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开元贤相  守法持正

宋志坚

唐相宋璟

姚崇与宋璟并称姚、宋，系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对开元之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其实，早在唐睿宗景云元年，姚、宋就曾搭档为相。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人同心协力，革除弊政。他们还一起向唐睿宗提出“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得到支持。可惜为时不长，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韦安石与李日知取代他们执掌朝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

唐玄宗李隆基翦除太平公主势力之后，先由姚崇与卢怀慎搭档为相，开元四年，宋璟与苏颋一起接替姚崇与卢怀慎，执掌朝政，此所谓姚、宋“相继为相”。这是开元年间最好的时期。

不避权奸

宋璟入朝担任凤阁舍人以及御史中丞之时，正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简称“二张”）不可一世的时候，宋璟却大义凛然，直面相对。

宰相魏元忠看不惯张易之、张昌宗等人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作派，“诸张深怨之”，并害怕一旦武则天甩手西去，会被魏元忠除去，于是先下手为强，向武则天进谗，说魏元忠曾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武则天将魏元忠打入牢狱，并要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廷辩对质。张昌宗暗中用高官厚禄拉拢时任凤阁舍人张说，要他出面做伪证，张说答应了。

此事原与宋璟无关，但在是非正邪之间，宋璟坚持正义。他提醒张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还向张说表示:“若事有不测”，他会挺身而出，“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张说就因为宋璟的这一番话而猛然醒悟，朝廷之上说了完全出乎“二张”意料的话：“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致使张易之、张昌宗恼羞成怒，当廷直呼“张说与魏元忠同反！”此后武则天叫人反复逼问，张说之证言始终如一。武则天只好将魏元忠贬职为高要县尉，又将张说等二人流放到岭南。宋璟的一番话，救了魏元忠的性命，也全了张说的名节。当然，更是维护了正气，打击了奸邪。（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

有人告发张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宋璟此时任御史中丞，武则天就叫他与韦承庆、崔神庆一起审理这宗案子。韦承庆与崔神庆附从“二张”之势，也知道武则天并不想治张昌宗之罪，于是上奏说：“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也就是说，张昌宗主动交代，依法免予处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予逮捕法办。宋璟与封全祯所奏则全然不同，第一，张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第二，李弘泰称占卜得的是天子之卦，张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第三，所谓“寻已奏闻”，虚晃一枪，鉴此三条，他们提出“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武则天舍不得这个男宠，就想把宋璟打发出去，一会儿命他到扬州审理案件，一会儿命他去幽州审理案件，最后干脆派他去陇、蜀任职。

宰相崔玄屡屡提及张昌宗案，武则天无奈令“法司议其罪”，崔玄之弟司刑少卿崔昪主张“处以大辟”，于是宋璟复奏收张昌宗下狱。武则天又说“昌宗已自奏闻。”宋璟廷争面折，力主“收昌宗下狱”。他说，张昌宗的“自陈”，是为“飞书”所逼，出于不得已，他犯的是谋逆大罪，即使“自陈”也不能免刑。武则天只好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宋璟审讯，但没等审讯完毕，就下敕书赦免了张昌宗，又让张昌宗到宋璟那里道歉，宋璟拒而不见。（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三》）

张易之张昌宗后来是被张柬之等“五王”除掉的。张柬之等人同时逼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是谓唐中宗。但诸武的权势仍在，武三思更是因为与韦后私通而作威作福。于是就有处士韦月将上书告发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明明是武三思让唐中宗戴了绿帽子，韦后却有心于唐中宗的帝位，想当武则天第二，唐中宗不杀与皇后私通的武三思，执意要杀告发此事的韦月将。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又挺身而出“奏请推按”，唐中宗恼羞成怒，说是“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令宋璟立即执行。宋璟坚持要查实验证，唐中宗硬是不肯，于是宋璟斩钉截铁地说：“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

不讳君过

宋璟为官，不唯上，更不攀上。

开元四年十二月，唐玄宗任命不久前因“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而被贬为睦州刺史”的宋璟为刑部尚书，并派内侍杨思勖前去迎接。赴京途中，宋璟没有与之作任何交谈。“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并因此而“益重璟”。

此后不久，宋璟与苏颋搭档执掌朝政。宋璟为相，敢于犯颜直谏，不讳君过，唐玄宗对他“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唐玄宗去东都洛阳，宋璟随行。车驾经过崤谷，道路状况相当不好，颇受折腾之苦的唐玄宗就要撤免河南尹和负责皇上出行食宿的置顿使的职务。宋璟为此谏言：“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唐玄宗听从，予以赦免。

唐玄宗的地位尚不显赫之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姜皎参与了翦除窦怀贞等太平公主的党羽，为唐玄宗登上帝位立有汗马之功，因此其“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其弟姜晦也因他而升到吏部侍郎。宋璟觉得这种过于亲密的君臣关系，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于是对唐玄宗说：姜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唐玄宗自是领会宋璟的意思，于是免除了姜皎兄弟的实职，还在制中说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

岐山县令王仁琛是唐玄宗当藩王时的王府故吏，又是皇后的同族，唐玄宗未与吏部商议，就提拔他为五品官，宋璟觉得这是违制出格，就上奏说：“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他提议，最好还是交给“吏部检勘”。

开元七年，王仁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奏请用窦孝谌例筑王仁皎墓高五丈二尺，王仁皎是王皇后之父，唐玄宗答应了这一请求。宋璟与苏颋却一起谏阻此事。“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他们说：窦太尉墓，至今仍有“议者颇讥其高大”,只是“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如今怎能“复踵而为之”。那时的唐玄宗励精图治，明鉴宋璟和苏颋的赤诚之心。回复说：“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不受吹捧

宋璟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但他从来不接受吹捧，以下二事足以为证。

首先是“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曾出任广州刺史，这是他离开职位后立起来的，可谓“人去政声后”。但宋璟不敢掠此美，不想领此情。他上奏唐玄宗说：“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他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功德与魅力，什么是权力与地位的附加值：这块“遗爱碑”,并非因为他“遗爱”于广州，而是因为他当宰相后的“光宠”。作为宰相，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资治通鉴》紧接此事写道：“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可与“遗爱碑”相伯仲的是《良宰论》。这是范知璇的作品，有人向宋璟推荐这位隐士，说他精于文学，并献上他的《良宰论》。宋璟拜读了这篇文章后说：“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即认为这是马屁文章。因此明确表示，你若真有本事，就与别的士子一样，通过“选举求试”，不能如此“别奏”,走后门走捷径走歪门邪道。

宋璟不喜欢别人拍他的马屁，也不喜欢别人攀附他。有一位叫宋元超的候选官员在吏部说他是宋璟的远房堂叔，希望吏部在提拔官员时予以优先考虑。宋璟没有否定这层宗族关系，但他明确交待，不能录用此人。

人欲人尊必先自尊。宋璟如此行事，也为自己赢得了尊严。王毛仲是唐玄宗宠幸的炙手可热的权贵，朝廷百官他都能呼来唤去，唯有对宋璟不敢如此怠慢。《资治通鉴》载有王毛仲嫁女时与唐玄宗的一段对话：“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当时宋璟已辞去宰相之职，张说与源乾曜才是宰相。时任宰相呼之即来，已辞宰相难以请得，不知王毛仲是不敢去请还是请之不来，反正后来是唐玄宗为他去请来的。即使如此，宋璟也是姗姗来迟，借口退席。（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司马光为之感叹“璟之刚直，老而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