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的蹉跎人生

刘志渝

刘仁静夫妇

1987年8月5日清晨，住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一位耄耋老人，要到街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晨练。他经过马路中间的黄色隔离线时，一辆疾驶而来的公交车将其撞倒，并致死亡。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来人找到当地交通民警和肇事司机了解情况，证明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这位被意外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的老人，为何会引来中央办公厅的过问？原来，他是当时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那么，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刘仁静，晚年为什么如此落魄，他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坎坷？

早年加入中共出席“一大”

刘仁静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1902年生于湖北。3岁即发蒙识字，后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4年春考进武昌博文书院，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我党早期革命家恽代英曾就读于中华大学。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他的影响下，刘仁静阅读了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科学》等。1917年，恽代英组织学生成立“互助社”，刘仁静参加活动。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在恽代英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学习，不久又转入英语系。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组织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见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爬在一同学的肩膀上，钻进曹宅，打开门让学生们冲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北大学习期间，刘仁静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是学英语专业的，北大教授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刘仁静很快就熟读了马克思的不少著作，与人谈话时，常引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称谓——“小马克思”。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有说是代替李大钊去的），和张国焘一起代表北京小组出席。这一年，刘仁静才19岁，在13位“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任弼时接替总书记职务。

迷失方向追随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他向刘仁静传达中央的决定，派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两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前往苏联。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之前召开，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参加共产国际四次会议。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陈独秀不会英语，刘仁静代为发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后者改变了刘仁静的人生轨迹。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指责斯大林应对此负责。联共（布）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是其中之一。1927年11月4日，托洛茨基被苏共中央开除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1929年4月，刘仁静学习结束，申请绕道回国。6月到柏林，经德共党员乌尔邦斯的帮助，前往伊斯坦布尔再到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仰慕已久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兴奋地对刘仁静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临别时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对刘仁静在国外的活动，党中央早已了解，于是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反而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党组织因此决定对其进行考察，不给他分配工作，也没给他生活费。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编辑工作老本行，开始写评论。这期间，他找女学生陆慎之为妻，组建了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明确放话，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予理睬，党中央将他开除出党。

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几个托派组织，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托派刊物《十月》。后来，托派组织统而为一，由陈独秀负责。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他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的不满和反感。因此，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以至于后来被赶出托派组织。

中年违背初心叛党变节

刘仁静后来携妻前往北平，被国民党特务盯上。1935年的一天被捕，妻子也被抓，关押在宪兵三团，后被押送南京。经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便只判刑三年，关押苏州反省院。关押期间，刘仁静拒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背面写下“今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活动”等语，1938年3月获释。

出狱后，刘仁静先去上海，得知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将他开除，十分生气，于是断绝了与托派的联系，乘船前往武昌，拜访张国焘，张那时刚从延安到武汉。刘仁静了解到张国焘反共的立场后，就不再与他联系。走投无路之际，他前往武昌，寻找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蒋经国。蒋经国正准备到江西任职，苦于无人帮助，想拉刘仁静到身边，但刘仁静只和他叙旧，没有跟着走。不久，刘仁静通过关系，在重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科员。

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7月，按蒋介石的意图是为消除国民党异己势力而成立，刘仁静却认为是一个抗日组织。三青团的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拿不定主意，就去找旧交谭平山。谭平山劝他不要加入，于是刘仁静离开三青团。在原托派组织成员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西安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战干第四团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约一年就被辞退。抗日战争时期，刘仁静只反日不反共也不反蒋。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上海，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辑陶希圣之邀，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并在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任职。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彻底蜕化变节，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他开始写反共文章，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建国方针肆意诋毁，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吹鼓手。

新中国成立后方如梦初醒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政权易手，刘仁静如梦方醒。上海解放后，他向上海军管会写信，要求给他一个处理，对方叫他去北京。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刘少奇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认真耐心的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求组织给他一份工作以养家糊口。1950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刘仁静的声明》并附编者按。按语说他的声明还不够诚恳坦白，尤其不提投靠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考虑到刘仁静的实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兼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为了方便工作，刘仁静更名为刘亦宇。1950年，刘仁静参加土改工作队，结束后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文革”中，刘仁静受到冲击，造反派批判他是“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将他关进秦城监狱。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这句话无疑是对刘仁静的保护。很快，刘仁静被释放。为避免再次被揪斗，有关部门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住处。这样，他的生活、学习就不受干扰。“文革”结束，刘仁静回到家中，已是74岁老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979年，包惠僧、张国焘先后去世。至此，当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仅剩刘仁静一人。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这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后发专稿《访问刘仁静》。刘仁静曾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他可谓仁至义尽，不管他犯了多大错误，都没有抛弃，还给了他生活的出路。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的那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他蹉跎的人生历程。

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