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名人和一块诗刻的故事
在庐山天池峰的山道旁有一座精石镶嵌、六角翘空、十分别致的石亭，亭中有块巨石，巨石上端刻着“照江崖”3个楷书大字。此3个大字，据明朝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桑乔所撰《庐山纪事》记载，为刘世扬所题。刘世扬在嘉靖年间曾在朝廷任给事中，后长期主事庐山白鹿洞书院。在“照江崖”3个大字的下方，还刻有一首诗：
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这首诗是谁刻在这儿的？边款题有：“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所作所书。
建亭的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近代名人汪精卫。汪精卫缘何建石亭保护王阳明诗刻？
1933年夏初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久久地佇立在“照江崖”巨石前，仔细咀嚼着这首诗。显然，诗的内容引起了汪精卫强烈的共鸣。近些年来，他的内心深处积压了太多的幽愤。
汪精卫虽然只比蒋介石大4岁，但资历比蒋要深得多，影响也曾比蒋要大得多，威信也曾比蒋要高得多。然而，颇有心计的蒋介石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手中。汪精卫只好屈居蒋之后。
汪精卫十分喜欢王阳明的这首诗。他看到刻诗的“照江崖”巨石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天长日久，难免会逐渐磨损、湮没。他想到前两年，文人雅士陈三立、李凤高、吴宗慈等人筹资，在花径景区建亭，保护刻有相传是白居易手迹的“花径”二字的石块，一时传为佳话。
于是，汪精卫也决定自己出资建亭保护王阳明诗刻，并且亭子一定要比陈三立等人建的木亭要好，要更高档。不久，一座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分精巧别致的六角石亭便耸立在“照江崖”巨石之上，将整块巨石完全笼罩于亭中，不但起到了保护诗刻的作用，更为诗刻增添了光彩，使诗刻、巨石、石亭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汪精卫对石亭很满意，想到自己很可能因建石亭将会和历史上的大名人王阳明长久地联系在一起，很是开心，特赋诗一首《阳明诗石亭落成题壁》：“瀑响龙潭静可听，兼收画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双镜，吴楚青苍共一屏。世态佛灯搀鬼火，道心明月定风霆。飘然拄杖撞天去，片石空留手泽馨。”汪诗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幽愤。
但汪精卫到底与王阳明不同。历史已经证明，王阳明写诗时并无反心，后来还升了大官；汪精卫却为了重温“老大”的旧梦，不惜叛国投敌做傀儡，最终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历史不可能重复，只能往前走。1959年7月，庐山政治风云激荡。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们是上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此次会议使他们的心情沉重。7月底的一天下午，这一行人慢慢向天池峰走去，来到了王阳明诗刻前。他们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石上的刻诗。田家英开口说道：“王阳明是大理学家，据说很会‘格物致知’，我不大信服。但这首诗倒好像有些预见性，诗中描写的自然现象和我们现在开会的情形似乎有些相似，‘山下’的人，又怎么知道‘山上’开会的情景呀。”众人听了，都一时无语，又都勾起了回忆。
是啊，“山下”的人都以为“山上”开的重要会议，参会的都是德高望重、高瞻远瞩的领导，一定是同心同德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又怎会知晓会议的真实情况。
7月2日开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调整修改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田家英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十分了解，极为担忧，因此，对此次庐山会议开始纠“左”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拥护。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史称“万言书”），详细谈了自己对当前“左倾”、“冒进”的错误倾向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真实看法，要求中央深挖原因，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于7月16日给彭德怀的长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大会讨论。田家英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总的意见。谁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大会上，对彭德怀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会议方向骤然转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由轻松愉快的“神仙会”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路线”斗争会。中央还临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大为困惑、大为不解，也极为不满。
站在“照江崖”巨石旁，37岁的田家英眺望着山麓绵延起伏的山岗、奔腾不息的长江，心中久久难以平静。田家英出身四川的贫苦人家，初中没读完便去药店当学徒，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6岁加入共产党，靠刻苦自学成为党内著名的“秀才”，28岁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极爱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深受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他极为敬重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林则徐，特意请篆刻家将林则徐的两句名诗刻为两枚对章：“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林诗“敢”作“岂”）。解放后，田家英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而勤奋工作，他经常受毛泽东委托，去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及时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在陪同毛泽东前来庐山开会的途中和会议前期，田家英还多次向毛泽东坦率地谈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庐山会议的突然转向感到万分震惊，对敢说真话的同志遭到严厉打击而极为不满，他更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刻上的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李锐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本是岳阳楼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他写下这副对联，正好婉转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田家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一位坚守自己方正人格的人。1980年３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为“文革”中惨死的田家英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力群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就对田家英的高贵人品做了充分肯定：“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李锐在几十年后写的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田家英在庐山上写对联一事，并特意为此赋诗一首：“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他用此诗表达对田家英的缅怀。
这就是3位名人与“照江崖”诗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