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情

许多有关鲁迅和瞿秋白之间友谊的文章，常常引用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至于两人何以“知己”？文章大多没有很好说明。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从鲁迅与瞿秋白在心灵上、精神上、气质上等方面来分析，以展现鲁迅与瞿秋白之间那些鲜为人知的“知己”和深厚的革命友情之来龙去脉。

同志相称，意义非凡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下，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瞿秋白遭遇这次打击，想静下心来从事写作，便萌发了拜见鲁迅的念头。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很振奋，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

鲁迅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瞿秋白，但对他的文笔优美，一直存有良好的印象。听说瞿秋白想从事写作，内心甚是赞赏。鲁迅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从俄文版本直接翻译，他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件工作。

谈起瞿秋白，鲁迅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他对冯雪峰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1931年的一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

这段时间，鲁迅通过冯雪峰之手，多次将外文著作交给瞿秋白翻译。其中有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今译唐·吉诃德，作者注)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

瞿秋白的文笔流畅而又亮丽，经他翻译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鲁迅与瞿秋白虽然从来没有见面，但两人之间是那样的亲密无间，他们经常在信中探讨人生与社会。有一次，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以“同志”相称，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

风雨同舟，三次避难

一年多的书信来往，鲁迅与瞿秋白已经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到鲁迅家作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两人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小海婴时而在他们胯间钻来钻去，嬉笑玩耍，满室喜气洋洋。

时间在欢谈中过得特别快，到了中午，还感意犹未尽，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又是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惜别。许广平还是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时，就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现在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见面后，两位文学巨人，竟像小孩子似的，拥抱而别。瞿秋白对鲁迅更是相见恨晚，仍期待着与鲁迅的再次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可是，笼罩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给他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1931年9月1日上午，天空中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

对当时穷困潦倒的瞿秋白来说，鲁迅夫妇能到自己家里作客，那是梦寐以求的事啊！瞿秋白像接待老朋友似的，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看着他们谈兴正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悄然退出，来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当他们迟迟坐下用餐时，才发觉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中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仍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上世纪30年代，正是蒋介石疯狂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3年3月，瞿秋白再次转移住址。3月底，在上海天空的寒风里，已然有了春天的气息。鲁迅乘着底色掩护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

多次援手，苦渡难关

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虽然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但在国民党的眼中，他仍然是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为了保护瞿秋白，中共每月发给瞿秋白十七元钱生活费用。在当时的上海，这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唯能糊口而已，难以调养虚弱的病体。

鲁迅对瞿秋白的困难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为了不使瞿秋白为难，鲁迅就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他的困窘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之于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

1934年2月16日上午10时，英国大文豪肖伯纳到上海旅游，立刻引起了轰动。尽管肖伯纳在上海只停留1天，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肖伯纳在上海发表的演讲中，已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毁誉不一。一时间，肖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

他们很快投入工作，许广平到上海北四川路的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写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肖伯纳在上海》。

文人大多有清高的个性，鲁迅知道以瞿秋白的性格是不愿接受别人馈赠的，而让读书人以卖文所得，来弥补贫乏的经济来源，是鲁迅帮助瞿秋白的最好方法。《肖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朋友相交，贵在交心。瞿秋白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并全面、准确地介绍、评价鲁迅。他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排除所有干扰，专心致志地开始阅读和写作。白天，他躺在床上阅读鲁迅的作品，夜深人静时，便一人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不停地写着，一直到天明。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的多。”

瞿秋白的这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长达17000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序言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这时候，瞿秋白遭遇了特务的跟踪，为了安全起见，瞿秋白又搬到鲁迅家避难。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脸，鲁迅心中泛起阵阵凄楚的痛惜之情，他更多想到的是尽其所能帮助瞿秋白。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这里的“《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渡过生活的难关。

英勇就义，友谊浩然

1934年，春节一过，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临行前，他向鲁迅辞行。这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回家后，瞿秋白满面笑容的告诉杨之华：“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小海婴也很可爱。”

从上海到江西瑞金，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瞿秋白行程旅途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朋友离别，鲁迅也是依依不舍，他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他致信曹靖华说：“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它”、“惟它”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

考虑到瞿秋白当时身体虚弱等种种原因，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体，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他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了，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信末署名“林其祥”。

显然，瞿秋白在编造假履历，并将此告诉亲友，以诓骗敌人。接着，他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给周建人去信说，天气冷了，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钱，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他是可以释放的。

鲁迅接到这封信，头上的白发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他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50元和生活用品。鲁迅刚从邮局汇出，报纸便公开登载瞿秋白被捕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他的生命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鲁迅心急如焚，曾和陈望道相商，发起—个公开的营救活动，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行。现在，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

鲁迅通过种种渠道获悉，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7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虽然经过中共地下党人员的多方努力，营救瞿秋白还是失败了。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冷静的。他告诉曹靖华：“中国事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

失去了瞿秋白，鲁迅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一位文学巨人，他把所有的爱与恨全部化作了文字的子弹，射向了敌人。之后，鲁迅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海上述林》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