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文化大旗的人

——赵毅敏从陕北到中南

赵毅敏（1904—2002年）原名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

1935年初，赵毅敏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名赵毅敏。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毛泽东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到鲁艺后，赵毅敏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汇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并趁机汇报了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有毛主席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央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还贫苦，且产生了一些怨言。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不利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是一种传统文化，尽管粗犷，我们不能看不起。他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对此，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长4年之中，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当他看到中南文工团（原冀察热辽鲁艺人员为骨干）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连演奏《国际歌》都定不准音调，他就专门派人赴香港采购成套管弦乐器，使文工团可以演奏中外著名乐曲，许多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家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迅猛发展翘起了大拇指。

赵毅敏还主持决定在武汉著名的“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兴建实验剧场，包括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综合性文化设施。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感到吃惊。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国来访客人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爱护和信任文艺家颇负盛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内地。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卖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币1万元），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赵毅敏亲自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内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原籍河南、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活动结束后，常香玉果然将演出收入捐赠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赵毅敏闻讯，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京剧著名演员赵燕侠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中南报纸因为她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摘她“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地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赵燕侠听到赵毅敏的讲话后很受感动，后来成为减薪的带头人。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1958年5月5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2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