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的左权

朱德总司令曾说，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这时也是日寇侵华气焰最嚣张的时期，左权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一度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既运筹帷幄，又挥戈前线。作为八路军的一位领导人，左权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有深刻的理解，胸怀全局，谋虑深远，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贯彻党中央关于华北抗战的方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38年7、8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挥八路军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部队迅速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又被分割封锁，司令部工作亟须加强。对于司令部建设，左权始终强调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1938年冬，左权亲自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我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说左权是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是毫不夸张的。

为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左权写出了《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新战士的军事教育》等文章，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对日作战的教练，少而精，深入的政治工作等项教练原则。从1939年春天起，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他先后3次协助八路军总部进行整军，并注重对部队官兵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参谋长，左权“不但谋兵，而且谋粮”。1940年冬，八路军首次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左权作了题为《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的报告。在稍后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讲了《各种情况下的后勤工作》。他还亲手在黎城县创建了黄崖洞枪炮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不但生产“太行造”的步枪，还生产炮弹、七九步枪和掷弹筒。1941年冬季，日寇在进行大扫荡时，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五千顽敌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人，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最新纪录。

左权深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在云阳八路军总部编印了《情报》第一号，并批示：“获得之关于日寇侵华材料，汇编印发以供研究，特此通报。”凡是缴获的敌军文件、刊物，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敌伪材料，他都细心研究，从分析敌我双方的战况中，探索规律，确定今后之对策。有一段时期，左权经常每半月或一个月写一篇有关华北抗战的军事动态评述，就对敌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加以强调。在《“扫荡”和反“扫荡”的一年》这篇著名文章里，左权综述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情况，介绍了日寇“扫荡”的方针和特点，总结了我军争取“反扫荡”胜利的六条经验。在《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在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此外，左权还组织总部巡视团到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帮助部队开办短期集训班，传播和交流经验，培养干部。

研究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左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八路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在研究总结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左权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以大参谋才具有的战略眼光”撰写了《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极有远见地指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创造“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同时，要加强对战争经验、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要学习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要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成熟的军事思想，从而把我国的军事理论推向前进，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他还用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反复论证了下列军事原理：“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一切战略战术，都是依存于各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依存于各阶段的生产力，而向前运动的”；“决定战争最主要的是靠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与战术。”由此可见，从政治分析入手，注重军事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把军事工作放在全局中应有的位置上，是左权大量军事著作的重要立足点。

“实践出真知。”左权之所以能参善谋，能文能武，一个重要因素是勤奋好学，亲历亲为，善于总结。就拿著名的“百团大战”来说吧。这场震惊中外的战役，其主要计划、组织、指挥者就有左权。1940年7月中旬，左权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129师师部，同刘、邓首长谈了彭德怀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会谈中，他很虚心地征求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回到总部后，他按照彭德怀的交代，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由彭德怀审阅签发的。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协助彭总指挥作战。正当战役将要取得胜利但尚未结束之前，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令人惊叹。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次‘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生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撰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一文，作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发表。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的投降逆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此，周恩来曾说：“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稍微了解民族抗战史的人，都会想到‘百团大战’。”毛泽东也曾说：“百团大战，怎么团在一起的？这要多亏左权同志。”

可惜的是，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殉国，时年仅37岁。