中，林则徐当年处理新疆问题时，所紧紧抓住的改善民生与促进民族团结这两条主线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改革先驱安邦治国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务实官吏，而且也是一个放眼世界的启蒙先行者和思想家。由于他注重实践，所以他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更是创下了不朽的业绩。其实，综观林则徐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个禁烟运动的爱国者，而且也是一个开启民智、把中国推向近代化的探路人。因为他在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太突出了，所以人们往往把他对改革中国社会的卓越贡献和开创性的启蒙作用淡化了。中国近代的所谓“开民智”，说到底，便是启发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作为一个近代中国“开民智”先驱的思想家，也是颇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一）改变民风必先改变官风

林则徐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授职江南道监察御史开始，直到后来升迁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甚至位极人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他是始终把吏治民风、整顿纲纪，放在治理社会的首要地位的。初入仕途即把主要注意力投向关心民瘼、端正社会风尚的“开蒙”工作中，并以此作为改革社会、振兴国家的契机，一步一个脚印地整治着社会的弊病。所谓“开民智”，如果从一般意义的字面上来看，当然是指开导民众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文化思想水平而言，但如果再用深层次的涵义来解释，用现代的话来表达，那便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了，这显然是一个关系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也是有志于改革中国社会的先驱们必然要倾心注目的一个大问题。在林则徐的时代，“开民智”的问题仅仅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或是说只是“开蒙”时期，所以不可能像此后的社会改革家们那样提得科学确切、含义清晰。然而林则徐大力整治社会弊端的行动，无论是客观实际还是主观愿望，都是在纠正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林则徐深深地懂得，要改变民风必先改变官风。晚清时期，廉政建设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事实上所谓“盛世”的乾隆皇帝时代，官吏贪污之风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便是有力的例证。到了嘉道年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吏治的腐败曾有人具体地指出过：“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匪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道光二年(1822)林则徐在任职杭嘉湖道的时候，就对腐败的官风表示深恶痛绝：“呜呼利禄徒，字泯何少恩。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气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授。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表示极端鄙视那些利禄昏庸之辈，自己是决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在他一生官宦仕途中，他是始终把目光盯住“官风”这个社会大问题上，道光十六年(1836)任职江苏巡抚期间，即使在赴盐城的旅途中也不忘查访官风民情，这年十月初九的《日记》他是这样写的：“是晚与船家闲谈，据称孟令操守颇好，不要钱，尚须赔钱，惟以做文章为事，不理民事，有抢劫之案不验不审，任听胥差调停，不免有索诈情弊，壮头邱二麻子、快头仓连、潘标其尤也。”而且他的查访是寻根追底、不水落石出决不草率了事的，在十二日的《日记》中又继续写道：“又到面馆点心，有打水烟者，问其县太爷如何？答云不好。问其如何不好？答云渠来三年，从未坐过大堂，人犯任听管押，高兴时审结一二案，余则置之度外，岂不坑死人么。问太爷既不管事，胥差自必弄权索诈？答云倒不见得。问衙门师爷有弄权否？答云不知。因令张福到他点心店，顺便探问。据云探得孟太爷官是好的，毫不要钱，惟疏懒性成，不爱坐堂审案。严师爷是绍兴人，系太爷官亲，内中各件都管，与门上金四爷俱孟太爷所委任。至书差，问他不肯说。内衙舞弊何事，亦不得其详。”据此，林则徐再进一步查访整个县衙的吏治情况：“问衙内师爷、官亲、司内有要钱否？答云官清衙内自清。问书差有要钱否？答云亦无十分乱要。问太爷多不理事，究竟如何？答云大事亦理，至寻常小事则不免延搁耳。”他还到其他的茶馆酒楼反复查询核实，又亲自到社会上察看实际情况，问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诸事，如米价多少？派差如何？收成怎样？灾况严重与否？等等的与官风、民风直接关连的社会问题，最后才得出结论说：“看城厢内外人民尚无菜色，亦无乞匄，市廛亦旺盛，人亦颇近循良，衙门前亦尚清静，未见有枷号之犯。据所见所闻，颇有政简民淳之象。”但对于确实不称职的官吏，林则徐是坚决主张予以撤职或降调的，道光十七年(1837)，时任湖广总督，曾上过一道奏折，提议将不称职的湖北蕲州知州孙承恩等人分别降革勒休：“臣林则徐履任数月，又经逐加访察，彼此会商。查有蕲州知州孙承恩，声名平常，不能约束丁役，应请革职。又麻城县知县王汝霖，前因该县城内盗案，奏请摘顶勒休，现虽已据报获赃盗，尚在饬审另行覆办，而其气质粗浮，殊不足以胜民社，应请降为府经县丞，归部选用。又建始县知县增德，心地欠明，优柔寡断。试用知县彭运衡，听断粗率，不谙吏治。……应请均以教职改补。又，试用同知吴兆枟，两耳重听，虽未得缺，亦难办公，应请勒令休致。”这个建议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首肯，硃批“必当随时如此甄别。另有旨”。即使是满人官员，只要确是不称职的，他也不怕得罪，照例给予如实劾奏，如对湖北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就是如此，他在奏折中说：“该守调任以后，深居简出，听断之日甚稀，即僚属亦少接见，明因距省窎远，转得遂其偷安好逸之情，似此繁要边隅，难任因循贻误。……请旨将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即行开缺，给咨送部引见，侯旨定夺。”像此类事例林则徐还曾多次提出过，看来，他对整治官风的态度是极坚定认真的。

为了整治官风，林则徐又把注意力投向弊窦丛生的科场“试风”。道光十二年(1832)他任江苏巡抚时，正值壬辰科江南乡试，奉命入闱监临，深知科场弊端危害性的严重，便针对当时考官为争先荐卷而不能认真批阅全部试卷、考生舞弊夹带录旧、入场点名混乱等问题，于六月二十五日上了一道奏折《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摺》，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如对夹带录旧，分析其原因后，给予针对性的解决：“查录旧幸中，例有斥革之条。但闱墨只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后即己解部，未必人人得见。即间有录旧雷同之卷，而事无左证，孰肯坏其已成之名？是以剿袭幸售，仍无忌惮。惟以场内阅卷之际，对出雷同即记档册，于撤闱后加以惩儆，庶可杜其恶习。且本科钦遵谕旨，将落卷通行校阅，雷同剿袭者更无所逃。”他不仅这样设想，而且立即付诸实施，因此，当时就有人说林则徐：“尝为江南监临，规矩森严。封号后，突语吏曰：某字某号乱号者，呼以来，吏如其言，无不符合，人因不敢乱号，亦神明奉之。不知其盖号戳时，潜袖数戳不印，乱号者必居空号，按籍以求，百无一失，执简驭繁，莫过于是。”可见他是花了精力在踏实认真地纠正科场弊端的。

与科场弊端息息相关的便是“文风”，林则徐对八股文也早觉察到它是脱离实际、无济于事、误人误国的择贤绊脚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给友人毕星楼的信中便直言不讳地说：“愚自弱寇以逮通籍，处馆数年，洎服外官，颇得当日之益。吾贤好学勤事，实获我心，所谓学者无处而非集益之资，不拘拘于时文试帖也。向见埋头贴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因来字谦逊，故纵言及之。”因此，对于改变士林风气他是早存此心的，还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任浙江杭嘉湖道时便于《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中当众表明：“本道上体作人之化，适当视事之初，愿效孙阳，相神驹于冀野；窃希雷焕，辨宝锷于丰城。以簿领之余闲，进群伦而授简。由制义以及弦诗对策，仿闱试而略有变通，加经解而迨论史勒铭，备众体而学兼今古。”当然，在林则徐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身份处境，不可能也不允许直言不讳地公开提出取消八股时文，他对八股时文虽持批判态度，但公开表明的却只能是“仿闱试而略有变通”而已，也只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尽可能推举选拔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罢了。然而，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为他今后接受和介绍西方文化扫除了思想障碍，也即是为日后的“开民智”平整了道路。

林则徐步入仕途的初期，对直接关连着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是极为关心的，他不仅尽可能筹拨修建水利工程的官费，还多次动员地方乡绅捐资赈灾修塘补堰。领受河东河道总督后，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不仅身体力行亲临勘察指挥防汛工程，而且不就事论事地单纯只管技术措施，却是注重于思想风貌的改变，如道光十二年(1832)，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亲赴黄河两岸督察河工，发现钜嘉汛主簿徐恂督工不力，即上奏道光皇帝予以儆戒：“钜嘉汛主簿督挑工内有稍偏于东岸之处，虽量明丈尺无差，并非弊窦，但不居中挑挖，侧注一边，则靠西浅处诚恐日久积淤，河身窄，不可不防其渐。现值趱工紧急之际，臣先将该汛主簿徐恂摘去顶戴，责令督夫加挑，展宽丈尺，务使一律均匀，俟工竣时查验如果协宜，答还顶戴，倘不如式，立即咨革示儆。”可见他督理河工首先是监督官员的作风，必须一丝不苟，否则稍有差次即予警告惩处。而他自己也处处以身作则，不仅谨严认真，而且结合实际，革新事务，不是仅用文字上的指令性文件指挥下属，还推行了新的指挥方法：“绘全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林则徐这种凡事都从纠正不良风气开始的作风，也是他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开民智”先驱的品格基础。

晚清时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统治者又积极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加之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狭隘自私观念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克服，“世道浇薄，人心乖离”，社会上愚昧无智、伤天害理等事情时有所闻，因此林则徐对民风的纠弊也是事事处处毫不放松的。在社会上的某些不良分子中，发生了诸如趁荒囤居、聚赌滋事、挟仇放火、强占坟地、谎报窃情、拐卖幼童等等违法乱纪、骚扰治安的种种不法事端，林则徐对这类案件也总是亲自过问，认真断理的，决不因为这是“民事纠纷”而予以忽视耽搁。还在道光四年(1824)他任江苏按察使署理布政使时即出具《谆劝殷富平粜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告示》，严厉指出：“自示之后，各宜即时粜卖，以平市价。如再抬价病民，故意囤积，惟有按例严办，以示惩儆。其殷绅富户存积米石，亦须乘时出粜，不容观望迁延。本司为轸恤贫民，不惮谆谆劝谕。至于垄断图私，狡狯伎俩，不能稍逃洞鉴，勿谓官长之可欺也。”很清楚，林则徐对这些市侩奸商是采取“劝谕”与“严惩”同时并举的方法，即先晓之以理，开导其利令智昏的奸举，如其不然，即绳之以法，用严正的法纪惩治其坑害贫民百姓的罪行。到了道光十年(1830)，他更是把“端正人心风俗”提到了治理地方行政的首要地位，是年六月接任湖北布政使，八月抵达任所后第一件事即贴出《关防告示》，严禁招摇撞骗：“楚省为水陆通衢，商民云集，恐有招摇撞骗情事，除严密查拿外，合亟胪列条款，出示晓谕。……本司深恐耳目未周，失于觉察，凡在所属，务体本司不自欺罔之心，不肯回护之见，随时随事，杜渐防微，庶几弊绝风清，令行政肃。”与此同时，又贴出《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表明：“本司悯愚民之被骗，期尘牍之就清，欲端风俗而正人心，先禁刁唆以全善类。”并且双管齐下，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对聚赌滋事之徒严拿查办：“汉口一带，商贾辐辏，人烟稠密，每有匪徒开局窝赌，搭台讹诈，大为地方之害，亟令查拿惩办。以儆匪类，而靖闾阎。”可见他对“端正民心风俗”确是在雷厉风行地实干的。

此外，对于挟仇放火、强占坟地、拐卖幼童、谎报窃情等等愚昧害人、利令智昏的种种社会民刑案件，林则徐都据实查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予以“按律惩处”或从宽发落。他的这种理、法并用，而又注重开导民风的整治举措，便是他日后“制夷学夷”，放眼世界的社会依据和思想动因。

（二）防夷制夷必先师夷学夷

正当林则徐准备要全力以赴地改革国内弊政、身体力行开展“兴利除弊”、纠正社会不良风气之际，英国这个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却把它的侵略触角不加掩饰地伸向了中国，通过大量倾销鸦片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来吸吮中国人民的膏血、掠夺中国大量的财富。林则徐既然立志要改革中国社会弊端，鸦片流毒社会这个最大的祸根，他当然不会掉以轻心，道光十八年(1838)即向皇帝递上一份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既恳切地陈述了鸦片之害已大大败坏了社会风纪，并且又严重地损害了国民生计：“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闤闠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敝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清楚地表明了由于鸦片的泛滥，已经把原来富庶繁华的贸易热闹之区搞得萧条不堪，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他力主严禁吸食鸦片，以便纠正这个最大的社会弊端：“鸦片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幸蒙谕旨特颁，敕议重罪，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藉圣主德威，务令力回汗俗。”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对禁烟用的办法是“乘机谕戒，宽猛兼施”，也就是教育与惩罚并重，所谓“谕戒”，说的就是应该先用“开导”“启发”吸食鸦片的人自己戒烟，如其不然，再行依法从重严惩。事实上林则徐的教育自觉戒烟的办法确实也是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由此，林则徐便觉察到在鸦片泛滥这样严重的社会不良风气中，启发人民的自觉性，提高他们的认识，已经初步收到了“纠风俗、正人心”的社会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改正社会风气的信心。

应该说，林则徐把眼光投向世界，主观意识到必须开拓自己新的知识领域，也是从禁烟运动开始的，他的注意西方，其原始动机是出于断绝鸦片来源的实际需要：“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臣等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诚恐流毒既深，此拿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处奸商，分路潜销，以致未能净尽，又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看来，为了严格访查鸦片的走私，迫使他必须查清外洋进口鸦片的来龙去脉，故而进一步要了解外国人走私鸦片的真实情况，所以在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已可看到这样的记载：“乙亥。晴。早晨两院、两司俱来议事，即在寓中早饭。午后出城答拜碣石黄镇军（贵）及蔡春帆（锦泉）、张南山（维屏）。遂往制军处，与抚军、司、道会议洋务，留晚饭，二鼓回。”这则日记之所以值得引起重视，是因为它鲜明地提出了“会议洋务”这件事。看起来，“洋务”虽只有简单的二个字，然而它却包涵着深远的意义。首先，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了“洋务”这个特定意义上的专门名词，说明了在中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国事务”了。再是，这个时候，在中国有志社会改革的先驱中，已经有人脚踏实地地在进行研究，并付诸行动地经管“外国事务”了，无疑这是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外国，进而学习外国跨出了第一步，开了风气之先，为后来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流入中国，起了开辟草莱的作用。这样看来，从纠鸦片流毒之弊为开端，到“会议洋务”，便是林则徐从改革中国弊端到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

林则徐的倡导了解西方，也是从严禁鸦片进口的实际需要为发端的，道光十九年(1839)他受命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禁烟事宜，抵达广东后，在严密部署武力备战的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夷情”，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筹组合适的人员编辑《澳门月报》。他先把搜集到的外国情况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澳门新闻纸》，然后根据这些材料再整理加工编辑成较为完整的《澳门月报》，计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在他的翻译班子中，有姓名可考的，即有亚孟、袁德辉、亚林（又译林阿适）、梁进德等人，此外又吸收了一些外国商人、传教士、教师、医生等临时审定译稿、翻译和介绍资料。所有应翻译的这些资料中，某些“西书”甚至是直接向外国人购买的。还陆续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刊，它们“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议论而成。以觇其对事情之看法。”林则徐这些介绍外国情况的举措，很受到当时某些中外人士的注重，如魏源就说：“林则徐自去岁至向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蜑户。”他就是根据林则徐的嘱托，才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辑成著名的《海国图志》的。当时澳门的一些外国报刊上也报导：“当他（林则徐）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林则徐的这些做法，其针对性也是很强的，那便是：“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虽然，林则徐主观上并没有有意识地要开展“开民智”教育，但对启发“官智”却是目的鲜明的，这在他的奏折和对友人的谈话及通信中曾数次提到过中国上层社会中对“夷情”漆黑一团。因此他所做的一系列了解“夷情”的工作，其目的之一，也就是企盼能够在中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中首先扫除“洋盲”，如果这些人中的“洋盲”问题解决了，那么，对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西方无疑会产生重大作用的。

即使在禁烟运动的初期，林则徐也是主张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准许西方各国进行正当的通商贸易，这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他发布的《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说得很清楚：“谕到，该夷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他不仅理直气壮地这样说了，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在严厉禁止鸦片走私的同时，又积极鼓励“夷商”进行正当贸易。可见由官方正式提出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商贸易直接联系起来，是由林则徐开其端的。清初西方使者曾要求与中国进行正当贸易，而乾隆帝的答复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相比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上，林则徐比他的前人已经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沟通中西两方的交流林则徐起到了披荆辟路的作用。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廷失败而告终，可是对林则徐来说，却因此而取得了一个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那便是下决心向敌人学习，在鸦片战争中他发现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重要，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对振兴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功效。这与他朝思暮想改革社会弊端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对西方发达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的落后陈旧思想，下决心改变观念，“师夷长技”，以挽救国家危亡。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他行将步入晚年之际，在遣戍新疆伊犁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其友人姚春木和王冬寿，这封信可以说是他总结领导鸦片战争的肺腑之言，信中提到：“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如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编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可奈何！”既形象又生动地论述了“船坚炮利”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再加以重视，那么智勇如岳飞、韩世忠也会束手无策的。所以他亲自动手寻觅与“外洋相同”的制炮书刊图式，以便增强武器装备，还数次上书道光皇帝，直截了当地呼吁：“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应该说，即以科学技术而言，中国在明代已有不少杰出的成就，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全国各地农工生产技术的详细实录；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在天文、农业生产上有独到的见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医药、地理方面的成就更是众所周知。然而到了清初由于政治原因，加固了“闭关自守”的束缚，从而使这些科技成果没有能够和外界的先进科技接轨，发挥取长补短、不断更新的社会效应。林则徐由于主客观的历史条件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开民智”这样的口号，然而他积极提倡“开眼看世界”，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目的虽是为了“以夷制夷”，抗击外国侵略者，但是客观上却让中国人在密封的暗室里打开了一个观看世界的窗口，提供了近代中国人接触西方的先进知识、扩大了了解西方世界的有效机会，这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导致观念的转变，也就是把中国人原来以儒家经典为基轴的知识架构延伸了出去，去触摸并接受另外一个世界的新知识系统，这一点在其后发动戊戍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便已经承认：“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可见林则徐从主张改革国内弊政，进而力主严禁鸦片，再进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这就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的“开民智”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六、知己知彼胸怀天下

中国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凡事学会“留一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这个问题上，华为公司的做法可圈可点：该公司许多芯片由美国制造商提供，但为防止美国关键时刻“卡脖子”，自己进行芯片研发，做好“备胎计划”，由此使其在美国断绝芯片供应后仍能正常运营。唯有自主，才有天助。中华民族要想逆势崛起，更是须臾离不开独立自主精神。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晚清时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中国主要是一场危机和挑战，那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更多是一种机遇。两种说法含义迥然不同，从侧面折射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凤凰涅槃的攀登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U形曲线”在理论上的折射。晚清时，中国仍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但面对的世界则是西方列强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当时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西洋轮船在长江逆流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变色不语，并中途呕血，几乎坠于马下。这个情景生动说明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面前的惊恐与无奈。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弥补的。西方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悬殊的“火力差距”，常能以数千人兵力击溃上万清军，迫使大清帝国屈膝求和。不仅如此，原来只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日渐被确立为全球适用的“新文明”。这样，中国不仅面临军事和经济领域落后带来的挑战，通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面临推倒重来的危险。因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并不为过。林则徐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强悍外敌入侵，勇于突破旧藩蓠，以夷制夷积极御侮，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为深入研讨林则徐身处清中叶变局中其外交、军事、国防、民生等思想变化，探究其在近代中国变局中探寻民族复兴路的理念变化，为当代治理提供借鉴，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贡献力量。

林则徐是我国清代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翻译书籍，积极督练海军，筹划海防，并在虎门进行销烟，维护了国家利益。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林则徐生活在我国从古代进入近现代的交替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随之又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如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对如何富国、强国的探索，而林则徐正是早期开明地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到的眼光，敏锐的观察到了中国国防的薄弱之处，提出了自己的国家防御思想，为中国近代国防和国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林则徐的爱国思想。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有许多足以教化、启迪民众的爱国思想。二是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林则徐是一位具有重民思想的能员大吏，他在各地方任职期间，对于漕运、水利、盐法、农业、制币、赈济、吏治等与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大事非常关心，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三是林则徐的西学思想。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社会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认真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一大批西学知识分子，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新思潮，是中方文化交融的实践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四是林则徐的国防思想。林则徐从鸦片战争中意识到了中国军事实力的落后，而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林则徐在注重海防的同时也注重塞防，确立了自己海防与塞 防并重的国防思想，成为了中国近代国防思想的先驱者。五是林则徐的廉政思想。林则徐廉洁奉公，律己持家，刚正不阿，规范吏治，深受当时社会名流和文人墨客的称赞。这种廉政思想广受后世追捧，对道德规范和防腐倡廉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者，他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鲜明的主权意识不但具有时代特色，百余年来还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志士仁人，时至今日仍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一）在强大的内外部压力面前，林则徐敢于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于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林则徐继承了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传统，岳飞、李纲、文天祥、于谦等爱国者对他主权意识的形成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反侵略斗争直接促成和完善了他的主权意识。早在19世纪30年代，林则徐就对罪恶的鸦片贸易深恶痛绝，认为鸦片贩子的行径不但危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还践踏了我国的主权，主张对鸦片贸易予以严禁。他奉派到广东查禁鸦片后，顶住压力，没收销毁了一批鸦片，要求外国商人写出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表示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他坚定地以武力进行反击，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富光彩的一页。

林则徐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强调《大清律例》不但适用于本国国民，而且在华的外国人也同样受其节制，外国人若触犯了中国法律，依律科断之，与华民同照新例一体治罪。在林则徐看来，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内地必须遵守天朝法度，这就像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英国法度一样的正常。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杀害了中国居民林维喜，林则徐谕令义律交出凶手，按中国法律进行审理。义律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拒不交出凶手，并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了所谓“具有刑事和海上管辖权”的法庭，演出了一幕“审讯”的丑剧，要求林则徐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会审，林则徐断然拒绝了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后来，义律欲将凶手送回英国，林则徐下令“断不准行”，并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法律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林则徐以法律为依据，使维护主权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

林则徐不仅在任时积极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在遭贬后仍心系主权，竭尽全力与破坏主权的人和事进行斗争。在投降派的排挤下，道光皇帝下令将林则徐撤职。林则徐却毫无退缩之意，上《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指出“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继任的琦善与义律秘密和谈，允诺割让香港，林则徐得知这一消息后，徬徨夙夜，心急如焚，力劝怡良出面向道光皇帝揭露这一卖国行径。后来香港虽终被割让，但林则徐维护国家主权的热忱，可钦可敬。鸦片战争后期，他已被撤职，仍时时强调反对妥协投降的必要性。他说：“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提出“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道光皇帝许他戴罪前赴浙江抗英前线随营效力。晚年，林则徐一度返乡居住，在此期间领导福州人民开展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了防御英军炮舰的进攻，他不顾年老体衰，乘扁舟到闽江口一带巡视，并组织人力维修闽江口炮台。上述表明，林则徐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是一以贯之的，不但具有阶段性，更具有长期性。他“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将个人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对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念念不忘，时时放在心上。在封建社会里，维护国家主权有时竟要冒很大的风险，付出高昂的代价。林则徐对自己悲剧性的结局早有预料，在致叶小庚的一封信中指出：“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这之前，在致怡良的信中也说“贱子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可儆后来，微躯顶踵捐靡，亦所不惜”，展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博大胸怀。

（二）在维护主权的过程中，林则徐十分注意策略的应用，并时时予以调整

林则徐维护主权的态度十分坚定，但也注意以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中外纷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尽可能地打击破坏中国主权的外国侵略者。同时，鼓励和保护正常的交流和贸易往来。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曾有不少人提出只有封关禁海，才能够禁绝鸦片。对此，林则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封关禁海不利于分化和孤立英国侵略者，相反，倒有可能使英国侵略者与其他国家的侵略者连成一气。同时，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不利于渔民出海谋生。他指出，广东百姓中以海面为生者多于以陆地为生者，“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终日”。更何况在四通八达的茫茫大海中也无法完全禁绝鸦片的走私活动。鸦片之断与不断，并不在于关之封与不封。一言以蔽之，封关禁海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为此，他采取了既坚持斗争又运用策略，既考虑实际情况又讲求利弊法理的做法。他将英国政府与鸦片商人加以区分，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要求英国政府对鸦片贩子予以节制，力求使英国政府难以插手干涉禁烟运动，对正当商人则予以保护，对鸦片贩子予以打击，提出了“苟利悔悟，尽许回头”、“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凡表示肯遵守中国法令，尊重中国主权的英国商船，或派人前往慰谕，或派船引领进港；对同意按照中国法令进行具结的外国商船加意优奖，冀为众夷之倡。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唯利是图的争夺矛盾，将英国与其他国家予以区别，而不是采取一概与所有国家禁绝贸易的办法。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之所以能十分娴熟地运用了张弛互用、分清良莠、孤立鸦片贩子和保护合法贸易的做法，在于他对维护国家主权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十分清楚，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适当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是必要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策略虽遭到了道光皇帝的掣肘和投降派的破坏，但在林则徐的努力下，确曾在某一时期里产生了有益于禁烟运动的作用。

注意策略的调整，是建立在对夷性和世界大势的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林则徐曾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新知，每天都派人了解西事，翻译西书，又购买外国报纸，从中了解有关动态；对于熟悉夷性和沿海形势的知识分子，林则徐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感性认识。此外，林则徐还以观风试的形式，鼓励广州一些官立书院的读书人献计献策，各以所闻，详书于纸，所有这些都使林则徐能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上制定禁烟和反侵略的计划，以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来维护国家的主权。

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以公平、平等、正义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关切发展中国家利益为重点、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中国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准则，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正当诉求和合理利益，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方针，对周边国家提出“亲、诚、惠、容”、对非洲国家提出“真、实、亲、诚”的关系原则。“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倡议，表现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意识，也展示了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特别关注。当今世界遭遇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严峻挑战，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坚定不移地支持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林则徐将人民群众视为维护主权的重要力量，认为民心可用，民力可恃

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林则徐的思想中深深地存在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这使得他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并及时抒解民困。在封建社会里，凡清正廉明的官员不难做到这些，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重视“民心”和“民力”，进而将人民群众视为反侵略和维护主权的重要力量，这较之一般的士大夫高出一筹。

林则徐关于“民”的概念十分宽泛，既包括绅民，也包括下层民众。绅民历来是地方官吏依靠的对象，在英军入侵的威胁面前，广东的绅民便很自然地成为林则徐维护主权的依靠力量。林则徐认为，外敌入侵，事关绅民自家性命，必能自保自家，团练抵御。因而，不但号召他们“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而且建议地方官员“知会众绅齐集筹议，激于天良义愤，励于卫国保家，使之转相维系，固结莫解，始可安众志而保会垣”。但是，林则徐也意识到，仅有绅民不足以抵挡英军，因而超越了一般士大夫的视野，将目光转向了下层民众。他了解到英军藐视广东水师，却十分畏惧沿海枭徒及渔民，而这些人对侵略者恨之入骨，因此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自夷馆工人、城市平民到滨海小民以至各种无业游民等，都注意收而用之，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林则徐还招募5000名丁壮，组织他们对英军船只进行夜袭和火攻，使英军士兵十分恐惧。为了鼓励丁壮杀敌，除每人每月给予优厚的生活补贴外，还发给安家费，杀敌带回首级者给予高额奖励，被英军杀死者发给其家眷高额抚恤金。由于宣布“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击”“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使得侵略者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困境。林则徐去职后，广州人民声势浩大的反侵略斗争仍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林则徐在依靠民力方面的实际成果。

林则徐对主权的维护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从未有过动摇，其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也是切实可行的，但由于处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他认为，“蓋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实际上，有了具结不见的能够约束侵略者，鸦片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具结并不可靠，侵略者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撕毁。这就告诉我们，在维护主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于缔结协定上，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协定的执行上，协定能否顺利执行又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是否具有一定的实力。

在反侵略斗争史上，林则徐的主权意识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今天，我们维护主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一任务在现阶段表现为全民族共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探讨和学习林则徐的主权意识，对于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主权意识的教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应在公民中，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大力培养维护主权的坚定信念，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许多志士仁人为维护主权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主权的维护成为一项自觉的行动，从而在事关国家主权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维护主权。二是维护主权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冲突和斗争紧密相连，应当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注意讲求政策和策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维护国家主权。三是主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应该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主体。应让我们的社会成员了解维护主权不仅仅是少数为政者的事，而是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四是维护主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主权意识的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维护主权方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林则徐所处的时代，维护主权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现阶段，则主要体现为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要反对分裂，自觉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应使我们的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认识这种长期性的同时，增强反对分裂国家的意识，坚决与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中华大地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时，他已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世界。也为了更多地了解世界，55岁的林则徐开始学习英语，在广东禁毒期间，为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林则徐殚精竭虑，求知若渴，令自己身边通晓英语的人员，翻译了英国人瑞慕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辑成《四洲志》书稿，其中记述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其为文化领域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其生平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在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使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开始觉醒，从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此外，这次运动也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他在民生社稷上提出宝贵意见，施行合理有效措施，使后代获益匪浅。林则徐在学术界亦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一生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等。所遗奏稿、公牍、日记、书札等辑为《林则徐集》。其高风亮节、慷慨气度、赤诚之心更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参考文献：

［1］录自《晚清巨人传·林则徐》

［2］《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

［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4］《新历史》2009年第2期，作者：郭大路，原题：《林则徐鸦片战争期间的三次失策》

［5］《替罪羊林则徐的苦难》-CCTV奇闻探秘咨讯

［6］《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8］《林则徐与民族复兴——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曹关群李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