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觅珍宝
——文史学家、藏书家洪卜仁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特邀研究员洪卜仁编审，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的史学家。数十年来他酷爱藏书，善于在沉寂的史料与档案中钩沉，从中发掘珍宝深入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福建地方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洪卜仁1928年出生于厦门，他自幼好学，少时曾跟一位国学造诣颇高的老师学习，随后开始收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青年时代，喜欢购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作品，尤嗜鲁迅杂文集，如《花边文学》《朝花夕拾》等，收集得较全。洪卜仁十几岁就当了记者，之后四处奔忙，藏书可谓忙里偷闲，故其书斋名曰“偷闲斋”。身为记者的他，发表过不少文章，1945年11月前后，常以“香山人”的笔名撰文，在《闽南新报》《太平洋晚报》等报上发表。当时，雷石榆为《闽南晚报》副刊主编，很赏识他，便交代手下人说：“香山人若来取稿费，请他来找我。”1947年，洪卜仁作为新闻记者赴台采访，听说雷石榆在台湾大学任教，特意前去拜访，两人叙旧兴奋异常。1949年，向往革命的洪卜仁投奔了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从事进步活动，结果家被国民党所抄，其“偷闲斋”藏书被扫荡一空。

解放后，洪卜仁历任惠安小学校长、厦门中学教师等职，此后对历史感兴趣，四处搜书，收藏的重点由文学作品转向地方文献与旧报刊资料，不久就又拥有大量藏品。洪先生才思敏捷、写考证文章出手极快，他在收集地方旧报刊资料的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篇幅较长的文章，发表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经过》一文，于1955年6月被《光明日报》登载，后经增补，福建人民出版社特意将此文出一专书。1956年3月1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闽南小刀会的反清起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他还在海外发表了《台湾人民的血海深仇》等不少文章。随着颇有影响的多篇文章的面世，洪先生名声在外，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准备聘他任教，并安排他接替朱维斡授原来教的课程。正当洪卜仁踌躇满志，准备在教坛、史苑大显身手之时，1957年，他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下到厦门盐场劳动，其人生从此历尽坎坷。没了工作和收入，经济拮据的他为了维持生计，只好忍痛割爱自己的部分藏书。他把一些地方文献，卖给厦门市图书馆，将一些旧报刊，售给北京古旧书店（今中国书店）及上海古旧书店。1959年，他还捐出部分旧报刊给厦门革命文物展览馆，这些旧报刊有《声援》《青年学生》等，多为解放前地下活动的有关资料。洪先生说这些资料很有价值，现大概收藏于福建省博物馆。并庆幸：“当时捐献的杂志、报纸、资料等，由私藏变为公藏，免遭“文革”被抄走焚毁的厄运，算是一大幸事。”数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其家又遭抄家厄运，“红卫兵”小将遵照上级“片纸不留”的指示，将他家所有的图书、报刊及地方文献资料一扫而空，连《毛泽东选集》《红旗》等书刊也全部抄走。此次劫难，令他痛心不已，其珍藏的所有清末民初的报刊资料荡然无存，至今不知去向，即便如此，他仍痴心不改，嗜书依旧。

改革开放后，担任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厦门方志办副主任、厦门市社科联副主席等职的洪先生，更加痴迷于收藏图书资料。在繁忙工作之余，他四处淘宝搜寻福建文史资料，尤其关注闽南及厦门的文史资料。不仅在厦门当地搜寻、采购，还常常利用出差、出国等各种外出机会寻访古旧书市，每次外出都会满载而归。在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旧书店，他也都购置书刊带回。1986年前后因工作需要，他在香港工作、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借此机会曾走访了香港五六家旧书店，选购了不少图书。他还在北京的潘家园、相国寺等处搜寻，都淘到好书。在北京的琉璃厂，他竟买到《金门县志》及华侨的刊物《南洋研究》等难得、可贵的书刊。在南京、上海的古旧书店，他购得三味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朱子全书》等数百本旧书。在福州古旧书店的收获最大，他竟发现了一些几乎失传的报纸、文章等，如华侨黄乃裳在福建办的福州第一份报纸《福报》，极具文物价值，后经他推荐，由福建省博物馆收藏，他也获赠两份。此外，他还淘到郁达夫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所作的报告，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考证，这是全国仅有的一份，极为珍贵。为此洪卜仁先生写了《喜出望外的发现》一文，1983年发表在《随笔》（花城出版社）第三期中，抒发了自己得到“孤本”的欣喜之情。鲁迅在厦门出版的《鼓浪》报纸，原来人们都认为只出过六期，而洪先生收藏的总共有四份，他则在其中发现了第七期。因为第七期这一重要的发现，后来《鲁迅全集》中的注释也由此而改写，使历史的真实得以还原。洪先生还是个热心人，他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还为蒲风、雷石榆、赵家欣、郭风等好友，查找到早年发表的一些作品。

数十年的淘宝历程中洪先生最引以为荣的是，1994年他发现了连横于1914年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档案。台湾被日本统治时期，民众均被改为日本国籍，1914年正是日本侵华气焰嚣张之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在中国能耀武扬威享受特权，而连横却毅然放弃它，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这充分表现了连横拳拳爱国之心与过人的胆识。这份档案默默存放了80年均无人发现，只有洪先生如此认真的有心人才能挖掘到这份珍宝。1994年洪先生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想查阅有关台湾的档案资料，突然发现一袋档案封面上写着“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八个大字，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记者的职业敏感，他立即调阅，一看便惊喜万分，竟是连横1914年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档案。消息一经传出，新华社驻厦门记者立即采访洪先生，随后发表了发现档案文章。接着，《福建日报》《港台信息报》也都刊载此消息，使他成了当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胡锦涛主席特意将这份档案馈赠回大陆访问的连战。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后，连战激动万分。

60多年来，洪卜仁先生的收入大多花费在收藏上，他曾用大量的资金购买书籍、报刊资料与图片等，仅缩微报纸就花了数万元。如今他仍不懈地在文史海洋中遨游，在教坛上耕耘，为福建地方史研究等领域做奉献，但他从未满足。为了表达好学不倦，积极进取之心，他特将自己的藏书室取名“知不足斋”。如今的“知不足斋”中，收藏的图书已近二万册，其中有大量的地方文献，以厦门、台湾及华侨的史志、文献资料为多，同时还收藏了厦门解放前所有报纸的缩微版，以及历年来他在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档案馆，拍摄、复印的大量资料及档案。在其所藏图书中，各类工具书搜集得最为齐全，因为那是他治学、研究时不可或缺之书。他珍爱自己所藏，将所有的图书、报纸、资料都分门别类地排列好，以方便撰文时查阅，并在藏书上钤有“洪卜仁藏书”印记。

收藏、研究与笔耕是洪卜仁一生的追求，刚被错划为右派时，他还坚持收集资料写文章，1958年在华南师范学院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刊物上，他以“洪玲”的笔名，发表了有关日本人在厦门租界的文章。到后来，杂志社要求文章必须加盖单位支部印章方能发表，就此断了他撰文发表之路。从1958年至1979年，在人生30~50岁这一黄金时期，洪卜仁被剥夺了研究历史的权利，浪费了21年大好时光。1979年落实政策后，洪先生被错划的右派得到了改正，当时华侨博物院与郑成功纪念馆都想调走他，但厦门某中学留住他不让走。1981年他重新走上历史教师岗位后，焕发了青春的他抓紧时间研究史学，撰写了《唐人考略》一文，发表在《学术月刊》（上海）1983年第三期上。又在《福建论坛》发表了有关华侨黄奕住的文章。1981年洪先生为编《八闽纵横》，每天下班后带一块面包，到厦门图书馆查阅《福建日报》，从下午一直查到晚上8点。整整坚持了数月，他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两本《福建大事记》，书中附有福建各县市解放的具体时间。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资料，他还编有《江声》《星光》《中央》《立人》《达报》（１９４５.１２—1949.10）的索引，另编有《厦门日报》（1949.10.21—1966.6）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索引。知识广博的洪先生，被人们誉为厦门地方史的“活字典”，

并称赞他腹有诗书，一个人就相当于一个图书馆，因此，常应聘授课。2007年5月，香港浸会大学也慕名聘请他为研究生讲授福建地方文献。数十年来，他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对台文化交流不辞辛劳，奔波于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及东南亚各国间。他读书、撰著不休，曾担任《中国经济特区简志》《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十周年》副主编，《厦门市土地志》总纂，《近代厦门经济社会概况》的执编。主编有《闽南革命史》《厦门科学研究十年》《陈嘉庚与福建抗战》《厦门与香港》等20多部书，其中一些书还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他早年就为海外华文报刊写稿，1955年后曾连续撰写了《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笺证》等文章，发表于印尼华文《新报》等报刊。在担任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期间，他应中新社福建分社之约，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星槟日报》《菲华时报》、香港《文汇报》《华人》等报纸、杂志，发表了40多篇专稿，其中的《福建史话》，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连载23篇，等于给海外同胞上了一堂福建历史课。他还考证了胡文虎先生的生平，摘掉了胡文虎是汉奸的帽子，还其历史清白，使其后人极为感动。

洪先生在厦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开发利用，以及地方史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此厦门图书馆于2003年5月30日，聘请他为“厦门图书馆文献研究顾问”，并成立了“洪卜仁工作室”。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洪先生，也无私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厦门图书馆的青年人，使地方史的研究工作得到更好的传承。洪先生虽年已81高龄，但他鹤发童颜，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笔耕不辍。2008年3月，他参加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成立55周年会议期间，还抽空到省里各大图书馆及省档案馆去查阅资料。如今他还担任《厦门文史丛书》主编，陆续著有《厦门名人故居》《厦门电影百年》等8本书，现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搜集有关厦门造船的史料，2008年7月22日，洪老先生不畏夏日酷暑又一次来到省城福州，奔走于档案馆与各大图书馆间查阅资料（期间笔者有幸作陪，帮其检索资料及购书），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洪老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