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葆桢诞辰200周年·

沈葆桢对北洋海军筹建的影响

陈    悦

北洋海军军舰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高层立即进行了史称“海防筹议”的海防政策大讨论，旨在寻找快速提升中国海防实力的路径。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命令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新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中国近代化海防建设就此迎来新的格局。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曾是首任总理船政大臣，亲自管理过造船、海军教育、海军舰队等事务，又曾在1874年作为钦差大臣率领水陆军队前往台湾与日本侵略军抗衡，海防建设的资历较深、经验丰富。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于海防建设则知之不多。然而，在建设基础几乎空白的北洋地区，此后10余年时间却建成实力一度居于东亚首位的北洋海军。原来，北洋海军的筹建阶段，南洋大臣沈葆桢献计献策，提供了大量支持。

沈葆桢与李鸿章，是清末丁未科同榜进士，政治见解十分接近。当清政府谕令二人督办海防后，沈葆桢、李鸿章相互间的通信便大量涉及这一事务。由于沈葆桢较具经验，李鸿章多向沈葆桢问计，沈葆桢也非常坦诚，其中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北洋海军建军目标的确定，以及北洋海军统领的选择标准。

早在1875年5月30日清王朝谕令李鸿章、沈葆桢督办海防后仅仅数天，对如何开展海防建设毫无头绪的李鸿章，6月2日致信沈葆桢，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向沈葆桢请教：

“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只？何人堪为统领？敬求酌示。所有一切机宜，幸随时教督其不逮。”

一、北洋海军装备建设目标的确定

筹建近代化海军，必须订立明确的量化建设目标。对于毫无基础的北洋海防而言，究竟要建立起一支何等程度的舰队才能算作筹建完成，“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只”，是最为现实和急迫需要确定的问题。

沈葆桢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于6月11日回复李鸿章，详细谈了意见：“海上一军，似极少须兵轮十余只，得铁甲一、若“扬武”者二、若“海安”“镇海”者各六，亦可开一小局面。若御侮，固多多益善也。”

信中所指的“铁甲”，即当时世界海军的主战军舰铁甲舰，这种军舰具备坚实的装甲防御，同时具备强大的火力和生存力，是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象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侵台日本海军中就有两艘小型铁甲舰，而当时中国的船政轮船、江南轮船都没有这种主战军舰，此事对沈葆桢产生了极深的刺激，自此之后，他不断呼吁要设法谋求铁甲舰，尤其是大型铁甲舰。

北洋海军

沈葆桢信中所指的“扬武”，是船政自行建造的2000吨级别的巡洋舰，此类军舰在当时世界海军中主要充当铁甲舰的辅助，不看重火力和防护力，而在意高航速，平时用于巡海，战时执行侦察和配合铁甲舰作战等用途。

“海安”则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造的大型炮舰，“镇海”是船政建造的500吨级别的炮艇，是较巡洋舰战斗力等而下之的军舰，适合于近海浅水作战。

综上，沈葆桢当时为李鸿章开出的舰队建设方案是：1艘铁甲舰，2艘巡洋舰，6艘大型炮舰，6艘炮艇，总计15艘战斗军舰。

针对沈葆桢的提议，李鸿章只是担心“无钱、无人”，大叹不知从何措手。沈葆桢却对自己提出的这一设想认真思考，到了1875年11月26日，又向李鸿章提出了经修正过的新方案，即“鄙意得铁甲船两号，若“扬武”兵船者六号，若“镇海”兵船者十号，亦可以成一军”。

按这一方案，沈葆桢新建海军舰队的装备建设目标是，拥有2艘大型铁甲舰，6艘巡洋舰，10艘炮舰或炮艇，总计18艘各型战斗军舰。

对沈葆桢的新方案，李鸿章立即吸纳。从1876年开始，渐次添置军舰。但直到1888年9月30日才正式上奏，称北洋海防的装备建设“声势已壮”，申请批准颁定《北洋海军章程》。

此时，李鸿章所说的“声势已壮”的舰队，包括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2艘，炮艇6艘，风帆训练舰1艘，运输舰1艘，鱼雷艇6艘。除去沈葆桢时代尚未出现的鱼雷艇，以及非作战军舰的训练舰、运输舰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共17艘，其舰种、数量实际上与沈葆桢1875年提出的18艘方案基本相符。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李鸿章是以沈葆桢所拟的成军舰船数量作为北洋海军装备建设的量化目标。

二、北洋海军统领选材标准的确定

除确定舰船装备的建设目标外，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时拿捏不住的另一难题是海军舰队的统领人选，即“何人堪为统领？”当时的中国，近代海军属于新生事物，相较于军舰，人才更为难求。

面对李鸿章的求教，1875年11月26日沈葆桢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其统领必由学堂出身而历试于西洋，洋人所推重者”。

沈葆桢曾任总理船政大臣，具体管理过中国第一座海军军官学校船政后学堂，对近代化海军军官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背景有清晰的认识，因而提出了海军统领要具备“学堂出身”，即必须是海军专业学校毕业人员。同时，还需具在西方留学的背景，且成绩出色。

亟待建设的北洋海防，临时性担任舰队管理者的是“操江”炮舰的管带马复震。马复震为旧式勇营陆军出身，没有任何的近代海军教育背景，只是在被委派管带“操江”军舰之后，才通过自学“研究西国水师兵法，讲求枪炮，测量沙线，博搜冥讨”。李鸿章收到沈葆桢的提议后，立即向沈葆桢询问船政后学堂毕业生中是否有合适的统帅人才，“统领将才尤难。闽厂学堂出身，如有堪膺是选者，并求示及”。

船政后学堂自1866年创办，已经产生数届毕业生，其中不乏表现出色的佼佼者，不过都没有留学欧洲的经历，尚不符合沈葆桢的标准。1876年初沈葆桢向李鸿章坦率地表示，需要耐心等待留学告成：“轮船统领固当于学堂求之，第资格太浅、阅历未深，特恐呼应不灵，置之庄岳数年，方足以厌服其侪辈耳”。

1877年，几经筹谋准备的船政赴欧洲留学计划终于付诸实施，其中包括被寄予厚望的林泰曾、刘步蟾等12名船政后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此后的数年间，沈葆桢、李鸿章围绕海军舰队建设问题继续不断商议、交流。原有指挥官马复震因病去世，一度改由其弟马复恒接任，而随着北洋海防从英国纽卡斯尔订造的“龙骧”“虎威”等新式的蚊子船归国，北洋开始大量从船政选调海军人才北上任职，船政后学堂毕业生张成暂作炮船统领，成为北洋海防线上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舰队司令”。李鸿章和沈葆桢在实践中，又都注意到一个问题，即船政后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尽管专业知识丰富，但缺乏任官资历，而且没有深厚的军旅生涯经验，缺乏磋磨，由此引申到在海外留学的海军军官，因为同样存在资浅等问题，也难遽然担当大任。

福州船政学堂

在这种背景下，沈葆桢对海军统领人才的选材标准重新思考，萌生出了新的观点，即采用老将和新人相结合的模式。李鸿章对此显得犹豫，认为老将“虽有阅历，西法茫然不知，又未肯虚心求益”，而海军学堂科班出身的军官“战事未经，难遽大用”。李鸿章还因海军统领难得其人而坐困愁城，以此为辞，迟迟不愿推动购买铁甲舰一事。

1879年8月29日，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并针对李鸿章的诸多担忧，沈葆桢就海军统领人才的选择标准进行了细化，致信李鸿章直抒胸臆。

沈葆桢认为，有关海军舰队的指挥官，固然应当选择既有海军专业技能，又具备深厚军事任官资历和声望的人员，然而西式海军在中国属于首创，根本没有同时具备这两方面条件的人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务实变通的选才态度，即选择老将。沈葆桢建议，海军的统领可以选用具有战功、资历，拥有军旅经验的“百战忠勇之大将”，虽然不懂近代海军，但是愿意虚心向学即可。在统领之下，海军的舰长等技术军官岗位，则必须选择海军专业科班毕业，乃至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年轻海军军官，以此相辅相成，用技术专业的年轻军官辅佐具有资望的老将，发挥“小者取其才，大者资其望”的效果，以解决目下急需的海军统领人才问题。沈葆桢心目中的海军统领，则仍然希望是海军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员，冀希望于在新老搭配的组合下“切劘久之”，未来能够锻炼出才望兼备的最佳人选。

扬武号

为了进一步说服李鸿章，沈葆桢甚至以太平天国战争时代曾国藩和李鸿章本人的经历为例指出，“发捻之萌芽也，何纵得一曾经大敌之将？曾文正公初起，蹉跎者屡矣，卒以有志竟成，即如我公，抱不世出之才当其崎岖乡党间，何尝不以成效利钝付诸度外，倘当日以为无益而舍之，今当作何世界耶？”

沈葆桢这一番有关海军统领人才选人标准的议论，成为对北洋海军建军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名篇。李鸿章也受到了很大触动。几个月后，即1879年的11月29日，他向清政府上呈奏片，申请将一位具有很多战功资历，又生性谦和忠厚的淮军将领丁汝昌调用到北洋海防，其列出的理由几乎就是之前沈葆桢所提出的用人标准的复述。旋后，于12月2日获得清政府批准。淮军将领丁汝昌就此留用北洋海防，不久即取代了许钤身，成为筹建中的北洋舰队的新任督操，与船政学堂科班毕业的林泰曾、刘步蟾等专业海军军官组成了“小者取其才，大者资其望”的群体。

1879年12月18日的早晨，日出沧海，一艘名叫“丰顺”的招商局轮船驶出天津大沽口，转向南行。船上乘坐的是北洋舰队新任督操丁汝昌，以及船政后学堂毕业的林泰曾、邓世昌、蓝建枢、李和等军官，还有从绿营山东荣城水师营挑拣的两百余名精壮水兵，这支新老组合的队伍奉命前往遥远的英国纽卡斯尔接收新造的巡洋舰，是北洋舰队乃至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走向世界。“丰顺”轮出海后，当晚海上突然飘起片片雪花，就在这一晚，沈葆桢带着对中国海军建设无尽的期望，在两江总督署与世长辞。

沈葆桢去世数年后，建军路线、用人标准都深受其思想影响的北洋海军终于完成建军，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根据李鸿章的奏请，谕旨批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经历了甲午战争的血火洗礼，北洋海军浴火重生，仍然发挥着中国近代海军的基础作用。海军学堂科班毕业的年轻学生也已成了久经战阵的老将。当清王朝重建海军时，船政后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叶祖珪、萨镇冰被选拔为新一代的海军指挥官，沈葆桢当年所期待的“才望并美”的海军人才梦终于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