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聂耳
田汉与聂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代文艺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是著名的人民戏剧家，一位是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20世纪30年代，共同创作、充分体现我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与传播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国弱民穷。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狂潮。东邻日本扩张野心更急剧膨胀，继1894年强占我台湾之后，又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入侵我东北，妄图吞获中国进而霸占亚洲及世界。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一再呼吁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多爱国志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纷纷拿起武器组织义勇军到东北和长城一带开展抗日活动，全国各地民众主张抗日救国的呼声更是一浪高一浪。
处于上海的明月歌舞社，“九·一八”事变后仍然主演风花雪月歌舞。这引起了进入该社不久的青年聂耳极大不满，并于1932年毅然转入联华影业及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这时的田汉已是中国著名的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得知聂耳的非凡经历和要求进步强烈愿望后，主动找聂耳彻夜长谈。田汉对聂耳音乐才华十分赞赏，便介绍他参加了左翼音乐小组。1933年田汉又介绍聂耳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志同道合，志趣相投，政治目标一致基础上，两人开始了比较短暂却异常精彩的音乐艺术上的密切合作。他们共同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开矿歌》，内容描写开矿工人的苦难生活与呐喊，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从1932年至1935年，他们用同样方式共同创作了《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打长江》、《苦力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吹响了中华民族坚持反帝、反侵略和力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斗号角。
田汉的儿子田申，前些年回忆他父亲生前的艺术生涯时，认为田汉与聂耳之所以能共同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伟大歌曲，绝非偶然。他说，当年他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有一段时间田汉经常带着聂耳到黄浦江边观看码头工人的生活，因此萌发了编写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创作欲。这部作品描写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和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勇敢地将日本侵略者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军火扔到黄浦江里的故事。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有一首《苦力歌》又名《前进歌》，歌词大意是“兄弟们！大家一条心，……我们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些歌词后来在《义勇军进行曲》里再次出现。田申认为《前进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序曲。
1934年冬，田汉以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时候，踊跃参加抗日斗争故事为题材，写下了《风云儿女》电影剧本的故事梗概（剧本由夏衍创作），紧接着又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剧主题歌的原版歌词，但还来不及修改完善，田汉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即相继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年轻的共产党员聂耳获悉此事，气愤至极，便立即跑去找夏衍，主动要求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说：“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面对充满爱国激情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热血沸腾了，面前仿佛响起一阵阵雄壮的义勇军进军号,—批中华儿女，为了不做亡国奴，要用血和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他当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1258号3楼居室内，通宵达旦地连熬两昼夜，终于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初稿。事后他对《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以为我发疯了，跑到楼上骂了我一顿。”
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秘密离沪，转赴日本。继续将《义勇军进行曲》初稿修改。4月末，聂耳将歌谱的定稿本从东京寄回上海电通公司。该公司在1935年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杂志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聂耳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创作过程中，为了增强歌曲的效果和力度，对原歌词作了几处修改，主要有三处：一是将其中“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后面，加了“起来！起来！起来！”六个字和三个感叹号。二是将原歌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三是在原歌词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后面再画龙点睛般的加一个“进！”字。
1935年7月田汉被徐悲鸿保释出狱的当天，首次听到有人公开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十分高兴。他对聂耳为这首歌词谱曲、并对原歌词所作的几处修改也感到十分满意。他说：“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谱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百万人的心声。”
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首次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后，随即挥毫题词曰:“垂死的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的民族心里乃有田汉的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乃知，此人必不死，其民族必不亡！”
1935年端午节后，故事片《风云儿女》在上海电通公司摄制完成，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唱响，随即引起观众的极大轰动！
同年6月7日10时，抗日救亡歌曲指挥家刘良模，在上海西门露天公共体育场，站在两米多高的木梯凳上，指挥5000多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不久，持枪的国民党武警奉命包围了整个会场。刘良模随即拿起话筒对警察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们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歌曲。”他说完继续指挥大家唱歌。警察们仔细听着、听着，爱国心逐渐被唤醒。当全场齐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在场警察竟然也和几千群众一齐唱起来了！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刘良模曾率领合唱团到浙江金华一带慰问抗日部队，到处传唱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抗日救亡歌曲。1939年春，周恩来路过金华，对刘良模的善举表示赞赏，鼓励他将抗日救亡活动继续进行下去！
1936年6月，主张抗日的张学良将军，为适应形势需要，在陕西办起“长安军官训练团”，一天晚上他走进学员们的窑洞宿舍，听到外面有人唱起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一心思念收复东北失地的张学良，情不自禁地跳上窑洞的土坑，指挥大家一起歌唱《义勇军进行曲》。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军训团的学员中，而且在东北军所属部队里传唱开了。
早在1935年5月9日，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就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了首版唱片。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声援中国军民奋起抗日，他先后到了法国和东南亚等地进行巡回募捐演出，每次活动，都组织当地华侨华人大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任光回国后，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
抗战期间，为鼓舞抗日军民斗志，《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不仅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成为公认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战歌，同时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战歌。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曾在纽约、布拉格和莫斯科等有关保卫世界和平集会上，分别用中英文歌词，大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被美国国务院选定为在联合国胜利日，正式演奏的代表中国的歌曲。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和雄壮有力的歌声传遍了全世界。
《义勇军进行曲》确立为新中国国歌
1949年秋，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即将在北平召开之际，曾向全国公开发布新中国国歌征集启事，启事刊出后，得到海内外人士的热烈响应，共收到应征稿件632件，词谱694首。应征来稿虽多，但不够理想。同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协商座谈会。通过民主协商，国旗、国徽、国都、纪年问题，都已顺利解决，只剩国歌一项尚未确定。时间又紧迫，怎么办？大家都很着急。会上，徐悲鸿委员首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有远见的建议。他认为这支歌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唱出了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还说：人民在胜利中不要忘记过去的斗争，因为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马叙伦、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但有的委员认为，新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原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应作些修改。张奚若、黄炎培、梁思成等委员认为这首歌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以法国的《马赛曲》为例。田汉委员说：“我和聂耳合作过一些歌曲。聂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容易驾驭的语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会上，刚从海外归来的宗教界委员、音乐指挥家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广泛传播的情况后认为，这首歌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颂扬，他坚决主张将它升格为新中国国歌。
会上毛泽东、周恩来赞成今后仍然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国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作长期斗争；并认为，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周恩来还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舞人心，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亦有同感。参加座谈会的绝大多数人也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可以作为代国歌而不须修改原歌词。座谈会结束时，大家一齐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全国新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礼炮齐鸣，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时年29岁的罗浪指挥200人军乐团团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演奏了新中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据罗老后来回忆：“军乐团事先经过反复排练。10月1日下午两点，我带领军乐团进入会场。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我就挥起指挥棒，《义勇军进行曲》立刻响彻了中华大地。”
1978年《义勇军进行曲》经集体重新填词，删去了国歌前面的“代”字，正式确立为国歌；1982年恢复原歌词再次确立为国歌；2004年它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义勇军进行曲》曾经鼓舞亿万中国人民为抗击日寇疯狂侵略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过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必将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祖国完全统一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