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任御史 两袖清风

——清末莆阳廉吏江春霖

林祖泉

江春霖

清末谏官中，以正直不阿、敢忤巨奸而著称的莆阳江春霖，与广西赵炳麟、（湘潭）赵启霖，合称“台谏三霖”。

江春霖（1855—1918年），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梅阳（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晚清，朝廷昏庸，官贪吏横，贿赂公行，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江春霖立下匡时救弊之宏志，他在《言志对》一文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志向。客人问：“其志何在？”答以“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客人又问，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一类的官，而想当个“谏官”？答曰：“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果不其然，入仕后的他始终践行诺言，坚持忠国惠民的原则，嫉恶如仇，为民请命，舍生取义，成为受人敬仰的百姓代言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春霖考取御史第一，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旋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作为言官，他肩负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上任约六年，弹章数十本，劾及范围从庆亲王奕劻父子，至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直至都御史（监察御史的顶头上司），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弹劾内容涉及结党营私、卖国求荣，执法不公、贪赃腐败，鱼肉百姓、奢侈荒淫等罪行。义正词严，声震朝野。

最值得称道的是，江春霖弹劾庆亲王奕劻父子。当时，奕劻父子把持朝政，卖官纳贿，树党营私。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四月，江春霖专折奏劾直隶道员段芝贵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长子载振为寿礼（实是纳妾），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杨翠喜案”轰动全国。然而，奕劻父子反污江春霖诬言。对此，江春霖忍无可忍，连上两疏，载振不得不将翠喜“赠”给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索价3500两银子。接着，江春霖又上奏要求按律惩处他们，以伸国法，迫使载振具疏辞职。接着，他又多次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劻父子和洵、涛二郡王的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罪责。特别是他果敢地指出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指袁世凯等）。袁世凯因戊戌（1898年）告密之功，备受宠信，与奕劻父子互相勾结，权倾朝野，专横拔扈，不可一世，无人敢撄其锋。惟江御史与之针锋相对，在袁世凯祝寿（50岁生日）后的第19天，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初九日，专折严劾袁世凯“权势太重，请加裁抑”。疏中列举其十二条罪状：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宗。指出其危害是“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讨袁檄文。江御史因敢于批龙鳞、捋虎须，故有“直声震天下”之誉。时人评他“清御史第一人”。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年），江春霖在短短的几年间，所上的重要奏疏和奏片，多达六七十件，平均每月就有一件，且件件与国计民生有关，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故居与塑像

然而，历来敢于直言的江春霖，终因屡劾亲贵、权臣、疆吏，触怒了朝廷，被免去御史之职，遭受放逐。此事一时引起公愤。御史台除涂国盛一人外，其余53位官员联名奏请朝廷力争其收回成命，但无结果。江春霖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部而已。正如他的诗《由都察院还词馆乞归养亲留别都中知己》所言：“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御史台同僚素知其贫，大家凑上2000两银子，作为给他送行的赆仪，以示临别之敬意。春霖婉辞不受，并作《辞同台馈赆》以谢。诗曰：“同僚款洽别应难，盛饯躬逢况长官。归去已无三尺献，兴来且尽一杯欢。也知在宋金为赆，尚记过曹璧返盘。闽海舟车今已便，还乡莫作远行看。”京师政、学、商界知名人士齐聚湖广会馆欢送，人数以万计，许多市民，携老扶少，纷纷赶来送行，那场面有人形容“倾城而出”。都中人士送行诗文不下千首，近代著名小说翻译家林纾（林琴南）也画《梅阳归隐图》，并作序赠给他。

宣统三年（1911年）3月初，春霖南下返乡途经上海，各公团（14个团体）在张园、安垲等处开欢迎会，参加者达5000余人，盛况为晚清所罕见。回到莆田时，县城人士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与会者逾万人。时有乡人感叹道：“自黄未轩（仲昭）拜杖归里，莆人在此地开会欢迎之后，将及三百年，于今得再见之。”

江春霖故居

民意难违。皇帝只好以他“平日戆直，尚无劣迹”，谕旨责其“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显然，这只是平息民愤而已，无法掩盖江御史像黑夜长空中一颗耀眼星星的光芒，也无法抵消他针砭时弊，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笔锋的犀利，更无法贬低他正直廉洁的骨气和豪气。时人胡思敬的《退庐全集》这样称赞：“（他）妇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无车，每上封事，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贪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躠如故也。”

江御史在朝任职多年，洁身自守。回到梅阳村的老家，一不置田产，二不盖新屋，三不养奴婢，不改当年穷书生本色。正如他在《水仙》一诗中所云：“雪貌冰姿冷不禁，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他还谆谆教诲家中子侄要勤俭持家。如给其四子莚的信中云：“余近常与工人同食，所异者只一粝饭一壶浆而已，衣则补破遮寒即休，并未服一新鲜，汝岂未之知乎？” 足见其身教与言教并重。

江春霖故居

春霖被贬家居后，早上喝些米汤，就以园艺自娱，种梅数百株，移植枇杷100多株，以其所得作为零用之资。他在园门上题写一副对联云：“小园似庾子山，栽花犹幸多余地；当世无曹孟德，种菜何须更闭门。”过着这样穷日子，依然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往往亲董其事，力促其成。对施工的财物，不仅“不以丝粟自肥”，一切归为公用。如“修筑江口九里洋水渠、镇前海堤及梧塘沟尾堤（今涵江韩坝），募建哆头陡门、南埕海堤及林尾、唐安、深港潭井、鸡笼山、半洋、陈墩、霞坂、双霞溪各处石桥，皆底于成”。其中韩坝水利工程为民众命脉所系，7万亩良田受益，群众至今称颂其德。此外，为便利南北交通，他还募建萩芦溪大桥，如今桥上有座“御史亭”，就是群众为纪念他而建的。

民国3年（1914年），窃踞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为收买民心，以江春霖修韩坝水利工程有功，特授予一枚四等嘉禾勋章。这时春霖已蓄发装作道士，闻后笑而曰：“道人不需此也！”

民国7年（1918年）正月，江御史病逝于梅阳故里，享年六十四。著有《奏议》二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噩耗传出，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台湾、莆田等地纷纷隆重公祭。全国各地发来祭文、挽诗、挽联不计其数，由于种种原因，多已散失。现仅收入《江春霖集》中的有祭文5篇、挽诗6首、挽联44对。末代皇帝溥仪闻知，深为悼惜，委派帝师陈宝琛送来挽联：“七上弹章，惟有故臣悲故国；十年归养，那堪贤母哭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