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隐身28年的“共和国铸剑师”

王玉琴

习近平给于敏颁奖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逝世的消息刚发布，网上便出现一片“沉痛送别，致敬民族脊梁”声浪。于敏，隐姓埋名28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用毕生精力缔造了惊天伟业。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人们才认识这位过着“沉默的人生”的“中国氢弹之父”。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宁河县。1949年，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硕士毕业后，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接下来的几年间，于敏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论文。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他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被称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他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研制核武器我国的权威物理学家中，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而只有于敏一人未曾留过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核物理专家。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中国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氢弹设计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不仅任务重，而且必须隐姓埋名，忘我工作。1965年，于敏调入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从事的工作是保密的，平时连夫人孙玉芹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有一天，女儿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同事说ρ（希腊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孙玉芹听了哑口失笑。

“中国氢弹之父”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主要花时在计算的繁复之上。而当时外国计算器比我国先进，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台大型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了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在这种情况下，于敏领导下的工作组就靠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各种有关数据。就这样，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成功氢弹的世界纪录！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并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较低、聚变较低，并不符合要求。此后的一个月时间，于敏反复总结经验，又带领同事们计算出新一批模型，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数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中重要问题。解决问题后，他当即用隐语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回话：“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过去。”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与于敏等人投入新的攻关。

氢弹原理突破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试验工作。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心里十分激动，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惊喜地说：“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至此，我国已经取得了制造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条件！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8时整，新疆罗布泊，随着指挥员一声“起爆”的指令，一架飞机的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出现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过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毁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也吹出18米远；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削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之父”。　

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时，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时，只听见于敏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他就冲上前去，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他就是这样把生死置之度外，愿意用整个生命去投入。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连续进行。当时，于敏身体很虚弱，走路和上台阶都很困难，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挪上去。为了现场观测热试验火球，他被同事扶着爬上山岗，累得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进行另一场核试验时，于敏又和同事们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临时专列。途中，除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胃病复发，整整四天四夜，受病疼折磨。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从西南回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一天深夜，他突然休克。妻子发现后，急忙将他送医，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出院后，为了完成任务，他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原子弹和氢弹试爆成功后，于敏一行又一次深入大漠深处。试验场处于罗布泊腹地，极目所视，唯有整片的盐碱地，地上寸草不生，天上连个鸟影子都看不到。罗布泊冬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夏天地表温度却高达四五十摄氏度，而且昼夜温差大。于敏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并落下了胃炎，双腿也冻出了关节炎。病情发作时，时常疼得他死去活来，整夜无法入睡。然而，他以坚强的毅力，长年坚持一次次核试验，不断对中国核武做着改良工作，以求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有一次，当于敏好不容易挤出几天假期回到北京探亲，妻子孙玉芹看着门外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皴裂的长头发“流浪汉”，不禁发问：“您找谁？”当孙玉芹终于认出眼前这个落魄的汉子正是她和孩子们日思夜想的亲人时，禁不住抱住于敏放声大哭。这时，于敏反而安慰起妻子：“没什么，不就是去野外搞科考嘛。”

“共和国铸剑师”

20世纪80年代，我国原子弹、氢弹相继研制成功，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骨干相继离开九院，只留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于敏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性能还需提高的同时，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他的留下，要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在这关键时期，身体十分虚弱的于敏没有离开试验场半步，同事经常听到他在黄沙大漠中高声吟诵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悲壮诗句，看到他屹立在寒风里坚忍不拔的身姿。在他和同事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

于敏的“硬骨头”精神，还体现在“文革”时期，一位军管领导曾胁迫他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他没有屈服，反而在会议上进行反驳，说：“这次试验的理论方案并无问题，只是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从来不存在所谓路线问题”。他还表示：“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1986年，我国热核试验还没做完，数据还未完整得到，必须加速进行核武建设，不然可能功亏一篑。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呈上建议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于敏等人的那次上书，被中央采纳，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为完善我国的核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被誉为“共和国铸剑师”。

自从一脚迈进核武研发的神秘道路，于敏低调“隐身”，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并先后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2015年1月9日，中科院院士于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这位九旬老人颁发了奖励证书。2018年12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